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的紀實報導《二手時間》裡，講述了一則關於房屋的悲劇故事：

在蘇聯史達林時代常見的公共集合住宅，5個家庭住在一起，27個人共用一間廚房與浴室，因空間的擠迫常生嫌隙。

其中有兩位女子是朋友，一個有5歲的女兒，另一位則是獨身一人。在公共住宅中，常見的事情就是互相監視和偷聽。房間只有10平方米的人，就嫉妒有25平方米的人。有一晚祕密警察來了，5歲女孩的媽媽被帶走，臨走前她托孤給獨身女友，請她幫忙照看女兒。女友很有義氣，接手了那個女孩，女孩開始叫她媽媽，安妮雅媽媽。

17年後，女人從勞改營回來，她激動地把女友從頭吻到腳。在黑暗時代，原來還有金子一般堅真純粹的友情。

又過了幾年，到了戈巴契夫時代，檔案開放。女人好奇地去翻了自己的卷宗，打開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發者，那麼熟悉的字跡，是安妮雅媽媽。當年告密後，安妮雅接收了女人較大的房間。

「可以忍受勞改營，不能忍受的是人性。」女人當天回家後就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王安憶的新作《考工記》裡，同樣用一座宅子，寫透了中國文革時期的幽黯之心。

這座建造於晚清的貴冑大宅叫「半水樓」，和台灣還有些淵源。陳家老祖宗從台灣來到上海，在上海灘建碼頭經營海運，所累積下的資產除了造園建樓，還可讓三代人賦閒在家，不事生產。

故事從第四代陳書玉說起。時間來到太平洋戰爭的末尾，戰時逃難到西南避禍的陳書玉，鞋底磨穿、歷經周折回到上海，在月光下回到空無一人的祖宅。

夜色中家具擺設一切如舊，各安其位，首先聽到宅第的聲音，那是一種「崩裂的銳叫，來自木頭的縮漲，由氣候的乾濕度引起。」木頭的迸裂脆響，彷彿老屋是個活物，有其意志。

木建築的結構，全用榫接工法咬合，不用一根鉚釘，能歷經百年而不散架，是建築上的鬼斧神工。樓宇建在上海的中軸線上，對準天上北斗七星，樑上是八仙過海細緻雕工，簷下擱兩口大缸，放幾尾鯽魚，聽雨聲也聽魚噗呲擺尾。黃花梨木桌上鋪上雪白宣紙，磨墨臨摹，清一色亡國貴族的瘦金體。那是晚明李漁《閒情偶寄》的生活意趣，歷經辛亥革命剪去辮子迎來了民國，也挨過日佔時期的委屈。宅內彷彿洞天福地，天上人間，活在雲端，腳不著地，不惹一丁點塵埃。

1949年共產黨過江來，又是另一番翻天覆地的新局面。王安憶不直寫「大時代」，而是從黎民百姓的行走坐臥、街市即景得到徵兆，從一個小物件微觀家族興衰，從一顆水滴折射出整個世界。

先出事的是一套明式家具，1949年國民黨人急著跑路而廉價出手，來源可議，接手的犯上通敵重罪，將店鋪地產上繳，貴公子離了千金小姐，選擇偏遠又貧瘠的川沙作原籍，從此斷開階級，塵土撲面，娶了鄉下女人過日子。

1949年後一連串的反右、土改，終於要搬演大戲，那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一套明式家具尚且逃不過，又何況是一整座富貴外顯的半水樓呢？

「大虞問起他家的祖宅，政府有沒有收走。阿陳苦笑：我倒是天天等著來收，就是不來！大虞嘆息一聲：有個笑話，說某人樓上鄰居每晚上床，脫一隻靴子，地板咚一聲響，再脫一隻靴子，再咚一聲響，有一日，第一響過去了，第二響卻不來──陳書玉接過去：我就是這個人，你和朱朱，樓上的靴子都脫齊了，我還在等！」

