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日，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學生開了反黑箱微調課綱運動的第一槍，隨後，全台灣上百間高中職學生紛紛在臉書上成立反黑箱課綱粉絲團。進入暑假後，學生們也組織發起一波波高強度抗爭，包括713突襲國教署、723夜闖教育部部長室，以及學生林冠華730燒炭死諫後，引爆社會情緒及動能，上千群眾當晚衝進教育部，佔領廣場一週直至退場。

然而，反課綱運動當時並沒有成功達成任何訴求，反而過了半年後，隔年年初民進黨在總統、立委選戰中大獲全勝，全面執政的新政權在5月上任後，火速以行政命令廢止「103課綱」。

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學生陳建勳剛好在反課綱運動期間，面臨父母離異、家中經濟困頓、升學重考、女友分手的多重困境，而身為運動決策一員的他，在一年後如何看待運動成果、反省運動策略，以及面對自己和夥伴們的運動傷害？

以下訪談以QA方式呈現，陳為受訪者陳建勳：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民進黨上台後馬上撤回微調課綱，以當時的運動者來說如何看待這結果？

陳建勳（以下簡稱陳）：去年撤場後其實覺得很絕望，我們做了很多，但國民黨卻是「零退讓」，後來大家把希望放在民進黨身上，希望大選後有改變。他們選前承諾會做，上任後一兩天就撤銷，我沒想到會那麼快，這讓我對民進黨好感度有增加。不過，即便是這樣，當下其實還有種無力感，一方面怨嘆國民黨要拖那麼久，一直說法律上無法做成；一方面發現，原來新政府只要下一紙命令就可以撤銷課綱了，竟然如此簡單快速，這讓我們覺得之前所做的好像有點愚蠢、不切實際，這情緒很複雜。

報：反課綱運動有造成學生們什麼運動傷害嗎？原因是什麼？

陳：訴求無法達成所造成的無力感和挫敗感，加上面對環境劇烈地改變，原本大家一起做社運，突然變成你可能要回家，回到既有朋友圈，那種環境落差會不適應。也可能接受家人長輩批評，或是現實因素，失學、經濟有困難。再來第三就是整體情緒相對低落，退場之後很多人有去看心理醫生，包括心理諮商和安眠藥，有些人會自殘。

退場一個禮拜內表達想要自殺或自殘的想法，每一兩天就一起，當時line群組每天都有，大家都拼命地要去找人和報警。臉書上也是沒事就看到有人發文想自殺，對自己也會有影響。雖然我本人是沒想過要那麼做，再死人對議題不會有幫助，倒有可能會被抹黑成「學生只會靠死諫、民進黨操弄學生生命」。

報：你個人呢？有什麼運動傷害嗎？

陳：我和我爸感情本來都很好，曾一起去走路環島、騎腳踏車啊，不過後來他疑似有外遇對象，對我媽家暴，也離開了我們。重要的是，他還把我們家上千萬的財產全部拿走，這讓我媽、我和妹妹面臨破產。

所以去年反課綱的時候，我回到家就是「爸爸、錢、離婚」，加上我也要面臨重考壓力，9月時候又跟女友分手，這打擊很大，那時候我得要去看神經科、服藥，有失眠、憂鬱症，接受好幾個月的諮商。這會相互加深，想說怎麼一輩子壞事都在暑假。那時有一段時間都在大量酗酒，每天抽幾包煙，胃壞掉就吃胃藥、消化藥，一天吞30、40顆藥丸。這巨大悲傷情緒持續到去年12月才恢復，我完全無法念學測，指考也是到前兩三個月才能好好念書。

陳：他的死對我來說沒那麼直接，我跟他只有幾面之緣，也沒有深度交談，大部分都是公事上。真正讓我傷心的事情不是他死掉，而是「有人因此而死」，沒有任何議題值得犧牲生命。但我相信他的死不是只有議題因素，還有其他原因，那時候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他，北高盟在內亂，其他地方有風聲說他要篡位等等，他也有精神方面的病史。

