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不信任周遭的人，卻又沒辦法反駁我們是同一個群體，那是比孤單一人還要更難受的事情。」 ──許恩恩《變成的人》

記得318太陽花運動之後數年，被社運浪潮所激勵的「進步圈」，曾經短暫流行一句響亮口號：「✕✕的台獨我不要」。對於父權、資本、官僚、汙染⋯⋯一度以肉身占領國會的青年世代，孤高決絕say no。

儘管到了現在，「✕✕的台獨我不要」已然化作記憶中一縷輕煙，隨著學運明星投入政黨、言論領袖自居網紅，曾被年輕人最痛恨的保守主流，「長大」以後也不再那樣刺眼邪惡。當然，十年間中國極權步步進逼，島國確實沒有足夠餘裕，從公開思辨去提煉本來就不夠深厚的公民意識。但是回首這句鏗鏘口號，其語法耐人尋味：從「台灣」到「我」，又從「我」到「不要」。集體通向個人、個人又展現反叛，這是知識分子獨有的不肯妥協──想成為我們，但又不想成為「那種」不假思索的我們。

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在討論西方啟蒙運動時曾說，知識分子是唯一有能力自我定義的階級。「定義」的意思是，拉開距離、分門別類、給予評價。所以聰明睿智的「讀書人」，才會聲稱自己（與黨國權貴或無知民粹不同）是創造歷史的第一集團。說來奇妙，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現代社會，仍允許一種嘴砲專業，就算並不生產勞務或商品，但光靠著發起「論述」，足以保有權威。所以當時代碰撞出石火電光，厭棄體制的青年便高聲吶喊否定句型：「✕✕的台獨我不要」、「你這樣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不要變成自己討厭的大人」。

屬於太陽花世代的青年運動者許恩恩，近日寫下叩問社運主體的《變成的人》。在小說故事中，「我（們）是誰？會變成什麼？」是念茲在茲的隱性論題。運動青年每每批判性審視人的品質，因之，幾位參加跨國抗爭的熱血大學生，在炎熱沖繩旅館自省：「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台灣人的台灣人？」或者接受年輕社運後輩訪問當口，直覺回應就是質疑反駁，（當年我是公民記者的時候）「有沒有讓受訪者等過？」再隨著時間推移，運動青年踏入社會，必須在繁華台北尋找落腳處，一個理所當然的標準是「合租者是在吉他上貼反核貼紙的人，在筆電上貼彩虹旗的人」。

《變成的人》，許恩恩著，木馬文化

這樣的社交潔癖說來有點討厭，可是，如同寒冬刺蝟寓言，緊緊貼近同類又被理想主義稜角所冒犯，說不定就是「運動生物」的本能與天命（所以社會運動常常因為路線之爭而內鬨決裂）。

面向圈內人的「社運書寫」，其實也意味身分認同的「邊界政治」。現代民主制度需要投票選舉凝聚共識，施行強制的國家機器才能取得正當性。然而，訴諸多數決的代議制度，很可能被財團或菁英操縱，結果就是鞏固現狀、偏袒優勢。而那些為了農民、移工、環境或少數族群代言的左翼社會運動，就理論上來說，應該是一套與代議民主共存的糾錯機制──不計自身利害的小型社群，用最大音量去傳達體制外的微弱呼籲，試圖均衡極度傾斜的權力天秤。

這便導致了社會運動者的人間困境：為了要完善、周濟那個更大的共同體，自詡進步的理想主義社群必須勇敢挑戰和諧。逼著自己思慕那些並不關愛彼此的廣大庶民，更或者，眼睜睜接受自身在爭論理想的曾幾何時日益尖銳──固守小我邊界為了成就大我邊界，那是運動者試圖從「我」抵達「我們」，必然擦出的金鐵交錯。

正因如此，對《變成的人》來說，臭臉運動青年和美麗花花世界可謂方枘圓鑿。包括主角悅悅在內，他們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接受議題工作的「科班訓練」：讀社會科學、參加跨國串聯、街頭抗爭遊行、警察毆打拘捕，畢業後就進入非營利組織實習蹲點⋯⋯當知識分子精心打造了屬於烏托邦的語言，他們與同胞之間只怕發生更多的雞同鴨講。矛盾的是，運動青年明明懷抱大愛，但在社運敘事裡追求結構變革的角色，全都是冷峻又理性、幾乎不肯內化集體規範的寂寞「刺蝟」。

這或許解釋了本書憂悒語調。很難不去注意，書中這些「變成的人」，即使處身同婚通過的青島東路、依偎在跨國社運連結的溫暖營火，即便在進步政治大有斬獲的當下，無時無刻不進行批判思考的知識青年，還是憂傷地察覺與同胞疏離、自外於世界的寂寥。

《變成的人》還有這樣一景，寶寶累了，寶寶去洗澡，曾經的熱血憤青打算找個理由結束偶然邂逅。書中那位清楚認識到「社運給不起我想要」的承楷，後來去了高薪金融公司上班。但是運動基因沁入骨髓，光是生活品味，他就沒辦法自甘流俗：承楷困惑於也自省於，沒辦法無腦著迷職棒賽事、也說不出那些品評「妹子」妝容體態的閒聊。他無法融入「正常」職場。

