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超過一年，疫情初期台灣即啟動「電子圍籬」系統，監測隔離者有無違規外出。

2020年底，全球疫情因英國變種病毒再度升溫，台灣防疫措施也增加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進入大型集會場所的限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再宣布推出「天網」，監控有無違規者參加跨年活動，宣稱「違規前往，會有天網找到你」；雖成功揪出數名前往參加跨年活動的違規者，但因擔心與中國全民監測引發人權爭議的「天網工程」相提併論，最後將天網更名為「電子圍籬2.0」。

電子圍籬怎麼運作？用數位科技防疫，又產生什麼爭議？ 真的能靠它控制傳染疾病嗎？

電子圍籬使用的原理，是靠手機與基地台通訊過程延伸的定位服務，在多個基地台與手機通訊過程的訊號強弱計算出使用者的概略位置，一旦訊號離開或進入某特定區域，系統就會發出警報，通知使用者與政府單位，接著相關單位再進一步人工聯繫與確認追蹤者的位置。

這類由基地台定位的方式與實際位置大概有54～70公尺誤差，常會發生失準情況，如有些居家檢疫者手機明明在家，卻被判讀為外出。不過，目前這種定位方式難以反制、也最為有效──手機只要待機就可以被追蹤，若不是刻意留置或關掉手機──因此電子圍籬啟用後一直使用到現在。

而電子圍籬2.0主要原理也是透過基地台去定位，但增加了不需手機就能監測的新方式，包括進入大型集會場所實施實聯制，透過參與者掃瞄或拍攝身分證登入數據庫，再將參加者名單與衛福部隔離系統數據庫勾稽後，一旦確認有自主健康管理者進入活動現場，就由警政系統找人。

日前在五月天的兩場跨年演唱會中，警政系統就利用電子圍籬2.0，在上萬人的演場會現場中找到7名違規的自主健康管理者，即陳時中口中「天網找到你」的功能，但他同時也強調，相關資料會在28天後銷毀。

雖然防疫具有相當大的公益性，此波COVID-19全球大流行下，不僅極權的中國，許多民主國家亦使用科技手法防疫，但法律授權和行政監督，同樣在各國引發爭議。針對這類新監控方式，國內的疫情指揮中心對外並無正式地清楚解釋其運作原理、細節、法源依據，也因此引發侵害人權的質疑。

指揮中心的說法是，電子圍籬措施的法源依據來自《傳染病防治法》、並非引自因COVID-19疫情而特別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但檢視《傳染病防治法》，並未授權行政機關取用居家檢疫、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者的手機門號。

此外，援引《傳染病防治法》的疑義還包括，將來若發生其他法定傳染病（不限此波COVID-19），行政機關也可以直接使用電子圍籬進行監控，而完全不需要立法機關監督。

法律授權不足的結果，導致監督的困難，監督困難就會產生質疑──電子圍籬監測的範圍和內容是否適當？在公部門與私人機構都可以取得實聯制個資的情況下，如何確保蒐集個資不會外洩？又該如何確認資料在保存期限28天過後，真有確實銷毀？

德國針對《COVID-19特別條例》修改了兩次，將社交距離、戴口罩等限制人民自由等規定明確入法；台灣雖也有相關規定，但法律位階卻只有行政指導，遠不及行政命令、法律位階，造成遵守義務、裁罰依據以及後續行政救濟都有爭議。台灣若能將重大的防疫行政措施放進《特別條例》，讓立法院能實質監督，也許較能減少爭議。

疫調是阻止病毒傳播重要的手段之一，透過新興的數位定位科技可減少傳統人工疫調的困難與限制，但又有侵犯隱私的疑慮。因此，如何在防疫與保護隱私間取得平衡，是各國在疫情下的另一個難題。

綜觀各國對COVID-19科技防疫策略，使用電子圍籬的國家多是亞洲國家，也有一些國家自行開發出追蹤接觸者App，例如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與澳洲所使用的「COVIDSafe」，也都引發對侵犯隱私的隱憂。澳洲在推出COVIDSafe後，其總檢察長也針對該App做出影響隱私評估報告，立法規範數位追蹤科技在疫情下的使用限度。

啟動後手機會開啟藍芽功能，並且記錄同樣有開啟該系統、且與之近距離接觸一定時間以上的手機；同時也透過藍芽通訊，讓接觸者的手機存放彼此的代碼。

當出現確診者時，衛生部門需在病患的同意下，取得病患的代碼資料，透過系統廣播方式提供給所有人，其他民眾的手機程式在收到通知後會在自己的手機中進行比對；確認有接觸紀錄後，手機會發出警告，民眾再依據程式的建議進行自我隔離與健康管理，過程中不會有任何其他人取得接觸紀錄。

台灣因為疫情控制得宜，政府並未啟用此方式。「暴露通知API」雖非強制性，但需仰賴民眾配合，普及率也要達到60～70％以上才有一定防疫效果，不過在隱私保障上，卻遠優於集中管理式的電子圍籬。在與病毒的長期抗戰下，人權碰到性命交關的疫情難題該如何兼具，政府和民眾都還要一起努力。

諮詢專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胡博硯、台權會數位人權專員周冠汝、「藥局口罩採購地圖」開發者江明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