報：但大林的犧牲對於運動來說算是值得？

陳：殘酷地來說，他的死對運動有極具戲劇性的影響，我們內部本來預測是7月底就會結束，媒體就會收手，他的死帶來很大社會關注度、群眾憤怒和動力，是讓我們進去教育部的契機。有夥伴可能會覺得他的死帶來麻煩，我們確實是要因此而重新編排運動策略、重新寫新聞稿、應付媒體，但大林沒有欠我們，也沒跟我們保證會走到最後，大林在任何一丁點上都不需要因為他死為任何人負責，自殺也不應該因為不負責任或是會對他人困擾而進行評斷。

報：剛剛你在反省時，有提到這一年來常常在想「當時如果沒有怎樣或許會如何」，這是指什麼念頭？

陳：如果我們沒有開始的話，大林或許不會死。

報：什麼意思？

陳：如果我沒有在去年嗆教育部長，或許大林就不會因此而死。當時若預料到需要付出很多成本，有人死、有人自殘、有人憂鬱症，還會認為反課綱是值得的嗎？或許當時就不應該嗆教育部長，而是應該去找在野黨民進黨談看看或是訴諸媒體⋯⋯。

報：這問題過了一年後，你有比較明確的答案嗎？若重來一次，你還會開始反課綱嗎？

陳：（沈默20秒）這問題很難回答，我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我們很多學生都未成年，每次發起衝撞前都很掙扎，包括法律風險、夥伴人身風險、行動之後處境還是很艱難。我一直在想，或許每件事情根本就不用這樣，如果可以用強度更低的方式去做，就能讓其他人承受更少的傷害。

報：作為運動中的決策圈一員，你覺得這場運動你應該負什麼責任嗎？要付多少責任？

但我可能做某些事情或溝通上面，造成我們跟基層溝通不良，往往是我們做完決策後基層才知道，決策小組大家把基層當工具人看，這很糟，我當下沒有立刻意識到這一點，但後來退場一兩天我覺得糟透了。很多在場的人都是聽到我們要退場才去做，但他們的意見從來沒有被聽到過，所以當時退場倒數第三晚時，我們有把基層全部找來到北社，跟他們道歉。

報：決策中心的問題應該避免嗎？如何避免？

陳：我們決策圈的人可以花更多時間留在教育部，而不去上電視，若可以重新選擇，我晚上會睡在教育部。那時候輿論其實相當充足，每天頭版都是我們，我們沒去上節目，也可以找其他人去上電視。

報：我之前在做太陽花學運週年專題時，有運動者反省時曾表示，他們每天在議場開會好像都只是在討論如何應付媒體輿論，而不是如何達成原本的運動訴求，反課綱運動也有這樣的情形嗎？

陳：我其實從去年7月下旬就沒在看新聞了，包括自己的採訪跟反課綱運動，我們都在想要如何回應教育部、哪幾位學生來代表，我們開記者會都比較像是跟媒體發布事情，是在發佈而不是在回應媒體。這場運動除了統媒外，大部分媒體立場對我們算是正向的，風向在冠華的事之後則轉為同情。

報：最後我想問一下，你覺得反課綱運動對於年輕世代有任何影響？

陳：這要分兩部分，一是我的生活圈有很大改變，我的臉書朋友以前就是學校和辯論社，但這運動讓我多了一千多個來自社運圈或政治圈的新好友，同溫層整個重新建構。

報：那對於整體的高中生而言呢？

陳：這運動也提升了高中生在社運圈政治圈的地位，以前高中生只是「我有去太陽花運動跟大家一起唱島嶼天光」，但現在大家發現高中生可以獨立組織運動。在關心運動方面，高中生比例是有提升，從關心變成參與，但仍是少數。

平均來說，志願越好成績越好，關注社運比例會越高，尤其是在前幾志願這傾向很明顯，但就算是台中一中，對社運議題也是關注的學校，真的會去關注反課綱的人，全校三千多人中不到一百個，反課綱當時每天都有新聞，但光是聽過反課綱的人就很少數，會來聲援的更只剩2、30個，台中女中則只有個位數，台中二中、文華根本找不到。這明明就是高中生組成的運動，但卻都如此冷淡，更何況其他人？當然立法院會關注教育議題，對，但這運動真的有改變什麼嗎，這個我還要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