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那紙寄給社區500位居民的存證信函，田素義大哥也許還過著雖住在社區、卻與社區疏離的生活，更別提和小時候常玩耍的樹木重拾感情。

住了40多年的地方，說疏離，其實是現代人的慣性，「說實話，從前就是早上出門晚上進門，碰到左右鄰居，住久了總是看過，但頂多就是點個頭，這幾年因為台大拆遷的事情，參加（紹興權益）促進會，也才跟大家比較認識，有些過去沒做過的事情、活動。」例如，讓學程成員津津樂道的芒果青，就是田素義在社區活動獻出的處女作。

芒果青的原料，是從林森南路32巷口的芒果樹而來。這株芒果樹比仁愛路上的百年大芒果年輕，品種也不同，是外型較小、口感也較酸澀的土芒果，但用來醃製芒果青卻恰能成就絕佳酸甜味。這是田大哥的童年滋味嗎？我問。「不是，我們小時候不這樣吃的，而且芒果樹那裡不是我們活動的區域。」社區說大不大，對孩童來說卻是整個世界，從前家戶人口多，小朋友也動物一樣劃分地盤，32巷對住在38巷的田大哥來說，儼然另一個國度。

所以，要不是社區裡一位薛大哥有次撿了芒果要他嚐嚐，田大哥恐怕不會知道社區裡的芒果口感真不錯，也不會清楚意識到，除了人會一夕面臨無家可回的劇變，芒果樹也會因外在氣候的異變，到12月才結成本該在夏天結的果。

田大哥招認，大家叫好的芒果青，其實是他照著網路配方做的。因為前幾次促進會做洛神花茶、醃蒜頭小黃瓜他都沒跟上，自覺應該也做點吃的分送大家，就上網找了做法依樣畫葫蘆。我請他教我做，他隨即有條不紊逐個步驟細講給我：

首先是要挑芒果。不能挑太熟的，要挑小朋友芒果，我看看那棵樹的狀況，最後選長到六分大的比較適合。 摘下芒果後洗一洗，洗完削皮，然後切對半，挖掉裡頭的籽。太熟的芒果籽會變硬，會很難切，手都會切痛喔⋯⋯ 把芒果切片，接著先用鹽醃過，醃大約半小時到40分鐘後，用開水或礦泉水洗掉鹽，然後把水分瀝乾，這叫「去青」。去青之後就可以開始醃製。 醃製方式就是加適量的糖，白糖或二砂都可，我還會放一些梅子粉，這樣吃起來層次會不同，比較回甘。弄好後放冰箱靜置個幾天就可以吃了。

和社區裡的人跟樹交集漸多，田大哥也注意到，從小「我看著它長大、它看著我長大」的那棵鳳凰樹，以前確實都在畢業時節開滿一樹火紅，這幾年卻要等到9、10月才開花。至於仁愛路菜園那頭，他最近才發現有棵楊桃樹，「但肯定是酸的，看起來就不好吃。」36巷公廁旁的桑樹倒是還會結桑椹的，但那棵樹連結的回憶不是吃，而是女兒讀小學時，他幫忙摘桑葉給女兒養的蠶寶寶吃。

我問田大哥，現階段的協商已進行到都更進行後，社區居民將被安置到中繼住宅，未來也可返回續租新建住宅，他是否想過，改建後這些樹木會怎麼樣？

「我想他們應該會做最妥善的處置吧。」他沉吟片刻後回答。

萬一要砍掉這些樹呢？

「那真的太可惜。」他又沉思了一會，「不過用另一個角度看的話，建設一個地方勢必要有所捨才有所得吧。只是要捨的話，能不能有最好的方法，例如移植啊，看要移到哪個區塊，但不影響這片基地的開發，畢竟說實在，這些樹都好幾十年，從我有記憶以來就在了。」

