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晚上9點，200餘名反對立法院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的群眾從多個方向試圖翻越立法院圍牆，並在約9點30分成功占領立法院議場，宣布開始「非暴力抗爭」，將靜坐至立院停止審議《服貿協議》。這一坐，便是24天。

這場運動自3月18日維持至4月10日，最高峰時曾有上萬群眾聚集立法院周遭，當時帶頭占領立院的抗議者來自多個公民團體、學生社團，主要由大學生組成，且運動初期曾有民眾向議場內送入向日葵聲援，因此又名「太陽花學運」。

3月18日當晚，首批率先進入議場、被視為「決策小組」的群眾便提出三項訴求：「退回服貿、總統馬英九道歉、行政院長江宜樺辭職。」然而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未正面回應，並反對此占領行為。

由於運動遲無進展，另一批抗議者在3月23日晚間至3月24日凌晨自發性發起「占領行政院」，試圖拉高抗議層級，號召超過萬人響應。但與時任立法院長王金平未動用警力不同，行政院長江宜樺下令警方強制驅離，最終造成200餘民眾和員警受傷，此為台灣在解嚴後少見的大規模警民流血衝突。

直到4月6日，王金平承諾國會將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前將暫停審議《服貿協議》，決策小組才在4月10日宣布運動結束，退出立法院。

《報導者》採訪學者專家及整理資料，篩選出318運動中的10個關鍵字，為曾經參與這場重大運動，或未經歷過那段狂飆年代的讀者，重新梳理它的複雜成因，以及持續至今的眾多影響。

引發占領的契機不只《服貿協議》，也與當時民間抗爭蜂起的社會氛圍相關。自2008年起，台灣陸續發生多場環境、勞工、土地運動，群眾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持續累積，最終匯聚成占領立法院的聲浪。而318運動的24天內，由於參與組織多元，除了議場內「決策小組」提出的訴求外，公民團體各有主張，其中最普遍受支持的目標即是針對程序正義的「反黑箱」。

2013年6月21日，兩岸政府簽訂《服貿協議》，該協議以自由貿易為核心，將擴大開放兩岸互相投資多項服務業，包含金融、運輸、通訊等領域。但因其影響甚鉅，民間疑慮不斷，於是立法院在4天後決議，《服貿協議》應逐項審查、表決，「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不得啟動生效條款」。

隨後9個月間，立法院召開多場公聽會，最終仍在外界質疑未消弭的情況下重啟審議。2014年3月17日，在內政委員會進行審查時，在野黨民進黨立委為阻止審議占領主席台，與國民黨立委僵持不下，此時擔任會議主席的內政委員會召委、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取得無線麥克風，便在台下趁亂宣布會議開始，《服貿協議》經過3個月審查期，「依法視為已審查」、「海峽兩岸服貿協議送院會存查」，歷時僅30秒。當天下午，行政院隨即發出新聞稿表示：「服貿協議送出委員會，感謝召委張慶忠的辛勞。」

由於此過程非常倉促，缺乏實質討論，且事前的公聽會已屢次被民間團體抨擊「流於形式」，未納入足夠的評估與配套，於是反對方認為張慶忠的行為破壞民主審議程序，是一場「黑箱審查」，並成為隔天（3月18日）民間團體發起集會，決定占領立法院的最直接導火線。

在318運動第一週，《蘋果日報》進行電話民調，總計74.11%民眾支持重新逐條審查《服貿協議》。324占領行政院事件後，由「TVBS民調中心」進行的調查也顯示，63%民眾支持立法院退回《服貿協議》；此外，51%民眾支持繼續占領立法院，但僅有30%支持占領行政院。

而318運動隔年，時任立法院長王金平親口表示，張慶忠當時的做法確實有爭議，「事實上它真的是黑箱。」

《服貿協議》屬於《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ECFA）一環，當年《服貿協議》若上路，下一步即是與兩岸產品進、出口相關的《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簡稱《貨貿協議》）。台灣之前雖已與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但《服貿協議》因牽涉中國因素，令「反服貿」成為318運動另一項重要訴求。

支持《服貿協議》一方認為，中資可提升台灣經濟及勞工待遇，台企也能西進中國市場，強化我方競爭力。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建甫曾表示，反對方的擔憂並非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國安問題。」他認為，我國已有考量，將強化中資來台的監控措施。

