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決定書寫特教學校事件的心情，只能用「憨膽」來形容吧。處理的是難以啟齒的性侵事件，又是發生在相對保守的教育體系，吃力不討好，處處是地雷，令人精疲力盡。我知道，如果寫出來了，勢必會得罪不少人，如果不寫出來，會讓孩子繼續承擔受害的風險，到底該如何取捨？是難解的矛盾，也是價值的抉擇。

如果我假裝聽不懂孩子說什麼，把他們的自白當成隨便說說，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無動於衷，一切就結束了。可是我做不到。面對無法言說的孩子，願意將內心的煎熬向素昧平生的我娓娓道出，期待透過自己的現身說法扼止傷害繼續發生，就算我心裡仍有恐懼不安，把這些事書寫下來，已成為我無可逃避的責任。

「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頹敗」，因為不甘、也不忍，所以我記錄。

不過，調查採訪報導是一回事，應付各界質疑則是另一回事。這些年來，我參與過超過100場相關講座，聽眾最常提出的問題是：「台灣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是不是你被誤導了？」「整件事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了，怎麼可能？」

面對這樣的疑問，我不知該如何回答，更不知該從何說起。

我不明白，該校發生100多起性平案是公部門認定的事實，足見人本基金會揭露的是實情，既沒有造謠，也沒有說謊，為何人們還是不（願）相信？這讓我想起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與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傳出緋聞時，他的幕僚魯賓（Robert Rubin）說，他對真相一點興趣都沒有，「就算他們想告訴我，我也不想聽。」為什麼他不想知道？因為一旦知道了，就很難對這些事視若無睹，假裝與自己無關。

事實就是這麼不加粉飾，讓人不忍卒睹，也不敢逼視。這所學校發生的事不合邏輯到了極點，讓人不舒服到想全盤否認，大家寧可矇上眼睛，摀住耳朵，以為只要不看、不聽、不聞、不問，問題就會消失。就像房間裡明明有隻大象，龐大到讓人無法否認，忽視它就在那兒，就是沒人談論，假裝它並不存在。

人們總是渴望世界黑白分明，善惡立判。既然發生了性侵案，只要把加害學生捉起來，不就好了嗎？為什麼要追究老師責任？只是人心遠比想像中來得複雜，這起案子是非曖昧、處於灰色地帶的情況極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有罪？誰無罪？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與評價。但外界未必知悉的是，大人裝聾作啞，保持沉默對受害孩子的傷害，遠比想像中要來得巨大，那是種對世界信任的全然崩裂。

2013年，澳洲政府組成「皇家調查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花了5年時間調查全國學校、教會、育幼院等機構處理兒童性侵案的問題。他們營造出保密、友善與支持的環境，藉由私下面談與個案調查，聆聽6,000多名受害者的證詞，發現諸多光怪陸離、慘不忍睹的現象（例如：知情師長告訴受害者：「不要胡說八道」、「你要慢慢習慣這種事」，甚至有受害兒童向師長通報之後，反被該師長性侵），並於2017年公布調查報告，指出從1950至2000年，澳洲有超過17,000名兒童受害，讓外界看見性侵傷害的各種樣貌及影響。這份厚達17巨冊的調查報告最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許多兒童發現原本信賴的師長視而不見，或分明知情卻不願伸出援手，很容易產生強烈的自我懷疑及嚴重的焦慮、身心解離與創傷症候群，這不只讓他們易於再度受害，影響其接受醫療服務、建立與尋求諮商的機會，也增加了其他人受害的風險。這是台灣處理校園性平事件時鮮少觸及的面向。

為何機構得知真相卻寧可保持沉默，不願積極處理？這牽涉到成人對兒童權利與認知發展的成見。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經常被教導成「不可以挑戰成人」，若是說出成人不願相信的事，經常不是被當成隨口說說，就是視為挑戰權威。當兒童從成人的反應發現性侵是不能說出口的，或是說了也沒人相信，強大的矛盾、迷惘與不安讓他們再也無法敞開心房。但若是有人願意真誠地傾聽，而且是在溫暖安全、沒有曝光之虞的條件之下，他們是很願意說的，而且是毫無保留地全盤托出。

