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駱明正；譯／許睿洋）

在全球疫情絲毫不見緩和的情況下，台灣當然不能聲稱自己已經戰勝了COVID-19。但至少就當前而言，多數台灣人都能因為防疫措施的奏效而鬆一口氣，這樣的成功案例也在防疫期間帶來社會學上攸關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的啟示。

首先，台灣的經驗說明讓我們看到，國家政府的執行力是否夠強、是否能反映民意，乃是保衛公共健康的重要關鍵之一。即便台灣人民在整場疫情中相當倚重社區網絡和崇尚法治的市民文化，但防疫所需的大量資源、科學人才與技術，乃至部會之間的協作與公衛當局的威信，都是由國家機關所提供。再高的市場效率、再多的公益組織創意，都無法取代上述的政府職責。

台灣的大眾也開始意識到，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而言，社區中的所有人都需要受到保護。隨著傳染病持續肆虐，部分社運人士、社會學家和公民團體呼籲公衛專家伸出援手，為因違約逾期居留而藏匿行蹤的移工進行檢測。「移工為台灣人民照顧長者並對台灣經濟有所貢獻」的論述，已是老生常談，但現今的疫情更凸顯了「任何未受治療的患者對所有人都是威脅」的想法，也促使大眾思考自己對於這些「當地外來者」（outsiders within）的偏見，可能會讓台灣防疫上的成功功虧一簣。對移工的健康保護一事，台灣的大眾仍在謀取共識，但至少這個議題已經得到相當的正當性與能見度。

同時，台灣人民也意識到他們必須面對一個難題，那就是在社會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即便是一個兼容並蓄的社會也必須設下底線。確實，全球所有的全民健保系統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某種形式的醫療配給，所以，問題不是全民健保要不要設限，而是如何讓設限的標準更趨向合理。近期，一名立法委員提案提高海外台灣人使用健保系統的門檻。一項由《聯合報》進行的線上調查結果顯示，約有80％的應答者對立委的提案或類似措施表示支持。許多人認為，為了確保台灣的全民健保系統（也被廣泛認為是此次台灣防疫成功的基石）得以持續運作，這樣的措施勢在必行。

如何在健保系統的兼容性與永續性之間取得平衡？這樣的辯論至關重要，但這樣的議題也很容易失去焦點，變成汙名化非納保者的討論。上述的立法委員便主張，海外國人的「醫療返鄉行程」實為健保制度在財務上遭遇困難的原因。立委與他的支持者更將提案戲稱為「黃安條款」，也就是以聲名狼藉的退休台灣歌手黃安為名。黃安現居於中國且經常貶低台灣，但卻時常因醫療需求返台。

暗指海外台灣人都對國家不忠並濫用醫療資源的說法，無疑地充滿問題，最大的問題便是這樣的討論轉移了問題的焦點，讓大眾忽略了真正關鍵的議題：台灣的健保系統確實面臨著資金短缺的窘境。台灣的健保醫療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6.5％，這個金額約為多數已開發國家相關金額的三分之二，更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出於擔心對選情的負面影響，台灣的政治人物長期以來一直避免觸碰吃力不討好的健保費調漲議題。COVID-19是個迫使大眾正視這個議題的契機，但若要社會輿論嚴肅地深入討論這個議題，就不能過度熱衷於視海外台灣人為代罪羔羊的民粹論調，從而失了焦點。

簡言之，台灣抑制COVID-19疫情的成功，彰顯了其社區韌性上的若干結構性與文化性因素，包含一套有效的全民健保系統、一個執行力夠強、也能反映民意的國家政府。在文化上，大眾也漸漸願意思考保護邊緣群體的重要性，並且開始認真去面對健保制度在兼容性與永續性之間，如何能求取平衡的這個重要難題。當然，就算是最具包容性的群體也不可能毫無疆界，但台灣人民必須小心不落入一個陷阱：就是一旦把某些族群視為外人之後，就不知不覺開始汙名化那些外人。相反的，就算是對外人，也該以同理心和尊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這些經驗對於台灣以外的世界各國而言，可能也同樣彌足珍貴。

