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香港不同，中國人和香港人也不同，但中國人總是想用血濃於水來囊括所有。不論如何，雖然過去曾擁有相同基因，但現在已經不是。隨著時間流逝，「血」（基因）也跟著改變。

如果說中國和香港之間存在問題，那就是身分認同問題；如果說中國和香港發生衝突，那就是意識衝突。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而論，如果認同感是大腦結構的表現，那就表示，中國人與香港人因不同的大腦結構產生矛盾。

要知道的是，現在的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差異，這才是解決問題的出發點。一國兩制最初的構想也是承認香港的獨特，但那種特別卻逐漸形成對立，後來「兩制」變得什麼都不是， 只有「一國」變成絕對。照這樣發展下去，就會忘記對方的不同。

「中國─香港體制」也是多數和少數、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對立，也許所有的矛盾都源於歷史也說不定。

如果說香港強調民主和科學，那麼中國就是把國家和民族放在首位；如果說中國依然崇尚國家或民族的意識型態，那麼香港的身分認同就是強調合理性。中國政府認為，必須注入中國特色的認同感，方能解決問題。

中國傾注全力對香港注入國家和民族性，為的是盡快讓港人成為國民。中國和香港的認同感各自又分成多個小的認同感，也就是說，小認同彙聚起來構成大認同，而且大的也會再次影響小的。

正如前述提及，身分認同會隨著外部衝擊或內部紛爭發生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後，中國與香港出現許多衝突。前者努力以堅定的中國意識拉攏後者，後者則努力守護自身認同。然而，與毫不動搖的中國意識相比，香港的身分認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分化。就像香港認同感經過生成、分化和重組，歷史不會滅亡，只會不斷編寫和重組。

據說，世界人口巧妙的使男女比例維持各半，除非人為調整，否則將會一直保持不變。我想假設大腦結構的比例也是如此，並將其命名為「三三四的假設」，換言之，世界各國國民的政治傾向基本上是「三成保守、三成進步、四成中立」。若要以科學角度證明，便需要更多國家的資料，但從韓國、台灣、香港的情況來看，三三四的結構相當穩固。

美國的狀況是，根據分析民主黨或共和黨支持勢力的資料或大選結果，表現出緊繃的均衡態勢。在沒有重大議題時，選舉時常以細微差異作結，保守派和進步派也依舊為了獲得中間選民的票而相互鬥爭。

事實上，從美國和韓國的選舉來看，取決於如何蠶食和撼動中間選民，香港也是如此。香港引以為傲的廣大「第三空間」，即中間地帶，其寬度隨著政經情況產生巨大變化。

因此，若平時回答「我是香港人」的比例約是三成，那麼這個數值在雨傘革命或反送中運動盛行時，足足超過七成，那時原本中立的四成群眾，也會突然接受香港意識。也就是說，香港的危境或危機意識，凝聚港人的身分認同。

中間地帶依照政治與經濟流動。當然，以「中國」這個國家和民族性為優先的三成民眾是毫不動搖的，但態度不明確的四成人群，會在其中觀察情勢變化，猶豫要站到哪一邊，而且不只香港社會如此。

在2006年回歸10週年時，代表香港，不，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中文人文雜誌《明報月刊》發表名為「中立的文化空間」特輯。在中國國家意識型態像海嘯般席捲香港社會的時刻，人文雜誌能做出什麼樣的對抗？或許，只能間接展示中立的價值有多麼珍貴。

在該特輯中，中國學者章詒和發布題為〈我們有「中立空間」嗎〉的挑釁性論文。她說，中國人一直以來都生活在被嚴格區分的等級和標準內，即好壞、上下、左右、高低、貴賤、貧富等社會中，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一生都在其中謀生。

平時一有機會就高度評價香港文化價值的劉再復，也一語道破香港作為第三空間的重要性。他在特輯中發表的論文〈再論「第三話語空間」〉，引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的價值中立概念，相較於中國只存在非我即敵，香港的第三空間在兩岸三地（中國、香港、台灣）最為廣闊。不僅如此，眾多學者對香港這個「灰色地帶」，給予相當多正面評價，因為它既不左也不右，是從另一個角度證明香港的自由。

