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比想像中和SARS更相近，」17年前即參與SARS之疫，更是「逮」到第一支台灣本土SARS病毒株的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台大醫院小兒感染科醫師黃立民指出，「SARS當年不是很『聰明』，毒性太強，把宿主（人）殺死、自己也死掉，而且發燒2天後才會傳染，所以傳染效率不是很高，沒有再出現，主要是這個因素；但COVID-19的毒性沒有那麼強，反而更有機會在人體身上存活。」

黃立民說，SARS的致死率約10％，COVID-19目前估算約4％到6％，致死率較低，但傳染速度較快。從中國公布的病毒基因序列發現，「這隻病毒已在野外存活至少好幾個月，不斷突變，寄生到中間宿主後，又再傳染給人。一開始是輕症表現，不容易被注意，再慢慢擴散成『SARS 2.0』的現況。」

SARS在2002年11月從廣東傳出病例後，雖然快速襲捲全球，但在隔年7月疫情已控制住、9月幾乎完全消滅。在SARS之後，科學家一直認為，人畜共通的病毒是21世紀最主要的威脅，又以禽鳥傳給人的禽流感威力最大，但隨即傳出的H5N1、H7N9，雖然曾在香港、中國、越南、泰國等地爆發，但多年來傳染力沒有想像中嚴重；反而是由動物冠狀病毒突變而來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和這次COVID-19，疫情更猛烈。

長年進行病毒研究的黃立民分析，經歷這些年的幾波新興病毒看來，冠狀病毒似乎比禽流感病毒更能適應人體，「冠狀病毒很能適應人體的呼吸道，COVID-19就是，它將會是有潛力成為一隻有效的、長存的新興傳染病毒。」我們可能必須有和它長期抗戰的準備。

但眼下最緊迫的危機是，COVID-19疫情急速擴散，同時春節返鄉交通運量進入高峰，而春節假期又是醫療院所人力最緊縮、病床減床的時刻，除了邊境管制嚴防境外移入個案，更要避免台灣出現社區感染或院內感染，才不致重蹈SARS覆轍，現階段防疫決戰有5大關鍵。

黃立民說，SARS期間學到最大的一課，是「間接感染遠比直接感染可怕」。身邊的人生病，一般人會有警覺性，懂得保護自己；環境中存在的病毒卻是隱形殺手，無所不在又難以察覺。

2003年5月12日，台大醫院急診室因收置過多SARS病患不堪負荷、並出現院內感染，創下成立百年來首度封閉一週的紀錄，事後進行病毒檢測發現，急診室裡到處都存在SARS病毒。當時發現，從門把、馬桶、飲水機都是SARS病毒，「病毒量最多的，是在醫護人員的休息室。在這樣的環境，想不得到（病毒）都難，」黃立民回憶。

自此之後，也建立急診室清潔的SOP，每日都要多次消毒清潔。林口長庚感染醫學科主治醫師黃景泰也指出， 這種受到病毒汙染的無生命物體（fomite），如血壓計、窗簾、毛巾等，許多人摸完後帶走病毒，是造成醫護人員院內感染的關鍵，因此勤洗手、戴口罩仍需不斷宣傳。

研究也發現，冠狀病毒很容易就被消毒劑殺死，一般的漂白水或酒精消毒都可有效殺死病毒，除了醫院內的消毒，進出醫院的民眾，也可以多利用乾洗手清潔。最重要的仍是，若出現發燒、咳嗽症狀就醫，一定要詳盡對醫師說明旅遊史、職業別及是否曾與動物或疑似染病者接觸。

SARS有2名年輕的住院醫師不幸罹難，也有多名醫師染病，多是替病人插管時或急救時防護不足而遭感染。而一旦醫院出現院內感染及醫護人員被染病，疫情的壓力及社會集體恐懼便會急遽上升。

要擋下疫情，就一定要守住醫院內的院內感控，徹底落實執行感控，保護病人、也是第一線醫護人員的自我防護。

黃立民說，過去危急病人一送到醫院、急著插管，醫師常常戴個口罩就上陣；現在已有標準作業流程（SOP），要求醫師在接觸病人呼吸道分泌物，這種高危險傳播的動作前，必須先戴上N95口罩、玻璃護目鏡、隔離衣自保。

記取SARS教訓，各家醫院院內感染管控也都已經動起來。黃景泰說，長庚醫院的做法，是將發燒篩檢站移到戶外，第一步先杜絕疑似個案與其他病人的接觸。

若有發燒、又有相關旅遊史，醫院會即刻通報疾管署。也已設立單獨動線，讓疑似個案不能靠近人多、病況較緊急複雜的急診；下一步評估照X光、送至負壓隔離病房。

除了院外進來的疑似個案，院內的病人若有發燒，尤其群聚2、3人同時發燒，也會隨時監控。黃景泰說，長庚半年前開始「院內感染防治智能化」（Business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BI），這也是許多家醫院正建置的設備，用以彙整全院病人的健康資料。醫師透過面板，就能監控病人的發燒狀況，每個科別、單位同時有多少人發燒，都一清二楚，能加快醫師掌握全院狀況。

