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涯第一部上院線的劇情長片，這些日子導演柯貞年勤跑上百場映後座談，從與觀眾直接的面對面中，分享與交流對於片子以及議題的想法。她縱然懷抱與愈多人分享愈好的渴望，總有無言以對的時候。

縱然影視作品改編或啟發自真實事件所在多有，然而此特教學校集體性侵案的受害人數以及共犯結構規模之龐大，且距今並非久遠，再再都難以使人在注視電影銀幕裡令人不忍的細節時，不將案件與戲劇、現實與虛構彼此疊合，難以分清彼此的交界。

儘管在許多的訪談中，柯貞年都一再強調長期的田野調查（以下簡稱田調）過程裡完全沒有接觸在這個事件相關的核心當事者，然而包含故事的框架與場景都與真實事件有著顯而易見的聯繫與交錯，使得不論熟稔或初聞此事的觀眾，不免好奇或疑惑地揣測編劇與導演是如何以及有多大程度「再現」出真實。

某個角色是否可「對號入座」對應到真實人物，是觀眾最直覺的表面投射。電影上映不久，口碑開始發酵後，圍繞在創作倫理與著作權的更深層次問題開始浮現，網路眾聲喧嘩的意見中，爭執點多聚焦在劇本到底有無參考／抄襲作家陳昭如的著作《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這本接受長年調查並揭發該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委託撰寫的報導文學；但亦有人認為，該案包括各媒體的報導、監察院調查報告、人本公開的札記、國賠案司法判決書，相關資料不難取得，新聞真實事件是否能被視為「創作」、而成為記錄者的版權。隨著相關當事者保持低調，柯貞年在公開場合表達對推動相關議題先驅的感謝，這場風波隨之漸漸消散。

「我們當初在決定做這個方向時，其實就預料可能會有這樣子的爭議，不一定能讓每個人都認同，可能有人會覺得我們是在『蹭』這件事，但我又覺得，如果今天要做了，就要往前走。我自己想像，只要我的信念或初衷是善意的，對得起自己跟那些人就好了，」柯貞年強調。

在影片中飾演啟聰學校老師一角的演員劉冠廷，那一陣子也常傳訊息為柯貞年打氣，「無論外界的人怎麼說，都無損妳做這件事（拍片）本身的價值。」曾擔任國小體育老師的劉冠廷原本就關注教育體制的事，接演《無聲》前，即知悉特教學校事件，覺得拍出這樣的影片，對台灣社會有重要意義。

基於保護訪查的對象，柯貞年無法透露太多關於田調的細節與過程，強調完全沒有接觸任何受害者，是採取跟聾人社群建立關係，慢慢瞭解聽障者的文化開始進入這個議題，並透過有關此案的報導及諸多資料建構出劇本，在具體事件的框架內，放置的是導演與編劇林品君從個人經驗出發，對於性侵／性犯罪／性暴力──無論要用哪一種詞彙代換──長年以來的關注與追問。

「在這片之前，我們就時常討論到類似事件，這是種很男性的暴力，身為女性會覺得，它不是拿走妳的性命，而是取走某部分的人生──想法、感覺，它就是拿走了，我很想討論這種暴力，」林品君說。她是柯貞年在世新大學的學妹，在校時兩人就頻率相近，踏入業界後持續一同合作。在2015年的短片《午休時間》，她即首次嘗試透過影像呈現這個議題。

「滿早就意識到，一個女孩子平平安安長大都是僥倖，隨便問周遭同儕，這都是一種日常經驗。甚至當很要好的朋友，告訴妳曾經發生在她身上的性暴力，這麼多年都沒有告訴任何人⋯⋯不禁會開始思考，是發生什麼事情？為什麼我們不能尋找幫助？這些年她一個人怎麼熬過來的？把這些祕密藏在心裡，對人格造成什麼結果、對自我認同又發生什麼改變？再擴展出去田調時，會發現數量之多，卻很少人嘗試談論⋯⋯。」