在商辦高樓的冷氣間，若有這樣的異類，大概不時得閉上眼睛，在心裡喊叫「如果是我們，就不會那樣想」。滿滿英才的外資企業不許宣之於口的「我們」，是身為前運動者的驕傲認同。

社會學家麥亞當（Doug McAdam）曾經描述1960年代美國南方的那場「自由之夏」。出身中產的白人大學生，在民權運動中親身經歷國家暴力與種族衝突，被謀殺、被拘捕、怵目驚心於黑人社區的貧困。但這個動盪夏日，最後成為剴切的獻身承諾。出社會以後，經過洗禮的名校畢業生，有許多甘願階級下降，主動選擇報酬較低，卻能夠追求集體利益的倡議或助人工作，或者終身成為社運志工。

或許出於刻意，《變成的人》讓敘事混亂交叉，主角到底是津鳳還是悅悅？書中時而穿插自我詰問的「你」、時而主觀第一人稱「我」，然後又拉開為冷然旁觀的「她」。明明從青春躁動中倖存的是悅悅，卻要透過「你我她」搖擺腔調，不動聲色冒充津鳳──糾葛纏繞的雙生好友，就算當事者甚至不肯承認，但社運小圈圈的「夥伴」無論如何是貌離神合。

一直到卷末，22歲的社運學徒成為44歲的自由工作者，小說敘事才重歸明朗。讀者現在可以斷定，等到時移事往、台灣共同體挺過侵略戰爭之後，過去一起在異議社團中得到啟蒙的兩名熱血少女，確實有一人自願提前離場。親愛的摯友，你怎能，拋下這個亟需變革的危難小島？

目睹好友自殺，所以悅悅取走了津鳳的名字（何以「運動書寫」在此有了純愛電影感覺？）：代替好友衝進行政院立法院、代替好友支援香港革命、代替好友流亡異國。自戕的津鳳不能夠繼續抵抗這個冷酷世界，沒有關係，我來接手吧，換我扮演薛西佛斯。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變成的人》之敘事策略說不定是「運動書寫」的一著險棋──面向公共的集體行動，難道只是個體內在的惘惘缺憾？社會運動應該是人類展現能動性、重鑄既有結構的最佳典範，但有沒有可能，悅悅只是無法忘懷，人生中第一次面對面裸裎（無論在政治上或物理上）的青春同志？

這種質疑說起來也不盡公平。日治以來，台灣文學裡的運動青年，總帶著「他人即地獄」傷痛。寫農民運動的〈決裂〉，抗爭者得不到妻子的支持體諒；寫二二八倖存的〈香港〉，革命者逃往資本飛地，卻發現周遭是無盡的人欲橫流；寫戰後工運的《左工二流誌》，當組織凌駕個體，然後「無架構暴政」在「直接民主」的旗幟下臃腫孳生⋯⋯《變成的人》寫的是2014年的學運世代，但他們並非民團頭人、算不上抗爭首謀，自然也沒有那種發跡的幸運，逕自從街頭硝煙直達西裝革履的議會廟堂。社運基層離不開江湖，一輩子得與難相處彼此、還有嚴峻運動倫理苦苦掙扎。

奉獻理想不只勞心勞力，更會消耗親密與信任。於是這樣一本運動者手記，無可避免墜入運動者胸臆的無底空洞。抗爭瞬間的義無反顧會逐漸冷卻，空虛的心此後不可名狀。

無論如何，歲月儘管無情，但因為有了「過去的我」，受挫的青年才能夠變成更懂同理共情、明瞭合作妥協的「成人」。被運動起來的我，也完整了屬於我們的運動。路線的分歧、夥伴的反目、策略與價值之爭辯，還有從社群中被放逐的寂寞，都是無從割離的「我們」。

讀畢全書，「圈內」讀者應該找得到步入中年的自己。學弟承楷在西裝外套下面又穿上運動標語T恤、學姊悅悅也終於重返用自縊放棄抗爭的傷心樹下。對了，不是還有另一部經典「運動文藝」嗎？港片《少林足球》裡面最感人的台詞，是窮愁潦倒的「大力金剛腿」阿星在一敗塗地的球場，突然聽見風中乍現神諭：「回來了，全都回來了。」師兄弟們再一次神功附體、再一次眾志成城。

《變成的人》顯然沒有對於「自我之神祕」提出解答，但幸而文學懷揣謙卑，孤獨的「我」老實自首，用不帶火氣悔恨的懷舊，說起參與行動者集體的由衷悸動。那是汗水、淚液，交織你我笑容。回憶至此，應該可以低首承認，眼下歧異不過是通向未來凝聚──正如書中寥寥一語：

「在這巨大的宇宙裡，我並不是孤單一人。」

（編按：本文由木馬文化提供，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