在最後的審判下來之前，宅子已經先被大量外來鄉村移民所搭建的簡陋棚屋包圍，像黏覆的魚鱗一層一層往外擴散，鄉下人門前有隙地就種幾行菜，以豬糞澆肥，收割翠綠青菜，卻臭不可當，也就地放養雞，雞屎滴落一地。骯髒擠仄，半水樓簡直像明珠蒙塵，黯淡不已。

共和國成立，越是出身低微的人越能挺直腰桿，棚屋侵門入戶，推倒了半水樓的一面牆。陳書玉本欲宣示主權，據理力爭，準備擲出瓦片的手被家中長輩拉回。長輩沒出過社會沒幹過一日力氣活，卻熟讀古書，歷史上農民起義作亂，改朝換代推波助瀾的總是這些人，惹不得。

既然招惹不得，就乾脆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門戶大開，讓瓶蓋工廠進駐。引入鏗鏘金屬聲，進入卓別林流水工廠線的摩登時代，五行裡金克木，百年來緊緊咬合的木建築終於在金屬日日震動下開始鬆動，相剋後則是相生，因為瓶蓋廠，文化大革命抄家最烈時，紅衛兵看在工廠的份上，原本沖天的戾氣不由得削減幾分。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圍繞百年老宅而生的羨妒嫉恨，像樹藤一樣糾纏蔓生。瓶蓋廠裡的老廚子，原先是小廚子，小時候曾跟隨父親進園辦宴：

「也是這廚房，柴灶上坐著高湯的瓦缽，晝夜不熄火。老廚子用筷子根夾起自己盤裡的蝦，送到他盤子，似乎感謝有人聽他說話，不是別人，正是園子的後人。誰想得到，會有一日，面對面坐著吃飯。」

陳書玉和老廚子平起平坐，這是新時代的齊頭平等，然而原本讓人伺候著的，無能明瞭傭僕心事，無從知曉飢腸轆轆站著看人吃飯，是什麼感覺。

「原來，原來，老廚子有一雙鷹眼！平日裡總是半垂，打著盹。他的心跳得很快，因為心虛，還是事實如此，從這眼裡，看見了仇恨⋯⋯他渾身冰涼，手腳麻木，幾乎動彈不了。月亮移了一點，眼前是光，人卻在影地裡。」

王安憶本就擅長寫市井小人物，在2001年的小說《富萍》中，她寫活了在上海幫傭的傭僕群像。《考工記》寫底層人的嫉恨與潑辣，也寫有產者的懦軟與退懼，兩種階級在書中其實就像那木建築互相咬合的榫頭和榫眼，有時能鑲嵌得恰恰好，有時卻因熱漲冷縮發出了「崩裂的銳叫」。在階級對立的鬥爭者與被鬥爭者之間，王安憶以其文學筆法，騰出了大量的灰色地帶，在那裡就像木與金，半水樓與瓶蓋廠，絕對相剋，但也相生。

金戈鐵馬咄咄逼人的殺傷力，還需樹木的溫厚蘊藉才得以緩和下來。樹木根植於土壤活水，那也是常民百姓的根基所在。在凶險之下，安然靜美的總是尋常生活：

「放假的小學生在後門口玩彈子和刮片的遊戲，嫻靜些的女孩幫大人剝毛豆，午睡剛起，臉上印著枕席的花紋，表情迷茫。後窗裡已經有廚作的動靜，自來水嘩嘩響。樓上人家在收衣服，空氣裡瀰漫清爽的肥皂味。夏日的午後格外漫長，長到惘然，卻是心安。」

故事來到最後，矮著身謙退避讓了這些年，木造半水樓與落拓公子終能保全，但接下來則是開發地產、市場經濟的巨輪輾來， China即是「拆那」，旁邊低矮的棚戶違建都拆了，半水樓不再像從前鶴立雞群，而是高樓蓋起，又將它層層圍住。老建築被指定了古蹟，但後代產權紛亂，修護也陷入泥淖，這是同時存在於台灣的文化資產與都市更新的拉鋸難題。宅子像文革時期一樣，再度妾身未明，但也無所謂了，「這宅子日夜在碎下來，碎成齏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