（文／盧宛孜；譯／謝達文）

在這波冠狀病毒大流行當中，口罩是維護病患和醫院工作者安全必備品，成為最被需要的一項商品。但是，口罩供給卻又持續不足，這既是醫療上對口罩的需求大幅提升所致，同時也是因為大眾出於恐慌搶購自用口罩，不顧專家呼籲「只有生病或高風險族群需要配戴口罩」所致。對此，東亞各國政府各自採行了不同的政策，以遏止口罩短缺帶來的恐慌，並且保障醫院工作者所需口罩供給無虞，其中有些國家甚至直接干預口罩市場。這方面的政策差異，正好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探討「非常時期下取得的政治正當性，將如何重新定義『何謂正常』？」

在東亞，四個不同的政治體，各自防堵疫情的策略都備受注意，但他們為了能將口罩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並且緩解社會恐慌，各自採取不同的方式管制口罩配銷，正可以互相比較、一併討論。

首先，香港政府認為任何市場控制都「可能帶來反效果」，因此，市場機制如常運作，口罩價格隨之水漲船高。而新加坡的政策，則是以一個既存的管制框架為本：從上個世紀以來，依照《價格管制法》的規定，如果有任何漲價情事，零售商都必須向政府提出報告、解釋何以調高價格；政府指派的價格監管單位，如果認定零售商的解釋並不充分，就可以由官員展開面談、並稽查庫房及店面。而自1月底開始、也就是傳染病爆發之初，關於口罩價格飆升，新加坡政府收到的檢舉就高達上百則，各個價格監管單位也為此展開調查，並呼籲「商家負起企業社會責任」。

相較於新加坡政府管制價格上限，韓國政府最初的策略則是從控制口罩總量下手。一直到3月初為止，韓國政府的做法，是要求口罩供應商必須將供貨量的一定比率上繳政府，並且逐步調升應提交的比率；此外，政府後來也禁止了口罩出口。但即使逐步加強這些措施，購買口罩所需的等候時間仍不見減少，韓國政府遂改採實名制配給政策，也就是台灣政府自2月初就開始採用的策略。台灣政府的做法，是直接將口罩移出既有的市場體系，自口罩生產到銷售、從價到量都一併管制。台灣政府將所有供應鏈都納入控制範圍，禁止一切出口，並且要求商家不但不可以偏離政府的公定價格販賣，也不可以在政府特約的藥局外銷售，否則都將處以罰鍰。而韓國和台灣所採用的這項配給政策下，每一位公民都能夠憑身分證件，以高於疫情爆發前的平均售價，每週購買2到3個口罩。

這些不同政策各自成果如何呢？香港多個醫界組織都特別指出，醫院工作者上個月能獲取的口罩量相當受限；此外，一般大眾取得口罩也頗為困難。而在新加坡，社會大眾購買口罩則必須大排長龍，政府因此必須又再重申「何時需要配戴口罩」的指引。相當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政府呼籲商家必須負起企業社會責任，請他們不要藉此牟利之際，香港富商則是把口罩捐贈給醫院藉以展現自己確實擔起了社會責任。同時，在香港，政治利益各自不同的行動者也都加入戰局，不同的運動者和政黨，都在各自的選區免費派發口罩；而政黨分歧也直接對應到這些贈品的來源地：建制派的口罩來自北京，而民主派陣營則是從美國進口。

當人們急切需要口罩，但口罩供給卻又不足，口罩的分配──不論是採取贈品或者商品的形式──正恰好能反映各個政治體內部的權力結構。值此危機時刻，在韓國和台灣，再也沒有一項貨品，能像口罩一樣，讓我們清楚看到「政府（在這兩個民主政體中，也就是執政黨）藉由特定貨品，掌控、使用個人資訊，並予以正當化。」而要評估配給系統的後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一週能買到至少2、3個口罩，已經讓許多人相當滿足，但對病毒的恐懼，依舊帶來了恐慌性搶購，人們仍然認為自己不得不多買一些口罩，而不去多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因此，舉例來說，政策實施幾個月來，我們依然能在台灣看到為了購買口罩而排的長龍。

