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與數據科技今日的發展，幾乎可以說正要開啟決定我們未來生活與命運的關鍵時刻。這不僅是在說包含ChatGPT等令人驚豔的人工智慧應用，或是Vision Pro所謂空間運算將帶來的改變，我們更需要認識到的，其實是日常生活中漸漸無所不在的各類監控科技。

《監控國家：中國全力打造的數位烏托邦，一座不斷進化、從上到下集體共構的全景監獄》這本以厚實的調查報導為基礎的新書，雖然是以中國為主體，但我認為，卻像是向讀者遞上了一面反思之鏡，讓我們能即時地（或者，希望不算太遲地）、更警覺地去思量，該選擇什麼樣的科技與未來生活？因此，這篇書評試圖向讀者們指出：《監控國家》除了是一本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中國作為極權監控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發現，那樣被監控的生活其實並不只是遠在天邊，很有可能也將會是我們的未來生活。

本書的故事背景是兩位作者筆下維吾爾族人塔依爾（Tahir Hamut Izgil）一家的遭遇。跟著塔依爾的故事，我們幾乎經歷了中國對於新疆維吾爾族的監控日常，隨處可見的警察崗哨及監視錄影機、各種數據收集與分類的表格，甚至是不明究理的生物識別數據採集作業。這些日常監控的運作，目的不僅僅在控制當下，更在於控制未來。如同本書第一部的另一要角，前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所說的，他們要做到的是，在威脅出現之前，就先消滅威脅。

透過監控科技來消滅未來威脅，這種看似科幻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的情節，其實也正是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一書中警示的，無所不在的監控與數據科技，將會導致一種「確定性的烏托邦」。但不同的是，《監控國家》讓我們可以更清楚看見，中國作為一個極權監控國家，是如何走上這一通往反烏托邦未來之路。或者說，對中國而言，這可能是一條夢想實現之路。

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就任後不久，就清楚地宣示要將人工智慧與數據科技視為其國家發展計畫的核心。《監控國家》的兩位作者，在書中相當貼切地形容了習近平中國大夢的理想未來：

在理想的未來裡，只要擁有足夠的數據和正確的演算法，他們就不必像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其他20世紀的暴君那樣，動用暴力來強加自己的意志，而是能像谷歌（Google）的廣告商那樣，預測要在何時、何種方式，來推動國民按照中共偏好的方式行動，同時也可以抹除異議。中國將不再存在自由或壓迫，只會剩下最佳化。（頁152）

這種「最佳化」的想像，背後浮現的正是將社會整體看作是可加以設計、改造以及驅動的工程學思維。一方面，兩位作者帶我們看到，這種社會工程學思維在中國的萌芽，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返回中國的重要科學家錢學森。他在1981年出版的書中主張，社會主義的社會，透過其所謂社會控制論的幫助，將「可以被設計成能自動進行自我修正的社會」。其後，錢學森的學生又進一步地將這種工程控制的思維，結合資訊科技的進展，將監控與數據分析帶進了中國的治理系統之中。

另一方面，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監控國家》一書的兩位作者指出了，這個中國夢實際上也是中國向西方民主社會提出的一種挑戰，也就是有別於西方的、關於美好未來的「中國方案」。也因此，《監控國家》帶讀者看到，中國政府如何致力於監控科技與治理系統的「輸出」──例如，華為在烏干達設計的「平安城市」系統。但就如同兩位作者主張的，中國政府的目的不見得是要讓其他國家複製中國的治理模式，而更像是要向全世界展示「這世界除了自由民主之外，還有其他替代方案」。

《監控國家：中國全力打造的數位烏托邦，一座不斷進化、從上到下集體共構的全景監獄》， 李肇華（Josh Chin）、林和（Liza Lin）著， 李易安譯，麥田出版

甚至，我認為這本書更令人感到衝擊、也更值得一讀的地方在於，兩位作者不單純是在「揭露中國極權監控的邪惡」。特別是當我們從第8、9章看到，中國的各類監控科技背後不斷地有著西方科技公司的影子。像是微處理器大廠英特爾（Intel Corporation）便投資了一家名為東方網力的中國新創，其產品後來被用於新疆的影像監控網絡。而思科（Cisco Systems）的網路路由器設備，不僅協助了中國政府建造了舉世聞名的「防火牆」，更被用於打擊中國境內的宗教活動。當然也不用意外，新疆警方用的硬碟是希捷（Seagate）與威騰電子（Western Digital）的產品。

這些西方科技巨頭，在面對外界相關質疑時，總以「不知情」、「震驚」等說詞試圖含混過關，但實際上難以否認的是，對於資本主義企業而言，當中國這一龐大的市場擺在眼前時，那些民主與自由的理念、價值，恐怕早已成了營利的必要代價。換言之，這些因著所謂自由的政府與市場制度才得以獨立與茁壯的大企業，如今等同於是以助長極權監控的方式，貪婪地賺取大把利潤。而這樣的作為，恐難令人相信所謂的「西方」還有著任何「正義」。因此，如同兩位作者主張的，我們今天面對的，早已不是簡單的正邪二元對立的問題。

本書的尾聲回到了塔依爾一家的故事，他們終於克服萬難去到了美國，但這卻也意味著將走上無法歸鄉的流亡之路。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家」是安全棲居之所，相對地，自由則源自於空間探索的可能性。然而，實際上更為複雜的是，對於人的基本需求而言，兩者從不是二擇一的選擇題，而是有著曖昧矛盾的張力。換言之，所謂的自由的探索，不可能讓人全然捨棄安全的需求；同樣地，絕對的安全若要以自由為代價，那必然帶來窒息的生活。《監控國家》一書以塔依爾一家的生命故事，帶讀者看到在監控科技擴張的未來世界中，自由與安全需求的滿足將是更難解的問題。

一方面，去到美國的塔依爾逃離了中國極權監控，某種意義上自由了，但無家可歸的流亡卻必然帶來某種不安全的焦慮感。另一方面，流亡的自由卻也可能在某一天變得虛假。雖然塔依爾一家可能尚未經歷到，但《監控國家》的兩位作者已指出，如今，臉部辨識系統也已成為了美國境內警察治理的武器。從九一一事件到COVID-19疫情的爆發，美國（以及其他許多所謂民主國家）正以看似不同的方式，卻實際上極為相似地靠向中國。

因此，如同本文開頭所說的，我們正面臨了人工智慧與數據科技將導向何種未來的關鍵選擇時刻，同時，我相信也如同《監控國家》兩位作者最後所說的，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就像台灣過去在COVID-19疫情期間已經歷過的類似選擇：在特殊情境下合理且有效的監控科技，在多大程度、何種條件與程序、以及該由誰能決定，它的持續甚至擴大使用？也許讀者們在讀完《監控國家》後，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本文由麥田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