反對方，如時任台大經濟學系教授林向愷則在當年批評，兩岸市場規模差異巨大，中國資金將衝擊台灣中小企業，造成台灣廠商過度依賴中國，且無力以資本抗衡，最終形成「親中的利益集團」。

由於經濟面的爭點難有定論，因此部分參與318運動的群眾主張「反黑箱但不反服貿」。至於反服貿者又可分為兩大類型，其一不諱言對中國因素影響台灣國家安全的擔憂，另一派群眾則以勞工運動支持者為主，他們也擔憂自由貿易將對環境保育、弱勢族群造成損害。

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孫友聯認為，即使少數引入中資的台廠將獲利，台灣勞工卻得面對中國勞工的低成本競爭，將破壞就業市場。他舉例，香港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後，香港本地的服務業人口朝向低薪、低技術、低穩定性、高替代性、高流動性的「三低二高」行業發展。

在反服貿運動初期便發聲的時任國策顧問、資深出版人郝明義也指出，有別於出版自由的台灣，出版社在中國屬於國營特許行業，但《服貿協議》未放行台灣業者取得中方的「書刊准印證」，且兩岸出版產業鏈的資本額差距過大，若開放中資併購本土印刷業，恐影響台灣書業多元性。

郝明義為此廣邀出版印刷和業者，發起民間公聽會和衝擊影響調查；接著他向時任總統馬英九辭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職，並公開辭職信：

「我們要和對岸簽署任何商業協議，不能只是沿用和其他國際社會來往的『開放』概念，不僅要做產業衝擊影響評估，還一定要把這些產業事實上是『經濟與銀彈戰爭』的現場放在心上。」

318運動5年後，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許恩恩、施懿倫等人在2019年於《台灣社會學》期刊發表論文，他們試著統整這場運動中百家齊放的訴求與立場。近期，許恩恩也投書媒體提出一結論：

「為什麼『反服貿』可以讓各種意識形態光譜的人參與進來？就因為服貿本身涉及到的利益影響層面是如此多元而巨大。」

324占領行政院事件共有61名參與者被逮捕，隔年132人被台北地檢署依妨害公務、侵入建築物等罪起訴。而事件9週年後，監察院發表調查報告，確認當時警方「以逾越比例原則之暴力手段執行驅離」，受傷民眾提起的國賠官司逾半數勝訴獲賠。（相關追蹤報導即將推出）

監察院報告指出，負責現場執法的基層員警多因連日勤務導致疲憊，但警政高層的指揮不當、缺乏勤前教育，導致部分員警「行為粗暴、執法過當、對民眾懷有恨意」，現場指揮官難辭其咎。

監察院強調，警方執行清場勤務時，依規定應「徒手抬離」靜坐民眾，但台北地方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判決皆裁定警方有暴力行為，多人遭警棍毆打頭部、被警用盾牌下緣攻擊背部，甚至遭警方重摔後拖行，並以水柱近距離噴射等。

而監察院調查警政署時，警方稱僅有42名民眾受傷，遠低於166人送醫的實際數據；且監察院向法務部調閱影像資料，包含293段行政院監視錄影、333段員警蒐證影像，裡頭充斥許多與案情無關的檔案，或因設備老舊無法讀取，顯示警政署「證卷管理不周」、台北地檢署「未確實實施蒐證影像查驗」。

針對上述情況，監察院糾正行政院、內政部、警政署、台北市警局、台北地檢署等5機關，要求加強員警法治教育，使警方具備保障人權的意識，並「合法合宜」面對人民的抗爭行為。

至於對不當員警的究責，警政署雖曾回應「已對帶隊指揮官予以懲處」；但監察院發現，相關人士只有其中一名中隊長曾在2014年被申誡2次，「未有其他指揮官或員警受懲處」。監察院認為，警政署至今未兌現追究責任的承諾。

