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3日，318運動占領立法院的第6天，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估計有上萬名群眾湧向行政院，其中5,000餘人陸續進入行政院院區內，40多人在行政院大廳靜坐，警方則在24日凌晨開始強力驅離。這些被外界冠上「暴民」標籤的群眾，有很多是人生第一次參與抗爭的學生與普通人，他們大多只是原地靜坐喊口號，卻遭到鎮暴警察用警棍、盾牌揮打剁擊，有人甚至被打到昏迷送醫。這場解嚴後少見的大規模警民流血衝突，後續效應至今仍未結束。

★以聲音與影像走入歷史現場：〈占領、靜坐、流血、悲鳴：回到10年前行政院的那一夜〉

司法程序曠日費時，控告國家更如同小蝦米對抗大鯨魚，加上社會逐漸認為反服貿議題已結束、不再關注，愈來愈多民眾選擇離開訴訟，但仍有一群當事人堅持透過司法證明國家暴力。這些官司過了6～9年才陸續定讞──民眾控告警方的自訴案全都敗訴，打人的警察依然「查無此人」，下令的指揮官無罪；324國賠案則逾半數人勝訴獲賠，每人平均獲賠約10萬元。

在太陽花學運10週年之際，《報導者》訪問數名當年的社運素人，談談他們多年纏訟的心路歷程。當許多太陽花運動領袖踏入政壇而獲得高度注目之際，這些生平第一次打官司的人們，只能在社會看不到的法庭內企圖討個公道，他們的人生也因此出現巨大改變。

劇場是我很有興趣的領域，大學畢業後我就去做劇場工作，然後再去念研究所。10年前我就已經看到，很多有技術的資深前輩因為台灣環境惡劣而跑到中國去發展，造成一些人才斷層。很難想像服貿通過後，對台灣更多產業會有什麼影響。我當時也很恐慌，才決定去立法院聲援，318那天我就去了，後來幾天我有空也會過去聲援。

3月23日那天晚上，我和我室友原本在青島東路、鎮江街口上，突然聽到現場有人拿麥克風大喊：「行政院那邊被攻陷了，需要大家趕去支援！」他一講完，所有人都從立法院往行政院的方向衝過去，我就是跟著人群走。

衝到行政院時候，原本放置在那邊的拒馬全都已經被拆掉了，我們跟著所有人一起走進去到行政院的廣場，後來有人把大廳的門打開，我們就跟著人群進去到大廳裡，但我已經跟我室友走散了。

經過幾次推擠後，最後大門被關上也被警察控制著，外面的人進不來。大廳樓梯上也站滿了警察在擋著，我們不知道能做什麼，也不能做什麼，就只能待在大廳裡面靜坐。

警察雖然控制著大門，但他們其實是希望學生離開的，只能出去不能進來。一開始大廳裡面大約有100多人，後來剩下50幾個人而已。我其實也可以離開，但我沒有。不知道耶，可能當下我心想留下來抗議，因為現場也還有記者，他們可以報導我們。那時現場還算平和，還有一些有抗爭經驗的人在教我們，等一下警察抬離的時候，要怎麼跟隔壁的人手勾手盡量拖延時間，還有要放軟身體避免受傷。

不久後，突然有個男生從外面被放進來行政院大廳，他情緒非常激動，懇求我們離開，說外面警察已經在打人，他最後甚至還跟我們下跪拜託。我不知道他講的打人是什麼意思，那時候我們的手機都沒電了，就算有電也沒有訊號。但那時候我們沒有人離開，我們只是把隔壁的人的手勾得更緊，更大聲地喊口號「退回服貿！退回服貿！」

我之前都沒有參加強度這麼高的社會運動，頂多參加過遊行而已。沒有人知道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但當時我只覺得，就算真的怎樣，頂多被抬走，隔天全身痠痛，或是帶去警察局問話，不然就是把我們丟包在某個地方而已。

但事實證明，我們當時想的太天真了。

那時候已經是24日的凌晨3、4點，警察準備要驅離我們，大廳內的記者們也全都拿起攝影機。結果有20幾名穿制服的警察先是排成人牆，把記者全部推出去大門外。我旁邊的女生看到記者被趕走，都嚇哭了。我已經忘了我當時有沒有哭，我只記得我非常害怕，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門外傳來呼喊聲，感覺很混亂，但我們坐在地上喊口號，視線被制服警察擋住，根本看不到外面。

後來，樓梯上就走下來一堆鎮暴警察，他們全身黑、有頭盔、警棍和護具，把我們包圍住。他們用警棍插進去我們的勾住的手硬凹，想把我們的手分開，警察出手也出腳踹，還講一些非常難聽的話：「王八蛋，滾出去！」