SARS當年，時任台大病毒檢驗科主任高全良及黃立民在研究室「孵」出病毒，找出台灣第一隻本土SARS病毒。清楚敵人，是防疫的一大步。

COVID-19的病毒雖然與SARS病毒基因序列有79%的相似性，但只能算「近親」，兩者依然不同。黃立民補充，雖然國內對病毒研究，沒有標準固定流程，但都有默契會先從確診個案中，採集個案分泌物、血液做測試，了解病人的免疫反應、發炎情況、病毒存在時間。有了檢體，團隊再決定研究方向，讓病毒特性更清楚，也能更精確訂定治療準則。

目前患者檢體採集都由疾病管制署統一負責。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表示，病毒研究最終目的仍是防疫，針對已確診的個案，疾管署會先病毒培養，再將檢體提供給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或其他有興趣的團隊研發。

目前已知的SARS、MERS冠狀病毒，最初的源頭宿主都是蝙蝠。COVID-19病毒經由病毒基因定序，也發現與蝙蝠冠狀病毒相似度高達87%，代表源頭宿主來自蝙蝠的機率甚高。但黃立民說，比起源頭宿主，中間宿主才是關鍵。

例如SARS，就是從蝙蝠，傳到中間宿主果子狸，再傳給人；MERS則是蝙蝠，傳給駱駝，再跳到人身上。中間宿主才是人類會接觸的動物，但目前仍不知道COVID-19病毒的中間宿主是什麼。「找不到明確的中間宿主，那就所有市場的動物都不准活，就能解決問題！過去SARS和禽流感疫情時，中國和香港做過這樣的動作，」黃立民說。

要控制感染，消滅中間宿主是最快、最有效的辦法。SARS當年，中國廣東省曾撲疫萬隻果子狸，但全面撲殺也引來質疑聲浪。黃立民說，香港採取折中做法，讓活體動物「不得活過一天」，亦即今天可以賣活動物，宰殺了賣給消費者，沒有賣完的當晚就得殺掉，明天換新的一批活動物。

黃立民強調，「目前COVID-19在台灣還沒有進入社區感染，還不需要農委會對活體動物的防疫配合。」一旦疫情出現社區感染、急遽升溫後，活體動物的防疫工作也必須啟動。

莊人祥說， COVID-19 是從武漢當地某種動物感染病毒，再傳給人。雖然台灣有確診個案，但現階段並沒有社區感染，台灣人與野生動物接觸也較少，暫無相關措施，首要之急仍是確定中間宿主。

若COVID-19不幸成為長存新興傳染病毒，黃立民說，下一步就是疫苗研發，就像流感，年年來，但至少有疫苗可以預防。「過去冠狀病毒不是很嚴重的病毒，所以科學家和藥廠沒有投入疫苗研發，但目前美國衛生研究院也已經投入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準備長期抗戰。」

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MRC全球傳染病分析中心，近日公布以流病模式估計，COVID-19的實際病例數字已接近1,700例，「這是以武漢當地人口數與出國比例，再以境外病例的公式去推算，是合理的計算模式，實際病例可能真的1、2千人，」黃立民認為。

台灣相關單位掌握，中國對於自己近日不斷「輸出」病例也覺得很丟臉，已下令不讓武漢的人進出，希望扼阻疫情擴散。果然， 武漢疫情防控指揮部23日凌晨發布通告，23日10時起，全市城市公交（公車）、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無特殊原因，武漢市民不要離開武漢，機場、火車站離開武漢的通道暫時關閉，形同「封城」。但是，之前由武漢外溢的病例已擴及外省和外國， 此波疫情影響範圍仍無法預測。

目前邊境管理仍是最重要的關鍵。國籍航空公司華航集團，原本2月10日至2月27日起，華航與華信每週直飛武漢的班次，由4班減至3班；因應武漢封城，隨即宣布1月23日到2月29日直飛武漢班機暫時全數取消。

此外，華航與長榮航空，對中國、香港及澳門等高風險地區之航線，也已全面讓空勤組員於執勤時配戴口罩，機上執行收餐時則配戴手套，其他航線若空勤組員發現疑似患病不適之旅客，也會採預防性機制並配戴口罩。

黃立民說，若中國疫情持續增加、台灣出現社區感染、造成醫院群聚感染，就得再增加防疫強度。例如減少兩岸往來團客，加強邊境管制，「一個國家無法斷絕與他國的飛機往來，但可以控制邊境管制。中國在禽流感肆虐時期，曾經做得很極端，在機場直接針對疑似感染禽流感民眾檢查咽喉『喉嚨培養』，防堵病人入境。」

中國疫情程度仍是台灣防疫的指標，儘管比起17年前的SARS，中國反應已較快速，但疫情真實的狀況不盡然透明。有國內專家無奈地說，「台灣和中國兩地的政治關係，也影響了彼此公衛與防疫交流，近年來互動少了許多，也影響了我們對那邊（中國）的了解。」

若出現最壞的社區感染、甚至醫院院內感染情況，為防範重演SARS和平封院、台大關閉急診室的慘烈狀況，黃立民指出，「就要啟動專責醫院，」分散院內感染的風險、也能降低一般民眾就醫遭感染的機會。以台北為例，SARS過後，和平醫院即是台北巿感染症專責醫院，有77間負壓隔離病房，透過每年不同疫情主題模擬操練、養兵多年，是與病毒競賽的最後關鍵。

「現在風聲鶴唳，大家都會很緊張，但如果疫情拖了幾個月，很難保持高警覺性、容易疲乏鬆散，就會是問題，」黃立民提醒，COVID-19不會如SARS快閃，各個單位和民眾都必須有長期作戰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