318運動有大量學生參與，被視為1990年野百合學運之後最大規模的學運。當時3月30日「反服貿遊行」的人數，內政部警政署推估最尖峰達11.6萬人，另有參與者透過空照圖、地理資訊系統計算，當天約有44萬人上街。不論統計方式，都已呈現那段期間全國被捲入的大量學生及群眾人數。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多名師生在3月25日至29日發起研究，現場訪談千名318運動參與者的個人背景，最終統計出群眾「56%為學生」，他們橫跨96所不同的大專院校；若以年齡別分類，則以「20至29歲」區間占比最高，占全體群眾66.8%。

在學者眼中，大規模青年參與抗議並非一日之寒。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認為，2008年「野草莓學運」可謂318運動前身。當時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來台，警政單位卻禁止民眾在陳雲林車隊周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宣揚本土政治理念，並發生多場警民衝突，激起近千名大學生在行政院、自由廣場與各地校園靜坐，抗議政府限制集會遊行權。

2008年野草莓落幕後，全台仍不斷湧現各領域的社會運動，其中較具代表性者，包含因土地開發案衍生的苗栗「大埔事件」、台東「美麗灣渡假村事件」，環保運動「反國光石化設廠」，勞工運動「全國關廠工人抗爭」、「國道收費員資遣抗爭」，媒體改革運動「反媒體壟斷」等。

即使部分爭議並非起源自國民黨執政時期，但都在這段時間內面臨轉折。而318運動前一年，義務役軍人洪仲丘遭上級霸凌死亡，引發10萬人上街抗議，要求政府公布案情真相，在在顯示當時大規模社會運動蜂起，各地學生容易受到這樣的時代氛圍感染。 而國民黨內部的「馬王政爭」效應，也提供了318運動得以延燒的重要背景。何明修認為，國民黨內鬥替抗議群眾創造機會，且馬英九政府始終低估公眾對於加深中國往來的隱憂，並錯估抗議人潮是由民進黨號召，以為年輕學生都是受到煽動才參加318運動。他強調：

「是先有公民社會反對，才有民進黨『巧妙地』趁勢崛起的空間。」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長期調查，2008年全台僅43.7%民眾自認為台灣人，但此數據從隔年開始翻轉，比例逐漸升高，並在318運動發生的2014年攀上當時高峰，該年自認「只是台灣人」的民眾達到60.6%，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僅剩32.5%。

台灣認同的大幅提升，使得「天然台」或「天然獨」世代開始成為台灣社會慣用語。台灣認同與年輕族群之間的關聯，則成為318運動後，政治及學術界的議論重點，

郝明義於著作《臺灣的未來在海洋：探索新時代的挑戰與希望》中指出，318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出生於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後，「隨著政治、經濟、兩岸關係、科技、媒體及國際情勢都出現劇變，他們已經置身異於過去的海洋環境，也發展出屬於海洋的思維和價值觀。」

與郝明義口中的「海洋」相對者，則是舊時國民黨、部分民進黨掌權者的「陸地」思維。郝明義認為，成長於戒嚴時期的陸地思維者講究穩定，其價值觀「重視秩序、權威、由上而下的分配」。他也如此評論兩者的認同差異：「陸地思維注重與中國的聯結，海洋思維重視台灣本土意識。」

2016年出版的《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一書集結各領域學者對318運動的事後分析，其中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發現：

「許多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年輕人，過去在日常生活中曾感到在政治上已經失去權力，但在運動之後突然擁有控制自己命運的感覺。」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林秀幸則說，「318運動因經濟而起，卻生起了國家與社群的命題」，是一個拿回、定義國家的行動，是台灣經過民主化與本土化等累積後，自然產生的政治動能。

318運動多項訴求中，立法院應訂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成占領後期的一大主張，群眾要求「先立法，再審查」，未來兩岸政府間若簽訂任何協議，都必須先由國會與全民監督。而時任立法院長王金平承諾此事，行政院也在群眾退場前的4月3日提出草案。

行政院草案雖要求相關機關必須在兩岸協商前先進行國家安全評估，並對外說明草案初步內容、期程、範圍和目標，但占領立法院的核心決策小組及多個公民團體批評，此版本未包含「民間參與」。為此，議場內學生以審議式民主發起「人民議會」，將參與者分為51個小組，詳細比較政院版、民間版條例，再把各方觀點彙整成最終意見書。他們認為，政院版草案未納入人權保障與公投規定，仍有黑箱疑慮。