前額葉活躍的人傾向利益，顳葉活躍的人則優先看重國家認同。因此，無論給予多少實際利益，不放棄國家認同的人說什麼也不會放棄。對於他們而言，性命並非什麼利益，所以會以「以死明志」應對。

對於重視自身認同的人來說，死亡如草芥。從歷史上而論，我的頭髮（現實利益）可以修，但我的髮髻（意識）不能剪。對於真正希望香港獨立的人而言，中國或香港政府提供的經濟益處只不過是甜言蜜語罷了。有人的從一開始便選擇香港獨立（國家認同），有人則是向親中靠攏（現實利益）。

認同感是名和利的集合。這種結構有時是前者占上風，有時則反之。筆者認為，此兩者是構成整體性的基礎。根據情況的不同，其比例也會變得不一樣，因此意識型態時刻都在重組。即使同樣追逐國家認同或實際利益，其中也會再細分，這就是認同感的本質，既不是永遠，也不必一直皆是如此。倫理主義是意識，歷史主義是實際利益，相互矛盾卻又彼此牽制，以此形成認同，兩者都缺一不可。

在中國與香港的體制中，香港人試圖創造新的政治身分。實際上，一國兩制是為了賦予經濟性身分所採取的措施。中國政府認為，只要給予經濟好處，香港的政治名分問題也會就此得到解決，但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回歸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措施反倒激起且強化香港政治認同。不知從何時起，港獨開始刺激中國國家意識。一旦過分執著於國家認同，反倒會失去所有。

整體而論，共享經濟非常重要，但中國政府持續推進的經濟一體化，並未能公平分配在香港社會。經濟利益的不均衡或有所偏差，將直接導致意識分化，縱使不是全部的歸因，但顯然是造成巨大影響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7年回歸後，香港人時時刻刻都在比較，即比較以前的英國和現在的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改善了嗎？愈來愈多的人主張，香港回歸就像新自由主義，是讓市民更加痛苦的開端。香港的富商與中國政府，乃至中國富商勾結而變得更加富有，反之，香港老百姓的生活卻變得加倍艱難。貧富兩極化的趨勢沒有改變，剝削情況反倒更加嚴重。在中國資本的空襲之下，香港公寓價格暴漲。

認同感隨時都在產生變化，既可能撼動以往，也可能重新建立，也就是說，名分和實際利益應該要有所交集，但香港回歸後，中國只提出「祖國」的國家認同。過往香港身為國際金融城市的自豪感，逐漸被上海和深圳追上，「來自香港」的優勢已然消失，青年就業機會也優先考慮中國人。如果說過去中國人是在香港受到歧視的阿燦，那麼現在的港人則是在中國受到歧視的「港燦」。

每次在香港搭地鐵時，我都覺得對面坐著的人看起來很累。香港人知道自己是少數，而他們是否又能理解香港內部的其他弱勢人群？回歸初期，香港政府未能致力於提升醫療、住宅等庶民福利。2003年，中國與港澳地區簽訂《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不過好處僅限於香港的富商和服務業，這對一般民眾（底層族群）的就業和利益並沒有太大幫助，反倒加劇貧富差距。

2021年10月，香港行政長官發布預計在西北側建設250萬人規模的城市計畫。 而這代表要提前實現與中國最大經濟特區深圳的一體化，也就是說，在之間建設新城市，讓兩者融為一體。《香港十年安居計畫》也是如此，該舉的目的是，即使現在才開始，也要提供人民褔利。

從香港的身分認同歷史來看，多數中立派的輿論非常重要。在自尊心或經濟條件不佳時，香港人表現出獨立意志等反應，但最終，中間派做出現實的選擇。身分認同很脆弱，人們終究還是選擇利益。我以這樣的視角關注中國─香港體制的矛盾，而中國政府也很清楚香港人所具有的意識。

《消失的香港： 從鴉片戰爭、97回歸到港版《國安法》，香港如何成為我們「記憶中的」東方明珠？如何再次扮演關鍵之地？》，柳泳夏著，葛瑞絲譯，大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