他記憶裡的另一群樹跟著竄出來。很久以前，他記得信義路還未拓寬時，從2段一直到過杭州南路，馬路兩旁好多大樹，「好像都是茄苳」。路拓寬後，說是把樹通通移走了，「但它們移到哪裡去了？是大度路嗎？」

我不知道。但，田大哥的問題讓我想起了《麥田捕手》裡荷頓一直在問的：「中央公園的湖水結冰後，鴨子都到哪裡去了？」

沒人回答他這看似微不足道的問題。荷頓把這問題擱在心裡，沒忘。

在經過離紹興社區不遠的華光社區時，對著眼前空曠的草地，我也忍不住想問：他們到哪裡去了？

這個在2012到2013年間多次登上媒體的社區，位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近大孝門這一側。紹興社區到華光社區之間，只隔著杭州南路和信義路不到15分鐘的步程。從許多層面來看，華光都像是紹興的一面前車之鑑。兩者都是二戰後國民政府遷台時，為安置公務人員而讓他們住進日本人屋舍，隨後城鄉移民也逐漸遷入，形成一個公家宿舍與合法違建混合而成的社區。說合法，是因為住戶會繳納水電費、領有門牌，形同政府間接承認他們的居住事實。然而，隨著都市更新和土地開發的需求，這些居民從被安置的對象或在合法違建中棲身的族群，變成竊據國有土地、獲取不當利益的被告人。人類如此，和他們一同棲身於此的樹，理所當然也是「竊據」土地的一分子，畢竟它們連門牌都沒有。

華光社區事件最烈時，我雖關注卻沒有投入，儘管當時我上班的所在和華光僅有咫尺；倘若我選擇步行回家，從愛國東路轉進金華街的這條捷徑，根本就緊貼華光社區待拆遷的街角老屋。我記得，步行上班或下班路上，不時有老人在路邊攤出一地舊貨家電變賣。而他們身後的磚砌平房像是填空遊戲的相反，每隔幾日就有一片空地讓出來，起初地上還滿是磚塊水泥斷片，摻著沒帶走的衣服拖鞋小板凳，逐漸愈來愈乾淨，而變賣舊貨的老人們也不知不覺消失了身影。直到有一天，一切都不見了，只剩下一整片空曠的土地和幾棵大樹，孤伶伶地各據一方。

有幾次加班後的夜晚，滿懷心事走路回家時，我會不自覺地被空地上的樹引過去。在那個人車稀少的時刻，照理我該害怕，但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這些孤單的樹比我還無助。我會摸摸它們，那情緒接近拍拍同袍肩膀，但局勢不好，除了提供短暫的慰藉，好像也不能多說些什麼。

於是2、3年後，當我為紹興社區裡的每一棵壯闊大樹驚豔時，我不能不想起華光那些伶仃憂愁的大樹。這不是過度的想像，在華光舊址的樹木，葉片凋落嚴重，枝條也多枯黃，無論如何不是健康的樹。

透過紹興學程協助，我聯絡上一位曾在華光社區協助居民申請樹木保護的張小姐。我想知道，華光社區的樹是怎麼保下來的？為什麼好不容易保留下來的樹，卻沒法活得有生機、有活力？

「拆房子的時候，很多原地保留的樹都折損、受傷了，」張小姐嘆了一口氣，「樹很脆弱，光是挖土機的履帶經過樹穴附近，就會帶來擾動，甚至壓死它，剛開始看來沒事，一個月後整棵樹變成咖啡色，莊嚴地死在原地。」

事隔已近2年，因為工作地點就在附近，張小姐時常過去探望華光樹，說是追蹤訪視也無不可。然而每次經過，心裡難免流淚，甚至淌血。「樹蘭都枯枯的，枇杷樹也死掉了，那都是居民小時候爬上去摘過枇杷的⋯⋯」她歸納原因，多是工程擾動的結果，有些則是被颱風吹倒，但從前不會一吹就倒的樹之所以變得這麼脆弱，是因房子拆掉後，空氣的流向和風阻不同，沒有妥善修剪；而腳下扎根的植生地，也在人為不當介入下，讓樹木失去了原本穩固的抓地力。