隨後2014至2016年間，該屆立委及執政黨未展開進一步動作。接著2016年至2024年兩屆立委任期內，民進黨雖成為國會最大黨，另有新政黨時代力量、台灣民眾黨陸續奪得立委席次，總共提出8種主要草案版本，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仍未完成立法。

雖然2017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調資料曾顯示，全台83.4%民眾支持國會應早日完成立法，但立法工作始終未能前進。朝野各草案版本從層級、流程到法案名稱都沒有共識，例如政院版稱中國為「大陸地區」，前立委李俊俋版、立委蘇巧慧版僅稱「中國」，時代力量黨團版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部分明文將「台灣」與「中國」視為不同國家的版本則被在野黨國民黨認定違憲。

2019年民進黨政府決定不立新法，修改既有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增訂其第5-3條，明列10項近似《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內容的監督程序，此舉仍遭部分支持318運動的公民團體批評，多個在野黨也持反對態度，因此即便完成修法，仍有318運動參與者仍認為並未落實「另訂新法」目標。

3月18日當晚，首批群眾占領立法院後，他們隨即透過Facebook、PTT等平台號召響應，成為當代台灣社群媒體和政治議題緊密結合的歷史時刻。

以程式設計師組成的社群「g0v零時政府」成為一大助力，他們長期主張政府資訊應透明化，以科技促成公民監督政治。g0v成員於占領期間架設網路基地台，讓群眾得以直播、轉貼立法院情況，也建立學運的入口網站，整合現場最新資訊。

在眾多資工背景民眾協助下，當時曾有「立院靜坐排班表」，讓不斷來去的參與者得知何時需要支援。Google Maps上則有網友共同編輯「立院地圖」，列出全由群眾自發性搭建的醫療站、充電站、廁所、法律諮詢站。

由於現場群眾以大學生為主，許多教授將街頭當教室，現場宣講，或帶領學生赴立院外走讀；因占領期間剛好是校園期中考前，青年志工在「課輔站」替高中生參與者複習功課，也有眾多藝文工作者在人潮間進行創作或演奏。

部分群眾則對議場內的決策小組不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組織「賤民解放區」認為，決策小組未和支持者溝通。他們曾聲明：「這場運動看似集體共享，實際上所有事情卻還是一如往常地，透過少數決策者來領導。」

另一批在立院議場二樓負責接送物資、站崗的參與者則自稱「二樓奴工」，他們也稱決策小組封閉式領導學運、自行決定結束，於是拒絕和決策小組由同一大門離開立法院。

318運動過後，2014年底恰逢九合一地方選舉，民進黨推出「民主小草」計畫，遴選47名40歲以下的志願者參選里長、鄉鎮市民代表，更支持當時無黨籍的現任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

2016年總統及立委選舉，民進黨則在部分選區和318後成立的新政黨「時代力量」、「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合作。

但追查2014年的47名小草，最終只有15人成功勝選。時代力量經歷路線之爭與黨員出走後，今年（2024）未取得國會席次；各黨被視為「318世代」的多名青年立委候選人也紛紛落馬。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陳方隅分析多場選舉後發現，318運動的改革浪潮「不如大家預測的扎實」，青年直接投入選戰往往資源不足，也缺乏政治實務經驗，難以向老將和地方勢力競爭，最後迅速遭淘汰。

陳方隅認為，318運動的確催生少數新政治人物，其影響卻仍未撼動舊有結構，主因有二：民進黨執政後未延續此理念，其他318運動的受益者也只把群眾力量視為個人的政治機會。

陳方隅分析，民進黨內的派系與階級分明，並強調「黨內競爭」，這套原則雖讓民進黨穩定發展，卻也在318參與者邁入中壯年後，使民進黨和新一代青年愈趨遙遠；國民黨則依然仰賴「政治世家」，如新科立委張智倫的父親正是點燃318運動的前立委張慶忠。

至於推廣「民主小草」而與10年前民進黨計畫撞名的民眾黨，陳方隅表示，柯文哲透過社群經營呈現公開透明形象，讓不少支持者感到親民，並從政治冷感轉為有感，但民眾黨尚未建立明確的參選、培育人才機制，未來恐亦陷入因缺乏基層實力而難以突圍的困境。

