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青春電影中，常出現好朋友意外死亡或自殺，而其他人必須背負著同伴的死亡繼續成長的劇情，本應美好的青春時光卻遇上嚴肅的死亡，鏡頭下的日常令人覺得既真實又虛幻。沒想到，電影般的劇情竟也在2015年的台灣夏日上演，只是這個死亡遠比電影複雜得多，遺留下來的傷害也非鏡頭可以傳達。

2015年7月底反黑箱課綱學生林冠華燒炭自殺，一週年後，10多名當時的運動者（多為高中生，少部分為大學生），這一年來各自的生活、面臨的運動傷害，以及對於親密同伴死亡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在723突襲教育部事件前夕，為了阻止聲稱要帶500人衝進教育部「砸場」的同伴，林冠華在學生內部群組裡表示，他已經請警方加派人力阻擋。「找警察攔自己人」的訊息一被流出，立刻引發社運圈強力撻伐。即便林冠華事後澄清，他並沒有真的叫警察，只是想藉此警告同伴不要衝動而壞事，但「內奸」、「警方臥底」的印象仍無法消除。楊尚恩則解釋，林冠華曾稱這個「叫警察」的黑鍋是他自己計劃好要揹的，反正他之後都要死了。

曾自殺未遂兩次的林冠華在死前分別跟同伴們私下透露自己的死亡計畫，卻又要求他們不得對外張揚，否則要立刻執行。猶豫不決的學生們，最後還是在出事前一天打電話告知林冠華媽媽，原以為有家人陪伴已經安全，才在深夜渾渾睡去，一覺醒來卻還是收到同伴燒炭身亡的消息。

得知同伴死訊，所有已離開的、還未加入運動的學生立刻自動集結在台北，當天深夜，上千群眾憤而衝進教育部廣場，開始長達一週的佔領。當天，還有一名學生下意識地將一把水果刀塞進包包就衝去教育部，所幸直到一個禮拜後運動退場，這個包包都沒再被打開。

林冠華並沒留下遺書，清楚交代他的想法或遺願，這使得「他是否真是因課綱而死？」變成一開始輿論爭吵不休的命題，直到林冠華在群組中說的「我要讓媒體輿論瘋狂燃燒」的訊息曝光後，似乎才定調這是一起與課綱有關的政治事件。

死諫當然能轉換成巨大的運動動能，但這對學生們而言，到底應不應該消費同伴的死亡、消費到哪個程度，成為當時運動策略中最猶豫的部分，如果講太多會被覺得是在消費，但講太少又會被批評冷血。尹若宇就抱怨，「他走得很華麗，卻沒留說明書給我們，要嘛好好說『不要消費我』，如果要消費，你（林冠華）就跟鄧不利多一樣留下線索嘛！」

大部分學生們都同意，林冠華的死跟課綱有關，但家人對於運動的不支持、同伴間的猜忌等其他因素到底又佔了多少，沒人知道答案。而這個無解的問題卻一直困擾著5月1日開了反黑箱課綱第一槍的廖崇倫，這一年來即便很多人勸他「自殺是林冠華自己選擇的」，但廖仍會忍不住一直去想：「是不是我當初不要出來反課綱，他就不會死了？」如果可以選擇重來，廖崇倫寧願放棄運動，「因為沒有一個議題值得犧牲生命，我無法說服自己那完全是他（林冠華）自己的責任。」

此外，消費死亡不是只有對外，當時學生們之間也不乏出現「我和大林很熟，他生前⋯⋯」的紀念文。楊尚恩對此相當無法諒解，「明明生前大家幹他幹得要死，但死了之後大家都在發文說大林生前怎樣⋯⋯但我承認當下要『相忍為運動』，所以這些話我都忍住不講。」

林冠華的死雖帶給運動極大的動能，但也因此產生將同伴們拉向死亡的強大拉力。佔領教育部期間，還有一批心理諮商師進駐現場，除了少數人外，大部分學生都曾出現過想自殺的念頭，這現象在毫無戰果的退場後到開學前這段期間最為明顯，學生群組、臉書每一兩天就會傳出有人要自殺的消息，必須仰賴藥物對抗憂鬱症的學生更是不在少數。

林冠華的伴侶小Z原本跟社運毫無關聯，卻在冠華死後投入教育部佔領現場工作，希望藉由身體的勞動來忘卻悲傷。他本來計劃在教育部退場的那一天跟著去找林冠華，希望輿論能在因颱風退場後仍維持一定熱度，但他卻在前一晚夢到林冠華。林冠華一句話都沒說，只是將手輕輕放在他的肚子上，好像叫他別這麼做。夢一醒後，他當下就打消念頭。但即便如此，幾個月後小Z仍一時想不開，混著林冠華留下來的藥配酒喝，所幸最後被友人緊急送醫救回一命。