張小姐氣憤填膺地數落國家法條的荒謬，由於華光土地屬於國產署大型公有土地，在尚未開發前「依法不得雜草叢生或亂丟垃圾」，所以請園藝公司定期維護。「園藝公司很『假會』，在土壤上鋪新草皮，看起來一片綠油油，對樹卻造成三度傷害。」

先是拆屋時大型機具四處輾壓，造成表土劇烈擾動。其二，拆屋後許多廢棄磚屑就地掩埋，業者更從他處載運廢土回填，一填就是40、50公分。「一棵樹要能呼吸，土層最多就是40、50公分，很多樹木因此悶死，好不容易苟延殘喘活下的，又遇到加鋪草皮，妳說糟不糟糕？」

張小姐不是沒爭過。去請文化局鏟走填土草皮，但那是國產署的地，就算文化局想管也莫可奈何。國產署的回應是：已依規定委託園藝公司維護管理。這回答讓張小姐想哭。多次去現場看園藝公司施作，看見的是修剪維護樹木的人若非移工就是打零工的阿公阿媽，甚至碰過老闆帶學徒上陣，而那位學徒是個智能不足的年輕人。因為發包工程採最低標而非最有利標，包商能找到的人力有限，「夏天修樹修到一身大汗，一整天下來日薪可能才2,000元，哪有人要做？」

更何況，樹就算死了又怎樣？沒列管受保護樹木不提，即使是受保樹死亡，負責單位需付的賠償金，頂多一棵10萬。

當初，面對公民團體提出「華光社區開發案應避免生態擾動、樹木保留」的陳情要求，台北市政府的回應意見是「本案計畫區內受保護樹木計有49株，非受保護樹木有471株⋯⋯受保護樹木應依《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將妥善保護區內樹木，減少生態擾動」。但事實是，政府無法做到妥善保護。

張小姐將一本厚厚的華光護樹資料夾攤開來，讓我看看社區曾擁有的繁盛樹況：杭州南路這頭的北面，有玉蘭、茄苳、芒果、芭樂、樹蘭、桂花、稜果榕、樟樹、竹柏、水柳、蒲葵等樹，被稱為「桃花巷」的杭州南路2段55巷，除了當家的桃樹，還有雞蛋花、枇杷、樟、榕、橘子樹。金華街和金山南路這頭，則有龍眼、桑樹、朴樹、椰子樹、柿子樹、台灣海桐、印度橡膠、香椿、九芎，以及一棵陳爺爺種的「華光梅」。

這棵梅樹之於整個社區和張小姐自己都有特殊意義。1993年左右，住在59巷的陳基財爺爺隨手將吃完的梅核扔在門口，沒想到落在水溝邊的小梅果爭氣，硬是長成一層樓高的大梅樹，每年12月的滿樹梅花，不只街坊鄰居愛看，還曾有親友從南部遠道北上賞花。

張小姐正是因梅樹而踏進華光社區。「每年梅樹開花我都來拍，拍了7年。」她形容，每當一樹梅花綻放，「整個社區就像只有她一個人在那裡，雖然孤立，卻又歡迎大家和她一起分享。」所以每年12月下旬花期將至，張小姐下班經過總要來探視，忙不迭地拍一堆照片分享親友，吆喝大家快來賞花。

「所以真的很不捨，已經在這裡活幾十年的它們，難道這樣就得結束？」她也回想起，許多果樹都是種在居民院子裡的，當房子被拆掉，唯有樹能指向家曾在何處。

說到感情深厚的梅樹時，張小姐原本冷靜的口吻也略顯激動。「今年開花是有史以來最少的一年。一般花謝之後會開始長葉子，但今年很慢，我很害怕再這樣下去它的體力會變怎樣⋯⋯就像人會得癌症，樹的各方面都不好時，很容易受外在侵襲，比如褐根病，或是鳥類帶來的病菌造成感染或衰退。」