有學者指責我為了寫作迫使孩子揭露創傷，對他們造成二度傷害，實在是誤會大了。其實是有孩子不願多談，我也從不追問，說或不說，這是他們的權利，外人無權以任何理由（像是「你要勇敢一點，說出來」「說出來，才能救其他人」，難道「不說」就代表「不勇敢」？難道其他孩子被性侵，是他們的責任？）如此要求。我接觸過的孩子大多聰慧而敏感，懂得選擇適當時機與對象傾訴，他們最大的痛苦未必來自性侵本身，而是沒人信任與傾吐的無助，很需要有人理解那樣的感受。至於我能做的，只是陪伴與傾聽，相信他們的感受，接納他們的情緒，如此而已。有些人（特別是沒接觸過受害者的人）以為要求受害者噤聲不語，什麼都別提，才是保護他們的最好方法，我只能揣測這是基於善意而產生的誤解。

澳洲皇家調查報告收錄了不少兒童坦承受害以後，被機構裡的成人指責「不要亂講」的例子，並解釋這種「機構的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源自於視性侵為醜聞或威脅的心態。當機構的存續是主事者首要思考的目標，常以「保護機構名譽」為由包庇加害者，掩蓋罪行，要求兒童原諒加害者，甚至否認受害一事，因為對機構而言，漠視或隱瞞性侵是在進行「危機管理」，任何對機構存在的威脅，就是對自己的威脅。這種保護名譽、以機構利益為優先的考量，不只背叛了兒童的信任，也犧牲了兒童的安全，正如受害者ARY在接受委員會調查時所言：

這個校長在霸凌學生，他是個懦夫。他犧牲學生的安全與福祉以維護學校的聲譽。如今我回顧這件事，理解到過去的我與其他同學遭到性侵時，學生的福祉從來不在學校的考量之中。

機構的背叛足以造成各式各樣的扭曲，記憶的扭曲，道德的扭曲，人性的扭曲⋯⋯說到底，他們心裡根本就沒有孩子。

至於並未涉案、卻保持緘默的那些老師，又是怎麼回事？他們的沉默是毫不知情，或是另有隱情？他們是真心相信學校沒有出事？或是基於保護校譽才沉默不語？我問過負責調查的D老師，他相信多數老師是被矇在鼓裡，卻也坦承自己在發現學生談論性侵時心想：「小孩子懂什麼？只是鬧著玩而已」，未再追究下去。我想，這些老師不是演戲，也不是裝蒜，而是學校發生這麼大規模的性侵，跟他們長久以來內化的孩子的印象有所矛盾，學校又是他們奉獻已久、自我價值所繫之處，面對外界質疑的負面言論，在情感或理智上都難以接受，自然會產生膝反射式的否認心態。心理學家早已指出，人類在面臨恐懼時，內心閘門會自動阻止不安的訊息進入意識，選擇拒絕相信，二次戰後至今仍有德國人打死不信納粹罪行，甚至視大屠殺為漫天大謊，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想，這些老師選擇以「逃避」或「否認」來面對外界批評，應該是出自這種自我防衛的機制。

因為瞭解那種夾雜著痛苦、恐懼與羞恥的複雜情緒，我從未公開學校校名與涉案老師姓名。就算我自認顧及了他們顏面，仍有人認為我不在教育界服務，沒有資格指責他們，這種「血統論」式的批評十分常見。也有人替該校老師打抱不平，認為《沉默》嚴重打擊老師士氣，不盡公允，例如在該校擔任志工的凱特在臉書留言：「⋯⋯其實學校許多人都很努力在做後續的處理，我希望大家可以站在鼓勵改善的態度多一點，輿論有時對認真的人並不公平。」

從凱特來信的字裡行間，我可以感受到他對該校狀況的不忍，這與我在書中的主張並不衝突。我確實對部分視而不見的老師有所批評，並非我認為該校盡是差勁的老師，而是我知道老師也是人，有著身而為人的局限，很難跳脫習以為常的官僚體系，用其他角度看待自己的所作所為（或是不作為），換作是我，在缺乏自覺、不夠警醒的情況之下，可能也會做出同樣的事來。後來我這麼回覆凱特：