當意識到女性成長過程周遭程度不一的性騷擾／性侵害中，必定會經歷的「沉默」時，林品君帶著很多憤怒，這樣的情緒直接反映在《午休時間》，影片放映後的觀眾回應，促使她重新思考、反省。

「我從短片學習到很多事情，一開始做時，會想我一定要把想說的事情做出來！可是當聽到觀眾告訴我，把這些東西丟出去，他們要怎麼處理？會慢慢覺得不能只把憤怒丟出去，尤其當後來的田調，問到不一樣的人，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場跟觀點的時候，會讓你有非常多思考，不斷『換位子』看這個事情，試著一層層剝開，我們想從不一樣角度去探討這個故事，很多事情可能不是你看到的那樣子，」林品君表示。

無獨有偶，柯貞年在首部長片企劃──以一個遺世獨立偏鄉為背景，關於性犯罪的虛構故事《小村》中，也充滿著憤怒，該企劃於2015年入選金馬創投。

「我們一直在思考到底想要告訴觀眾的是什麼？當我們看到類似的事情：無法公開指責造成傷害的人，甚至受害者會覺得有罪惡感、覺得很羞恥，是不是自己做錯什麼⋯⋯身為創作者會感同身受、充滿憤怒，想為她們伸張正義，所以別人在看的時候，會覺得好像把這個女孩變成一個『復仇者』了，但旁觀的製片提醒：『這不是世界的真相，大部分受害的女性不會成為一個復仇者，她們會成為一個默默吞下所有事情的人，如果讓她們成為復仇者，是妳想給她們一個爽快，並不會讓她們得到救贖或慰藉，這是妳想要做的嗎？』」

《小村》的腳本前前後後改過20幾個版本，不斷在自己與旁人的持續辯證中重複修改、推翻重來，中間還被資深編導王小棣找去執導懸疑推理劇集《天黑請閉眼》，暫時跳脫頻頻陷入的「鬼打牆」。原以為可以在抽離開這個議題後，解開一些瓶頸，劇本的最終版本，把結局改成受害女孩最後沒有得到救贖，然而製片的挑戰又從另外一個方向撲面而來：「為什麼不想讓她得到救贖？」、「為什麼要讓她無法自拔？」

在虛構的故事設定中，柯貞年發現自己對要如何駕馭角色充滿了不確定，尚未準備好解開問題的答案，就在遲遲不敢真正開始籌拍的時刻，公視找上她，徵詢是否有感興趣的素材，而特教學校集體性侵案，巧合地成為兩者的共同交集──公視多年來希望將此案影像化，卻因種種因素難以找到能夠執行的團隊；柯貞年和林品君則早在各自作品的田調中，皆注意到這個案件，其中包涵許多兩人在意的元素。

寫實的框架中，她們彷彿找到能夠安放那些在虛構中找不到出口的情緒之處。

「劇本就是你看這世界的方式，必須回來自己的源頭，我們一直在討論與思考到底為什麼想做這個故事、內心的自己是什麼？與其說《無聲》是一個發生在聾人學校裡面聳動的性侵事件，我在其中看到、最在意的其實是『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有可能是小時候被霸凌過的經驗，導致我對於這些事情很敏感，感受會被特別放大，」柯貞年解釋她對此案的共感。

她憶起學生時期某一年冬天，因感到寒冷而將雙手夾在大腿內側取暖，之前就喜歡以外表來嘲弄她的同學起鬨，將此動作比擬成自慰。擁有話語權的同學一呼百應，自慰標籤就此如影隨形，彷彿教室的每個角落，都窸窸窣窣笑著她的「噁心」舉止。

「也有其他人做同樣取暖的動作，明明我們都是平等的，為什麼被欺負的人是我？後來真的找不到理由，有一次反抗，站起來跟同學說，『你們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子了！』他們看了我一下，然後就開始笑，我就知道這是無法解決的。反彈不會更好，我只能忍受。像品君所說，告訴大人，他們只會說，是在開妳玩笑而已，或是不要這麼在意嘛，過一陣子就沒事了⋯⋯。」