現場一陣混亂，我被鎮暴警察一把抓住馬尾在地上拖行，還從大廳被拖著下樓梯到門口，最後我摔在另一個警察面前，我本來以為他會扶我，但並沒有。我們就像是機場的行李，被警察往同一個地方丟，不是掉在地上就是掉在別人身上，我們是疊在一起的。

我的背、肩膀、大腿都有挫傷，但我後來自己站起來，還跑到外面繼續靜坐喊口號。我很難過也很生氣，我覺得事情不能這樣就結束。從大廳出來後，看到外面有水炮車在噴水，那一刻我感覺好魔幻喔，水炮車這不是紀錄片中520農運那時才會有的東西嗎，這次是彩色版本在我眼前動起來，我愣了好幾秒才開始繼續喊口號。

行政院事件後，我們當天有受傷的人會定期聚在一起，談一談自己當時的感受。前幾次大家都哭得唏哩嘩啦的，有的人還一度害怕當天無法活著離開，我聽了很震驚，是不是我太天真了，我竟然都沒這樣想過。

我們家是深藍家庭，姊姊們也偏藍，我在家算是異類。我爸媽一開始都不知道我有去參加反服貿，都是靠我姊姊在家攔截法院的傳票，前一、兩年都有攔截成功，後來有次沒攔到，被我媽看到，但她什麼都沒說。

後來有天我回家，我媽只是問說「還好嗎？」我回說「沒事了」，她就沒有再問細節了，我想她只是想關心我，但怕問太多我會生氣。訴訟已經結束，但我都還不曾跟爸媽講過10年前那天的事情，我很難坦承那天我有受傷，怕他們會傷心。

我從沒想過那一天走進行政院會改變我的人生。我本來只想把我的舞台設計得漂亮就好，但我後來到陳文成基金會當志工，接觸很多白色恐怖的議題；我去當中研院老師的助理，她是專門做重大創傷心理復原的研究。我開始當劇作製作人，做了兩齣以白色恐怖受難者改編的兒童舞台劇《愛唱歌的小熊》和《說好不要哭》，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想過要做的事情，但那陣子確實自掏腰包花了很多錢，滿窮的日子。但我覺得我是心理復原比較好的當事人，我想用說故事的方式幫助更多人。

此事件對我來說有正面的影響，也有壞的影響，會被貼標籤。當我回到學校時，上課時曾被老師在大家面前酸我：「上街抗議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喊什麼，就跟小球一樣。」因為我的名字在網路搜尋得到一些當年參與抗議跟訴訟資料，當我研究所畢業在找工作面試的時候，偶爾會被講說「我們這邊喜歡安定一點的」、「有問題好好說，不要太激動」。

案件進入訴訟後，不時就要去法院開庭，每次開庭前我都會做惡夢，有時候身心狀況真的不行，我會跟律師說我真的沒辦法出庭。幾年來我換了一些律師，最後負責我的是郭皓仁律師。訴訟中後期我一度想放棄，但郭律師很熱血，每次打電話來除了告訴我開庭的進度跟時間外，也會多講一些他的分析跟看法。若不是有這些義務律師，我應該無法堅持到最後。

國賠案最後我沒有獲賠，因為我受傷後過了4天才去驗傷，法院認為我的傷跟警察沒有關係，這個結果我不是很意外。郭律師說沒有替我爭取到我應得的賠償而跟我道歉，害我很想哭，我反而安慰他，這不是他的錯。我覺得很奇怪也很難過，明明就是國家做錯事情，為什麼是律師跟我道歉，不是國家跟我道歉呢？

8年來的訴訟留下很多法院文件或是跟律師們的開會紀錄，如果看到我會嘆氣，但我又不捨得丟，就把它放在一個箱子裡封起來，可能等有天我不會嘆氣了，再把它拿出來好了。

★關於義務律師和訴訟紀錄，請看：〈從美麗島到太陽花，義務律師團的信念：透過訴訟和證詞，歷史會留下評斷〉

當年我20歲，還是資訊系大二的學生。一般人應該都不會知道立法院或行政院在哪裡吧，我也搞不清楚，以前根本沒去過。但當時我覺得政治好像很不透明，新聞上看到的跟實際發生的事情可能根本不一樣，所以我才決定要去立法院看看。

我們家都支持「反對服貿」這個訴求，我和我妹妹都有到現場聲援。3月24日那天凌晨12點多，我們跟著人群走進行政院廣場。後來看到新聞說學生們破壞窗戶翻進去，還破壞東西。但我不是，行政院大樓大門是開著的，我以為可以進去就進去了，我也沒有破壞任何東西，後來就一直待在行政院大廳裡。