台灣318運動落幕沒多久，香港就在同年9月爆發「雨傘革命」，一般認為「雨傘革命」直接受到318運動的激勵與影響，兩者也都具有全球青年世代反抗既有體制的時代意義。

何明修指出，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後，全球陷入經濟低迷，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引發青年對既有政治、經濟體系的不滿，最終透過網路互相影響，2010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推翻6個專制政權，2011年席捲歐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是例證。

「不論投射情緒的目標是財團或政府，那段時間的青年普遍支持『對抗強權』。」

何明修分析，馬英九政府將兩岸和解視為其歷史任務，在執政初期的確有所成果，但隨著兩岸交流的利益漸被少數政商階級把持，庶民開始不滿日常生活變化，並對「財團」和「中國」兩大因素產生警惕，進入第二任期的馬英九卻背道而馳，改以強硬手段回應民間質疑，才讓3月17日的張慶忠事件成為導火線。

香港的「雨傘革命」背景也和台灣類似，當時香港與中國之間同樣有勞工工作權、土地開發等衝突；尤其中國始終未放行香港實施公民普選，不斷試圖增修《基本法》23條與加強愛國教育，在2014年前已引發多場集會和「反國教運動」。

香港民主派為爭取普選，原本就已醞釀「占領中環」行動，原訂癱瘓香港金融區交通，向政府表達訴求。但該運動一度止於籌備，遲無下文，多個學生組織決定繞過傳統民主派，另行發起罷課，並試圖占領香港政府總部外廣場，直到2014年9月終於發起占領行動，此後形成為期兩個月的「雨傘革命」長期抗戰。

「香港青年堅定搶下占領行動的主導權，我覺得真的是受台灣318刺激。」

何明修在2014年前已積極研究香港政治，長期訪談民主派人士、學生領導者，多人都向他提及台灣青年占領立法院一事鼓舞了香港民間，讓他們改變過去多以遊行、集會為主的社運策略，決定以「挑戰法律」的方式實踐公民不服從。

何明修認為，先發生318運動，才有香港雨傘革命與2019年「反送中」運動，三者間存在直接關聯，「其特點在於未預期的爆發、大規模而且密集的參與、有深遠影響的後果。」

10年後回顧318運動，何明修表示，這場運動證實台灣社會已有充沛的公民力量，足以抗衡政府缺乏民意支持的施政，「以前多少人覺得中國是機會之地，一定要搭上歷史班車發大財，直到群眾發起運動，呼籲勿過度依賴中國，現在已成了各國共識。」

陳方隅強調，318運動雖是台灣與中國畫出距離的轉捩點，但後續推力仍來自中國本身，「即使在318當下，大家對中國因素的影響還是爭論不休，」直到中國近年對外擴張，持續和各國發生衝突，再加上香港反送中事件、COVID-19疫情影響，最後才真正造就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戒心。

至於民進黨再度執政至今的「後318時代」中，台灣的社會運動走向何方？

總統蔡英文第一任任期上任不久便發生華航空服員罷工，2017至2018年的《勞基法》修法爭議一度傷及選情；眾多曾參與318運動的團體也持續聲援近年「大觀社區迫遷案」、「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爭議」和《礦業法》修法等事件。但在2018年的同婚公投大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台灣社會運動似已逐漸沉寂，新世代對於公共議題更是漸趨冷感。

「直到2020年疫情後就變了，現在是社群時代，每天都有新話題，群眾要接觸太多資訊，所以忘得也快，這些2016至2019年期間發生的事件，幾乎不再被提起，」何明修回憶，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台灣校園仍有許多聲援集會，如今青年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度、實質討論和行動卻低於往昔。

何明修將這段「低迷」視為正常的社會週期，畢竟累積社運能量需要契機。他指出，當一段席捲社會的浪潮結束後，改革往往融入政策，回歸生活，成為後人難以察覺的既定事實，「即使318的歷史影響非常重要，記憶還是會自然消散。」

陳方隅則認為，318運動雖讓台灣公民社會產生動能，但改革需要長久耕耘，仍有不少當年未完成的目標，近期也有行人路權等新議題正在醞釀發展。

「應該要不斷地從社會發展史告訴大家，我們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陳方隅說，這是它（318運動）值得被回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