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發表了著名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把各個知識領域引進了一個科學的、擺脫宗教和目的論的研究視野。作為同時代人，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路易斯・摩根（Lewis Morgan）等人類學家也被生物演化論燒到，認為要把人類歷史視為自然史的一部分。他們在想，我們可否以研究生物的方式來研究不同的人類文化？於是他們開始設想把不同地方的文化像生物學那樣解剖研究，將文化的各個部分切件、命名、分類、甚至去標註彼此的關係、淵源，這就開啟了一整個「文化演化論」的研究開端。

泰勒和摩根等文化演化人類學家把每個地方的文化切割成N個部分，並進行形式上的比較：這個地方的文化會使用明火嗎？當地人會鑄鐵嗎？他們怎麼紡織？他們的藝術形式是怎樣？他們的社會組織複雜嗎？他們的語言有文字，還是只有音標？由於不同地方文化的各個部分都被從自身脈絡中被抽空，成為一個如同獨立的「生物」那樣的標本──這些人類學家因此就可以像生物學家那樣，像是在比較澳洲的某種鳥和美洲的某種鳥那樣，然後得出澳洲的那種鳥可能是美洲的那種鳥的祖先的結論。

當文化背後的歷史脈絡被抽空，就變得可以簡單地被比較、排列、評比。在《人類怎麼學：比大數據更重要的事，人類學教你顛覆成見、突破盲點的洞察思考》一書中，甚至提到了摩根怎麼把人類社會分成七個階段，並把一切文化行為塞到這七個階段中理解，認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文明進程（當然是以西方文明最高）。這些人類學家孜孜不倦地把每個地方的「文化」化約成一個點列式的長清單，並為之打分：「風乾陶器、無；燒製陶器、有；炸藥、有；文字、有；政府、有⋯⋯這是文明，打勾」──最終生產出「文化演化論」。

《人類怎麼學：比大數據更重要的事，人類學教你顛覆成見、突破盲點的洞察思考》，馬修．恩格爾克著，許可欣譯，聯經出版

泰勒和摩根等文化演化人類學家是種族主義者嗎？雖然他們把文化分了階段、區分了「文明」和「野蠻」，並認為西方文化比所有部落文化更為「高階」，但他們並沒有對文明與野蠻進行褒貶評論。有一些人認為，他們只是「理性地」認為西方文明是在線性的文明進程中的最高位而已：就好像猛瑪象不比大象下賤，猛瑪象也一樣聰明，甚至長得很可愛，但根據演化論來看，猛瑪象始終並沒有熬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定律，所以猛瑪象在演化進程中比較「低階」。

另外，「文明 / 野蠻」的分野也當然不是泰勒和摩根發明的。《人類怎麼學》一書提到，希臘和羅馬人用「野蠻」（barbarism）一詞來區分自己和其他民族，意思是其他人的語言都是「胡言亂語」的模樣──簡陋又不知所云。泰勒和摩根固然並不認為「野蠻」是「胡言亂語」，事實上，他們非常熱衷於了解「野蠻」文化，解讀各種「胡言亂語」。再加上由於泰勒和摩根這些人類學家堅持人類有「心理的一致性」（現代人與野蠻人一樣聰明），摩根也沒有鄙視「低階文明」，以至於他們似乎不太像是「那些可惡的種族主義者」。這也因此讓不少人小看了文化演化論背後所隱含的種族主義邏輯。

種族主義從來就不只有一種邏輯。儘管文化演化論從來不會承認自己有貶低某種文明，但其在現實的使用，卻經常是為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現代性背書：透過把長久以來的「文明 / 野蠻」的分野套上了科學和理性的外衣，文化演化論把低階文明的消失說成是如同猛瑪象滅絕般「自然而然」，隱藏了讓「低階文明」真正消失的原因──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侵略。自大航海時代開始，西方的殖民就從未停止。殖民者經常高舉「文明」，一邊裝作自己是和平和發展的化身，一邊從未停止以「解放」或「教育」為名的侵略。在殖民的背景下所生產的文化演化論，終究是勝利者的宣言：它自然化、合理化了西方的殖民、征戰、侵略、屠殺與占領。