為了緩解她的情緒，我稍微移轉話題，問她怎麼累積這麼豐富的樹木知識和經驗？「去現場會勘時會遇到很多專業人士或研究者，就會問他們問題；平常也會跟樹保組織的夥伴討論交流，但其實一棵健康的樹需要的環境很單純，是人把問題複雜化。」

她從事的工作和樹木或自然都沒有直接關係。張小姐形容自己是一個「小小上班族」，從小生長在全然都市化的環境，「沒體驗過紗窗吹進來的自然風」，既不懂熱島效應、生態跳島等名詞，也從不覺得自己是地球公民或天地萬物的一分子。直到朋友找她協助處理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移樹爭議，她才開始學習城市近郊的自然生態觀察，也才意識到，人和樹、鳥、所有動植物基本上沒什麼不同，只是長得不一樣，就像描述漢生病患者的電影《戀戀銅鑼燒》中因病與世隔絕的老奶奶所說，樹就像朋友一樣，當葉子輕搖，「就是在跟你揮手問好」。

2013年她開始參與華光社區護樹與文化資產行動，坦言起初有護樹意識的當地居民並不多，就像種梅樹的陳爺爺，一度也想把樹賣掉，後來社區居民與張小姐跟陳爺爺說很多人在乎這棵樹，大家願意幫爺爺申請台北市樹木保護。當時保留運動兵分多路，有的訴諸居住權，有的從文資著手，張小姐在內的樹保小組大約5人，從舉辦生態導覽、自然觀察、發布訊息、辦記者會、參與樹保審查會議⋯⋯全部包辦。

她不諱言，樹與環保是爭取城市中產階級關注華光的踏腳石，但從城市生態的角度來看，華光位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植物園、大安森林公園所構成的生態跳島區域內，可說是重要樞紐，因此，當時華光護樹志工隊提出的保留項目，並非單一樹木，而是將已形成豐富林相、共生環境的群體樹林完整保留。

但這個「城市群體樹林」的概念，從廣慈博愛院、松菸大巨蛋、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一路到華光社區，公民護樹團體的倡議從未成功。「文化局很怕開先例，他們一直宣稱這不是樹林。」張小姐分析，一旦群體樹林受保護，文化局首要面對的就是維護管理問題。由於委辦單位人力有限，即使是單棵樹木也無法妥善照顧，要開放民間認養又有太多法規問題需解決，保留一片完整的生態林地，竟成為城市治理機構不能負擔之重。

但以最後一項來說，文化意義太難量化，極難成為審核內容。提出社區有許多樹是日治時期種的，又被要求「提出衛星空照圖證明」。「那時真的很想翻桌，我們年輕人是還好有電腦網路能力，阿公阿媽是要怎麼找衛星空照圖啦？」

這是許多社會弱勢遇到權益受損時，無法伸張自己權利的常見理由，對公共事務的認識不足，也欠缺相應的知識或技術工具，更何況，當關注的焦點是樹木，「居民光是找房子、擔心明天要住哪都煩惱不完了，怎麼會有時間管這些？」

要空照圖？張小姐去位在潮州街的林務局台北工作站調高解析照片，一張200元，定位時間、地點、輸出範圍後，列印出來跟現在地圖套疊，以此證明樹存在的年分。同時，她也和居民進行具名訪調，搭配空照圖，人圖為證，最後爭取華光49棵樹木成為受保護樹木，其中包括高度、胸徑都未達標準，卻足為區域人文重要標的的芒果樹和梅樹。