同時，政府的強力干預，也影響了零售業和供應商：他們不但無法履行原先的出口契約，所得到的利潤，也受限於相關管制規定，純以擴大生產、以增加本土供給為目標。就此，若要看到政策影響的全貌，這些商家所受的經濟損失，只是冰山一角。此現象告訴我們：這些政策固然只是短期措施，以處理當前的危機為宗旨；但是政策影響的範圍，卻可能及於危機解除後，對市場的改造、影響可能是長遠永久的。在此之外，除了社會經濟面的不確定性，口罩相關政策也可能影響政治秩序：舉例而言，在香港，口罩是否真的能成為政治籌碼，在大眾心懷感謝下、進而有效地轉化為選票？而在韓國和台灣，政府用實名制配給口罩取得的個人資料，之後又將如何使用呢？

（文／雷雅雯；譯／謝達文）

在這波COVID-19的疫情中，台灣政府之所以能夠緩解口罩短缺的問題，恰恰就可以讓我們看到發展型國家體制至今仍發揮相當的影響：由於台灣人口密度高，台灣人常用口罩自我保護；此外，SARS的經驗也讓台灣人學習到戴口罩的重要性；而在疫情爆發之初，由於台灣口罩仰賴中國進口，因而出現短缺；而發展型國家體制在此就發揮作用，台灣政府不但首先禁止了口罩出口，甚至更進一步動員製造商、並與其他公司和技術人員協調，增設了92條生產線，藉此有效解決口罩短缺的問題。

基於上述種種，在台灣要處理COVID-19疫情的過程中，健保體系恰恰提供了相當穩健可靠的基礎建設；而如同前述，台灣政府在建立口罩分配資訊系統時，仰賴的也就正是健保資料庫。亦即，台灣在福利國體制下所建立的全國性醫療基礎建設，為因應疫情打下了穩固的地基。

最後，民主的政治體制，讓公民有辦法向政府問責。台灣政府持續提供透明且值得信賴的統計資料；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公民社會也有長足的進展。在這波COVID-19疫情期間，公眾對於政府的許多措施，都有相當的關切甚至批評，這些討論既涉及隱私保護和人權保護，也包含政府如何對待現居中國的台灣公民、或來自中國的已歸化公民，以及國際學生、乃至沒有身分證明的東南亞移工等等。舉例而言，有一群台灣社會學家，加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以及許多人權團體，都建議台灣政府應當涵納沒有身分證明的移工，而非將他們排除出去、又或予以處罰，才能讓這群移工有就醫的勇氣和資源。而對此，政府的回應，則是不會祭出嚴厲手段取締這群移工。

總結來說，台灣在工業化和民主化的進程中，不僅發展出了民主的發展型國家體制，也建立起了福利國體制，而在此同時，台灣社會又有對於SARS的集體回憶；本文主張，是以上這些因素共同作用，進而幫助台灣能夠有效因應這波COVID-19的危機。台灣的案例告訴我們，一個社會要能因應公衛危機，並不需要仰賴威權國家主導。事實上，中國的案例背後，正是中國政府在疫情爆發之初，不但阻礙了資訊流通，而且在其主導下，政府和民間對這波COVID-19疫情的回應也都有所延宕，最終才使得高壓手段成為不得不然。此外，證據也顯示，中國政府對於WHO的運作方式、乃至其接受課責的機制，都帶來了相當負面的影響。而台灣的案例也進一步告訴我們，建立福利國家雖然需要很長的時間、極多的資源、以及強大的政治與社會意志，但也確實至關重要。

在美國，媒體和許多人都怪罪執政當局、認為政府對於當前危機處理失當。雖然這些批評確實成立，但是我們也該看到：首先，美國社會大眾，對於福利體系可以如何改善，缺乏任何共識；在此同時，即使沒有任何事實基礎足以支持的情況下，美國社會卻仍然相信「以市場提供必要公共財」的可行性；而最後，長期以來，民眾對政府信任也持續下降──以上種種都告訴我們，美國國家體制的問題，其實要比當下的政府處理好壞與否，來得更為深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