另外，文化演化論也讓殖民者學會了新的詞彙和邏輯：被殖民的對象不再是「非人」、「動物」等讓人感到侮辱的「他者」；而是「以前的我們」、「還沒經歷啟蒙的我們」、「不夠進步的我們」。雖然這種說法更為含情脈脈，但卻也否認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是同時代的人。我們可以借用在《人類怎麼學》一書中提到的由人類學家費邊（Johannes Fabian）提出的概念：這是一種「對同時間的否認」（the denial of coevalness），即文化演化論會否認其他人跟自己是「同時代的人」，而把他者視為化石或古人。文化演化論讓種族主義的理論基礎從「我與他者的質性差異」，變成「我與他者的量性差異」。無論殖民者怎麼說「我們都是人」，重點是後面那半句──但我是你的「進步版」，所以我終將取代你。

雖然這個關於文化演化論的論戰，似乎已在人類學中結束並被蓋棺定論。然而，關於「某種文明」更為優越的說法，卻從未就此終結。冷戰結束後，杭廷頓（Samuel Hungtington）於1993年發表《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指出以後的地緣政治不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決，而是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杭廷頓本人是否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並不重要，但杭廷頓在911後被奉若先知，《文明衝突論》依然籠絡大批信徒，就顯示了「文化演化論」的邏輯依然深深植根於現代社會中：認為文明之間是有高下的，因此必然會有衝突和取代，戰爭就像演化論中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樣「無可避免」──你只能迎戰。

我們都知道戰爭是暴力，這也是為什麼戰爭需要製造原因。顯然，現在的我們當然很難再說出「什麼人天生比較笨」的種族主義言論，也不可能用這種方法作為征戰的原因。然而，人們似乎沒有真的從歷史中學習到文化演化論和殖民主義的雙生關係，而對文化演化論免疫。人們繼續因為別人不夠「文明」，而正當化對別人的「他者」化，甚至是自然化了對這個「他者」的敵意及侵略，去合理化戰爭。當然，這個「文明」的內涵也是持續在改變的：今日的「文明清單」上，再也看不到「燒製陶器、炸藥、文字、政府」，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互聯網、AI、民主制度──可能還有行動支付、同志婚姻和DJ。

直至今日，以色列軍隊在小小的加薩投下了相等於三顆原子彈的威力的炸藥。同時，以色列士兵在廢墟瓦礫上揮舞著彩虹旗說：「這是加薩第一次有彩虹旗升起」，試圖用同志政治的進步性，貶低加薩為落後地區，以合理化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意圖。事實上，這也是以巴議題目前所面對的困境：由於巴勒斯坦人經常不被認為是「文明世界」的同代人，而是「落後的伊斯蘭」、「不具備文明價值的、應該進入歷史墳墓的恐怖分子」。彷彿只是因為他們不是「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們沒有民主和同志──他們的消失（其實是被屠殺）就因此被人們自然而然地消化和接受了。在文化演化論下，人命比彩虹旗更賤。

我無意去爭論巴勒斯坦有多現代（但他們的確有Instagram、有同志、有電子音樂），畢竟這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我只是希望指出為什麼許多人無法共感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而選擇首先相信以色列軍隊的說法。我曾經聽過一位去過烏克蘭的戰地記者說：「戰爭是把他人非人化的過程，那戰地新聞報導就是要去抗衡這個非人化的論述，把人還原成人。」請允許我在此加上一句：「我們不只是要把人還原成人，我們還要把他們還原成『同時代的人』。」在世界當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人類學的眼界。

──寫於南非為巴勒斯坦於海牙國際法庭控告以色列後。時至今日，以色列軍隊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已經發生了5個多月，死亡人數超越30,000人。（本文由聯經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