「長達8個月我睡在客廳，所有文件放在沙發椅頭，早上一醒來就跟市議員、文化局溝通，要不就是聯絡記者，甚至今天開樹保記者會，後天開文資記者會，每天都有事。」等到現場開始拆遷整地工程，張小姐每天上班前繞去現場「監工」，「拿著公文給他們看，直接跟開怪手的人拜託，請他不要弄傷樹，弄傷的話要罰錢。」

然而，當初拼足了命，一年後仍要面對200多棵留下的樹多已死亡，剩下的則苟延殘喘，談話中一度眼眶發紅的張小姐，最後也僅翻閱著資料夾裡年復一年拍下的梅花盛景，淡淡地說：「現在比較能面對天地萬物該生該滅的事實了。」

如果華光的矜貴梅樹都只能得到倖存原地的下場，我該如何想像那群我私自命名為「紹興小森林」的樹群？

後來，當中央公園的湖水結冰，鴨子都到哪裡去了？

我變得不太敢想這個問題。直到在熱門韓劇《非常律師禹英禑》中，看到那棵500歲的朴樹。

當一行人從首爾來到昭德洞，親眼見到這棵被視為「昭德洞天然紀念物」、卻面臨被政府砍除命運的朴樹迎風搖曳時，瞬間都理解了為什麼昭德洞居民願意傾力以卵擊石，爭取村落和朴樹保留原貌。鏡頭下的朴樹寧靜中蘊藉一股靈光，朝空中寬廣伸展的枝葉，像要把天光通通盈懷納入，轉成人類能夠擷取的能量。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紹興南村的小森林，以及那些慷慨和我分享樹木回憶的居民們。後來，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重返紹興南村那日，仁愛路轉進紹興南街的路口封了起來，幾輛工程車停在馬路中間，工人們在一旁休息用餐。一走進街道，就看到連續的一道道工程圍籬內，盡是空蕩蕩的泥土地。裡頭偶有幾棵散落的樹，有些身裹稻稈，大概是拆除房舍時為它們披上的防護裝備。

那些曾和它們比鄰相依的人類房舍都消失了，空地上的它們三三兩兩，距離我當時的森林印象已經遙遠。原來，我心中的紹興小森林，不只是種類多樣的喬木灌木草本植物和仰賴它們生存的動物昆蟲，人類的家屋和他們製造的種種生活氣味及場景，也是這座森林生態的重要組成。

四顧茫茫之際，我先認出當初林森南路32巷的那棵老芒果樹。幸虧它還在，像是漆黑夜空中斗然升起的天狼星，讓我能夠識別方位。有了標記，我也鼓起勇氣走進巷子裡。經過那棵我還認得的鳳凰樹，以及幾棵已變得垂頭喪氣、長勢頹靡的九芎跟榕樹，很快我就看見了以前作為社區樞紐的千歲廟玉衡宮。

玉衡宮外的電視機正放送著喧嘩的新聞節目，但廟裡廟外杳無人跡，從這裡輻輳向四面八方的房子都不見了。我連忙走向廟後朱阿姨的家。我曾在家門口幫她和親手照料的果樹們拍下好幾張合照，現在綠色圍籬外放著幾盆奄奄一息的植物，圍籬內一片空曠。盆栽上貼了一張斑駁的公告，我趨近細看，上頭寫著：「本區為即將進場施工之區域，敬請內有住戶之住戶，近期內請將房屋內之物品遷移⋯⋯」

朱阿姨，你好嗎？

一轉頭，我忽然看見朱阿姨家對門大約不屬於拆遷戶的一棟房屋門口，一棵超過2公尺高的樹盆栽底下，落了一地黑溜溜的果實──是樹葡萄。這是當年和朱阿姨齊肩、她一心一意想種到三層樓高的那棵嗎？