書寫《沉默》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點出台灣特殊教育系統出了什麼問題，進而引發各界亟思解決之道，全書關切的重點不在個人，而是體制，全書所欲批判的對象不是個別老師之惡，而是結構制度之惡──到底是什麼樣的政策、環境與文化，竟容許部分老師可以疏忽、怠惰到這種地步？既然是制度、而非個人造成的錯誤，那麼個別老師的「邪惡」或「善良」與否，相形之下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我從不否定該校老師的付出，然而肯定他們的努力或許重要，卻沒有那麼急迫，即使肯定他們的用心，也無礙於我對該校在師資培訓、性平教育、乃至人事結構等千瘡百孔、盤根錯結的批評，正如同醫師主要只負責診斷病症，不對健康器官多所著墨，是同樣的道理。何況在問題如此複雜且彼此拉扯的情況下，單憑個別老師的認真與善意，是否能讓一所行政效能幾近失靈的學校改頭換面？說真的，我不並樂觀。

如果你看完《沉默》，也相信我沒有扭曲事實，應能瞭解該校之所以演變至此，不全是那幾粒「老鼠屎」的問題，而是整鍋粥根本就沒煮熟，就算沒有老鼠屎，恐怕還是難以下嚥。僅靠個人式的愛與善心並無法改變結構之惡，唯有透過全面的、徹底的、觀念性的改革，才有可能杜絕憾事一再發生。

後來，我再也沒收到凱特的來信，也不確定他是否看到我的回覆。我希望他看到了，也領受到我的誠心與善意。

外界對《沉默》的疑問以及對人本基金會的反感，導致出版社向書店租借場地舉辦發表會被婉拒，原本談好的演講邀約突然喊卡，學生建議學校圖書館購置《沉默》竟遭到否決，理由都是「議題有爭議」。

初聞這樣的事，我把整本書從頭到尾又仔細看了一遍，想找出自己哪裡寫錯了？或是解釋得不清楚？為什麼對方以「爭議」（controversy）為由拒絕？字典上說：「Controversy is a state of prolonged public dispute or debate, usually concerning a matter of conflicting opinion or point of view.」換句話說，社會大眾對某個議題有著相異、甚至彼此衝突的見解，「爭議」才得以存在。按照這個定義，爭論多時的統／獨或藍／綠議題，兩造各有支持理由與立場，一時難以論斷孰是孰非，才稱得上有「爭議」。反觀一所學校在兩年之內發生上百起性平案件，教職人員知情不報，甚至袖手旁觀，其中的是非對錯與責任歸屬已是昭然若揭，有什麼爭議可言？

我想，在祭出「爭議」這個理由背後難以言喻、也無法明說的，是保守心態對「性」的刻意迴避，以及對特教生或隱或顯的歧視吧。部分老師及學者專家篤信「這些小孩就是這樣」、「他們跟我們不一樣」、「你們以為他們被性侵很痛苦，其實不會」，有如把「特教生彼此性侵」視為理所當然。既然特教生「就是這樣」、「跟我們不一樣」，他們之間彼此傷害，我們又能怎麼辦？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

自從《沉默》出版以來，常有陌生人（且以男性居多）透過各種管道，向我訴說一段又一段讓人屏息、不知所措的受害經驗，那麼多怨恨、悲傷、負疚，彷彿永遠不會離去的夢魘，就算我努力傾聽，能做的仍極其有限，這讓我感到哀傷。近年我已甚少公開談論此案，畢竟每次發言都是理性與感性的爭戰，案情又牽涉到那麼多隱私與信任，我必須控制自己情緒，避免向來樂於偷窺、獵奇的媒體忽略《沉默》揭露案情的意義，只剩下作者憤慨的語言或手勢等浮光掠影，這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說：「寫一本書，就像生一場大病，是個可怕且耗費精力的長期奮戰，要不是有個無法抵抗的未知魔鬼在驅使，沒有人想做這樣的事。」耗費心力書寫如此沉重的議題，我自有我（廣義）的政治企圖，只要有機會促成有意義的對話，改變一點點令人無力的現狀，我很樂意與不同聲音進行交流。至於毫無誠意、或已有預設立場不想對等溝通的人，我以為毋須浪費時間多費唇舌。但只要有適當機會，我一定會重申我的立場，那就是：《沉默》不是基於任何政治正確而來的書寫，「理解」才是我書寫的唯一心願，唯有更多人理解事件原委，理解涉案孩子及家長處境，理解現行制度下老師的困境，才是對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才是扼止悲劇再度重演的契機。我能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書寫，但仍滿心期待有更多人透過這部小書，關心這群口不能言、哀傷無處可訴的孩子，瞭解體制長期對他們的漠視。

打破沉默，揭發事實，是走向改革的第一步。但願未來人們憶及此案是因為記取了教訓，而不是記得彼時眾人的沉默。

《沉默：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陳昭如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