強制驅離的時候，鎮暴警察們開始用警棍戳我們勾住的手，有些人害怕就自己鬆開了，沒有鬆開的人，警察也懶得戳了，直接就往身上打。警察以警棍用力地打我的頭，還拉著我的手腳，一路在地上拖並拖下樓梯，我的頸椎和背部脊椎就是這樣受傷的。太痛了，我跟警察說「我要自己離開」，但警察不理會，繼續踢我的膝關節，讓我痛到站不起來，只能倒在地上。

我繼續被警察踹跟踢，最後被丟到門口的一個斜坡，那時候我就已經失去意識了，當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急診室。我後來才知道我被送上救護車送到馬偕醫院，初步診斷是顱內出血、挫傷和下背疼痛。

我在醫院躺了快一個月才出院。住院期間我收到了一個陌生警察的私訊，他告訴我，當天在行政院大廳裡把我打到昏迷的警察是他的同事，他把同事的姓名、社群帳號等各種個資都傳給我。

這讓我知道，事情沒有絕對的。就算是警察，也是有分好警察跟壞警察。雖然個資最後沒有用上，但我還是有跟這位好警察道謝，很謝謝他願意冒險傳訊息給我。

之後的一年我都在做復健，復健的過程非常地痛苦，要求我的身體要一直拉伸，我每天都在哭。即便是現在，要是我坐久一點起身，感覺到一點麻麻的，我都會很害怕，只是因為我坐很久嗎？還是又來了？因為那就是我當年被警察打完後的感覺。

復健的時候，出門只能坐輪椅，回學校上課都必須靠我的室友們協助推輪椅。後來學校還發了一份公告：禁止學生參加政治活動，這很明顯就是在講我，老師上課也會酸言酸語，老師跟同學都很不諒解我，覺得我會被揍成這樣，一定就是我的問題。

不過，倒是有堂公民素養通識課的老師，他邀請我去課堂上演講，我坐著輪椅進去講，那天我為什麼去參加反服貿活動，在行政院又發生什麼事情。講完後，全部同學都傻眼，這跟他們想像中的公民、社會運動完全不同。他們可能以為社會運動只是課本上寫的名詞，但我不是，我是用我的身體健康去實踐這件事。

訴訟走了8年，我從原本搞不清楚法院在哪，變得熟門熟路的。台灣民主其實是有在進步，只是非常緩慢，以前的話可能我會被槍斃，那我只是躺床、坐輪椅，應該算好的。不過，看到太陽花學運領袖每一個人都沒事，還很多人投入選舉爬上高位，我只想說，我們一般人未必能這樣，很多人是苟延殘喘地活著。

復健那期間很難熬，當時的女朋友不理解為什麼我只是去聲援活動，最後卻只能坐在輪椅上，沒多久我們就分手了。現在我準備要結婚了，我老婆也不理解為什麼我當年會受傷這麼嚴重。

若一樣的事情再重來一次，我會不會再進去行政院？我個性跟以前其實差很多，現在我有家庭了，也比較收斂一點，畢竟又再受傷的話，可能很難復原。我可能還是會去聲援吧，但我不會在第一線了，我現在做什麼事情都會想得比較多。

政治人物一般都很會做表面功夫，檯面上都說支持某法案，實際上投票的時候又投反對票。但當時的國民黨立委張慶忠直接不演了，用30秒就通過服貿，這件事情就太誇張了。318運動開始那幾天，白天我都在開計程車載客人，晚上下班就到立法院外面聲援學生們。

323當天我開車完回家看到新聞說，群眾衝進行政院，我立刻搭捷運到善導寺站往行政院走去。時間大概是晚間11點多，行政院後門廣場滿滿都是人，那時候我從手機看到，北平東路那邊已經開始驅離了，而且是有人流血的那種，我就知道等一下就換這裡了。

我們都坐在地上手勾著手靜坐喊口號，警察走過來就是用長棍把我們的手撬開，一撬開，就把我往前丟到警察人牆裡，他們用盾牌、警棍、護具敲打、踢踹我的身體各處，我躺在地上只能挨打，等到我勉強站起來的時候才發現，我的左眼被警棍打到骨頭，眼角流血了。

我們走出行政院的時候，我前面有一位先生他的頭和手都是鮮血。看到有記者的鏡頭在拍，我們很激動地大喊著警察暴力，想把警察做的事情都公布給外界知道。有熱心民眾建議我們去醫療站檢傷分類，還好當時還有驗傷，這對後來訴訟很有幫助。

但真的要走訴訟，告當天施暴的警察跟下令的指揮官，不是一件容易事。很多人都跟我一樣被警察打傷，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提告，有些人有受傷，但沒有去驗傷，或是當天沒有被拍到影像，無法證明人在現場。就算這些都有了，也不一定就願意上法院，更多人是訴訟走到一半撐不下去就退出了。像那位當天跟我一起走出行政院滿臉是血的先生，他一開始也很積極參與訴訟，但好像家人是公務員，後來就被家人勸退了。