更多記憶隨著這些樹湧出。我繼續憑記憶往阿秀媽家走去，但那四周同樣架起圍籬，無法靠近。我拼命張望，直到看見那棵特別彎曲的樟樹從一片斷垣中探出大半身子。

樟樹的軀幹比上次見面時更彎，像是快被折腰倒地卻心有不甘，硬把身體橫拉在半空中不願降伏。我繞到另一面視野較佳的圍籬外，確認了那就是阿秀媽的樟樹。底下當然早沒了曇花。一棵不知從哪裡移植過來的樹，被支架撐在樟樹旁，因受錯誤修剪而大量岔出求生的枝條布滿它身上。然而，枝條上空無一物，能幫它取得一點陽光和水分行光合作用的葉子絲毫不存。

看來這裡是重蹈華光群樹的覆轍了。我看著幾隻紅鳩跟麻雀在地上轉悠跳躍，趕緊拿起手機拍攝一隻離我僅一臂之遙的小麻雀。據說，牠們也逐漸絕跡於鄉鎮和城市。我抱著拍攝瀕危物種的心情，尾隨牠一路輕靈蹦跳，最後飛向樹梢，消失了身影。

後來，我從網路查到紹興南村和華光社區的近況報導：紹興南村的居民們，在我訪問後隔年就陸續搬到南港中繼國宅暫時安置，原本預計2021年公辦都更完成後，居民們就能回到原址向台大承租安置住宅。然而，疫情延宕加上無人願意投資台大的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歷經四度流標後，直到2022年11月終於與營建團隊簽署合約。對外發布的新聞稿特別提到：「出資人團隊因基地富有豐富樹木資源，爰以森林中的住宅發想，規劃興建垂直綠化住宅大樓，承諾回植既有樹木，取得智慧建築銀級標章，並響應零碳排政策目標，興建採用環保減碳新工法並結合BIM模型之設施維護管理系統⋯⋯」

回植既有樹木，多半意味著先移植，後回植。我想到白天時看到那些倖存原地的樹木們，再想到張小姐當時說的話⋯⋯

在一篇2022年底刊出的《報導者》報導〈沒有我們辛苦抗爭，後人也沒景點打卡──在華光社區和榕錦園區之間，那些被空白的聲音〉中，記者和幾位前華光社區的居民一同走訪如今開發為「榕錦時光生活園區」的華光舊址，回溯在台迫遷史上扮演重要轉捩點的這段經歷。「榕錦時光」得名於園區內留存的10棵受保護老樹（記得嗎？張小姐參與華光護樹當時的受保護樹木，在台北市政府紀錄中本有49株），如今也是這座以京都體驗為訴求的園區的一大亮點。

報導中的幾個居民都不約而同提到從前生活在此時，冬夜的樂趣之一是生火、煮酒、品玉蘭、桂花、七里香的花香；也有人提到，自己家上方就有一棵樹，當樹葉落滿屋頂還長出藤蔓，自成低調奢華的景觀⋯⋯但這些與樹共生的美好時光，早隨政府的不當強制迫遷拆屋而成煙塵。如今，商業園區的訴求也是與樹共生，營運團隊且提議徵集這些前華光居民的生活記憶，「來園區說故事給大家聽」。

我為這說法感到難堪。華光的經驗是政府不當迫遷，居民或流離失所或境遇自此急轉直下，有些家庭因此破敗衰亡，眼見自家被開發成商機無限的生活園區，還要貢獻自己的故事為園區妝點⋯⋯

但也因為前有華光反迫遷的慘烈，之後的紹興南村居民一開始雖受台大不當對待，隨後則在台大學生抗議學校舉措並介入協力下，有了較能樂觀期待的後續方案。我試著想像：待他們回到故地重住，將不無自豪地與來訪者訴說這一路以來的經歷，接著帶人們到芒果樹下摘採六分熟的青芒果，一邊製作芒果青，一邊回憶村落裡曾有和仍在的老樹們與人類共譜的故事⋯⋯

我祈求，他們的故事是為自己而說。為了自己和樹竟能再度同棲、同構為一個生態而說。

《相信樹的人》，鄒欣寧著，新經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