若有學生為課綱而自殺，那之後的課綱要如何看待這件事呢？社會上多給予林冠華相當正面的評價，像是烈士、英雄，甚至是立碑為「台灣神」。

同伴死後升天成神，學生們多半當笑話虧自己：「原來我認識神耶。」念宗教系的羅宜則認為，自己才是對於自己生命擁有最高詮釋權的人，人一死後，其他人都只能站在同一個基準點去詮釋，「我有權利詮釋，你也有權利批評我的詮釋，歷史對他的詮釋只會停留在這個時間點上，（台灣神）是自然而然的詮釋，我們可以去施壓這樣的詮釋，但我不會。」

但林冠華本人自己想當神嗎？林冠華自殺一年後，教育部現場辦起追思紀念會，台上有牧師唱歌吟詞，台下教育部圍牆旁，則有一群學生圍著，一起抽著林冠華生前最愛抽的綠寶馬。抽完菸後，在莊敬高職念書時就認識林冠華的陳詩誼（化名）說，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如果藉由追思會這樣的方式紀念林冠華，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勇敢，更堅定的參與社會運動的話是好事，「但我自己認知，他不是偉人，也不是神，他就只是我的朋友而已。」

然而，楊尚恩和蔡沂㚬則對於紀念林冠華的儀式和象徵感到極度厭煩，「自殺前他就說他要自由自在的海葬，什麼立碑、紀念儀式、台灣神的他都不要」、「大林一定不喜歡這樣」。游騰傑也批評，「台灣社會有個病態，就算你生前講的話都是屁話，但只要因為某種不可抗拒的因子而死掉，你就會變成聖人，扭轉生前所有做過的事情，可能死是個很偉大的事情吧。」莊于庭也感嘆，「當初我也跟他黑在一起阿，但他一死就馬上白了。」

只要有運動就會有傷害，對於社會運動的運動者來說，傷害多是綜合性的，常見的像是家人對運動的不諒解、在社運圈同伴之間「黑掉」、與非社運同溫層的相處障礙或是司法訴訟的壓力。

爺爺和爸爸都是職業軍人的尹若宇，因為723闖進教育部被起訴妨礙公務後，正式與「鐵桿藍」的家庭決裂，一年來過著到處跟朋友借宿借錢、打工的生活，但他仍不後悔走上這一條路。同樣被起訴的彭宬也離開桃園的家，在台北獨力生活，「我一開始覺得我沒sense到運動傷害，跟朋友聊過，才發現影響其實還是蠻嚴重⋯⋯可能無力感吧，就其實我們什麼都沒有達成。」

生前常與冠華一起抽煙、聊天的楊尚恩，本來是社運圈眾所皆知的「衝組」，卻在林冠華死後逃避了所有熟悉的社運現場。他想不透，「如果連犧牲一條人命也達不到訴求，那為什麼還要做（社會運動）？」

莊于婷則覺得，組織運動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無意義地爭吵，使得她不想再去參與議題，而人際關係疲乏的她回到學校後，又面臨同學們的排擠，「朱震在學校比較被當英雄、領袖之類的，但我跟鍾欣庭（另一生理女性運動者）就常被說『很愛出來亂』、『很無腦』之類的形容。」

運動過了一年，這些傷害有些人說得出口，但有些人的傷口可能真的已經結痂了，或是根本還沒出現。能對林冠華的死說得雲淡風輕的人，或許才是受傷最深的人。

在台灣，體制外社會運動能順利達成訴求的案例不多，反黑箱課綱運動卻能算上一個。但這成功並不是在運動的當下或談判桌上達成，而是在近一年後由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以行政命令火速廢止「103課綱」。

在檯面上一連串「林冠華，你的犧牲值得了」的祝賀下，學生們的心情其實相當複雜，包含了喜悅、無力和擔憂。朱震說：「感覺不是我們的功勞，只是時候到了。」廖崇倫則說：「我高興不起來，如果課綱可以這麼容易就被撤銷，就代表這個機制是危險的，或許再換個政府後課綱又可以被輕易撤銷了。」

然而，更殘酷且矛盾的問題是，如果林冠華是為了課綱而死，但課綱最後被撤銷卻又與他沒有絕對關係，那林冠華的死亡仍然如此偉大嗎？能回答這問題的恐怕只有林冠華自己。

當然，完全以成果評價一場運動是不盡公平的，要去評價一個人的死亡更是困難的事。不可否認的是，反黑箱課綱運動讓台灣的高中生跳脫「只能跟著唱《島嶼天光》」的角色，而被認可是有獨立組織社會運動的能力。運動後一年，教育部更史無前例地讓國中、高中、大學生自己以民主機制選出課審會代表，讓學生能實質參與課綱的修訂，這教育史上重要的進展也絕對與林冠華脫不了關係。

只是，這麼大的犧牲到底值不值得，這問題只能去問林冠華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