我有驗傷，現場影片也有看到我，我剛好就是那少數能夠打訴訟的人。有點使命感吧，我就覺得那我要提告。

真的上法庭之後才知道，訴訟真的很冗長。初期每次一開庭都會有30、40人，一半當事人，一半是律師，但法律程序很繁瑣，有時候只是播一個影片、補一個書狀就結束了，真的很浪費時間。

訴訟進到中後期的時候，每次開庭都很明顯地感受到愈來愈多人不見了。開庭前都會進行準備程序，法官核對原告跟律師的身分、住址，愈來愈多律師都換人了，換到整個準備程序問完就要20分鐘。還好我的律師都沒有離開，我也覺得要對得起自己，畢竟我們使用了很多社會資源跟幫助，就要堅持下去。

因為我白天還要送貨，每次要開庭就要跟公司請假，我的特休幾乎都拿來跑法院，甚至還不夠，要用自己的事假。8年來開了20幾次庭，我跟法院請假的次數只有不到5次。

但自訴的結果令人失望，過了10年還是找不到打人的警察，沒有一個官員因為這件事情道歉或負責。國賠雖然有賠償，好像代表人民打贏國家了，對，是贏了，但我是一點都沒有被安慰到的感覺。

我相對其他人比較有一些抗爭的經驗。我大學念心理系，有次到政治大學參加一堂介紹各種社會運動的論壇後，我就開始關注很多的議題，樂生運動、反國光石化、華光社區迫遷、反媒體壟斷等等我都有參與。但我沒有跟那些組織的學生們很熟，只是知道他們是誰。

318那天其實我就有到立法院，後來幾天我都有去現場聲援。323那晚，我在信義區工作的餐廳剛打烊，知道消息後我就趕到現場。那時候大門的拒馬蛇籠都已經被清掉了，大家都想進到建築物裡面，我跟著其他人爬窗戶進去其中一間辦公室，但進去後才發現走廊都被封住，我們等於是被困在裡面。

外面警察打人的消息不斷傳進來，現場有人就說，如果繼續待在室內可能會有法律責任，最後我們決定從原路爬窗戶出去到外面，坐在地上手勾手喊口號。我雖然有被警察抬過的經驗，但像這樣用警棍、盾牌亂揮亂剁的強度還是第一次看到。只要有人被警察分開，就會被丟進警察陣中，幾乎都會被打到全身傷才出來，我就是這樣。

受傷後過了一個月，我又去參加忠孝西路的反核遊行。我們一樣只是坐在馬路上靜坐，那時候警察人數是我們的好幾倍，他們明明完全有人力把我們一個一個抬走，但警察還是直接用水炮車朝我們身上射，這其實是完全違反規定的。

之所以群眾會衝進行政院，跟當時台大社科院一些學生幹部的策劃有關，只是後來人來的太多，完全超出他們的控制範圍。後來某一天，這些學生有跟我們這些行政院受傷的人道歉，其中一位學生已經是市議員了。我自己是覺得，不用跟我們道歉，雖然我也不知道警察會這樣打我們，但我們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公民，都是自願走進去的。若再來一次，我也一樣會踏進行政院。

我們針對行政院警察施暴提起自訴，政府有我們的資料跟筆錄後，反而拿來告我們侵入住居。同一件事件，我是原告也變成被告。很多人被告之後感到壓力，開始撤回自訴，甚至也打算要認罪協商，換取較輕的刑責。那時候我正打算要去澳洲打工，因為訴訟關係簽證被卡住，其實我也一度猶豫要不要乾脆就認罪趕快結束官司。直到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選擇撤告入侵住居，我才順利去澳洲。

我很喜歡聽音樂祭，但音樂祭門票都很貴，乾脆想辦法來聽免錢的音樂。回台灣後，我用在澳洲打工的錢買了一台餐車，哪裡有辦音樂祭，我就把車開去那裡做生意。

428反核抗爭國賠案打了快10年，二審到去年（2023）才宣判。我去年12月才被通知去警察局領錢，所有訴訟好像終於告一段落了，我還手寫了卡片寄給律師們表達我的感謝。

我的生活圈其實跟社運什麼的很遠，身旁沒什麼人可以談這事情，你想講還沒人要聽呢。時間很現實，10年來，幾乎只有記者來採訪我的時候，我才會再回想起這些事情，不然真的連我自己都快忘了。所以有人把它記錄起來也不錯，你如果想聽當年的故事，那趁我還記得的時候，我說給你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