在被集體言語霸凌的日子裡，柯貞年體悟到反抗的無效，而在逃離不開這個體制與權力關係的情況下，她發展出一種生存的方式：想要去看不起比自己更慘的人，以此獲得某種程度的心理平衡。

「權力關係轉換來、轉換去，非常幽微，有時候讓妳覺得最恐怖的人，其實不是欺負妳的，而是在旁邊笑著看、叫那些人不要欺負人的同學。不只在學校，來到職場或人跟人之間，只要有團體的地方，隱約都會有類似狀況。或許因此，我對於人的冷漠或漠視非常有共感，」柯貞年說。

時而在群體的暴力中逼近臨界點，時而又近乎「解離」般跳出來像旁觀者，看著自己的心境不斷扭曲轉化，那是她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受害者／加害者、善／惡二元對立的界線並不清晰，誰是絕對的好人、誰是絕對的壞人，消解到難以認清。

「之前處理《小村》時心裡很多憤怒，這次討論《無聲》時我們覺得是不是應該先不要讓這部片充滿憤怒，事情是這樣子嗎？找一個人去恨就可以解決問題嗎？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們想知道是什麼原因會發生，」柯貞年說。

她和林品君終於在這個斑斑血淚交織真實事件中累積的龐大新聞資料中，找到跳脫單向度講述性暴力故事的空間，在複雜的受害／加害關係中，她們嘗試同理所謂加害者的處境，以及描繪出為何即使受害卻還是持續待在被形容成「人間煉獄」的環境──這些人心的幽微轉折，難以用理所當然的正義感仲裁的模糊地帶，都與柯貞年早年難以抹去的成長經驗似遠又近的迴盪。

與現實的距離是兩面刃，一方面加大觀眾意識到真有此事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發生的震撼，另一方面卻也要承擔著外界期待對取材或指涉對象賦有倫理責任。當其涉及公共性的議題時，評價的標準註定會脫離美學的範疇。

「有人會質疑我們是不是在粉飾太平、避重就輕、是不是怕得罪人？這就是以真實事件改編最困難的地方，提出這些說法的人，都是因為愛這些孩子、關心這些事情，才會這麼急切，如果今天是惡意的回應，我直接可以不當回事，可是都是愛，這才是讓人覺得最無可奈何、最讓人糾結的。」面對上映以來各方的關注、批評與期待，柯貞年很清楚在人本或陳昭如先前所做的一切面前，她只是一個小螺絲釘，只是剛好電影是一種有著巨大感染力，容易被傳播出去的媒介。

是那些與觀眾直面彼此的片刻，讓柯貞年在惶惑中仍能感到完成這部作品的意義。

某次映後QA，一位觀眾問說貝貝在電影裡面看起來都笑得很開心，不太像有遭遇這種事情，想問導演為什麼這樣處理，還是沒處理好？即便知道沒有任何惡意，柯貞年聽到的當下還是有一點小憤怒，後來她反省到，會這樣問的背後，就是因為不理解。

「我跟他說，其實我也想討論一般社會大眾對所謂受害者的刻板印象，覺得看起來不是很憂鬱痛苦或沒有哭，或者曾受害為什麼衣服會穿這麼暴露，是不是其實已經沒事，沒有這些創傷？可是我覺得，就算外在看起來沒事，也不能因而否定那些傷痛，有可能看起來愈沒事，其實愈有事。」

「散場後有一位長得滿漂亮、戴著口罩的女生，來到我前面說，『很謝謝導演剛才說了這樣的話』，然後她就開始哭，說著小時候也有類似遭遇。雖然片子好像很沉重，可是也許有人在裡面看到沒有意識到的自己：可能不小心成為一個共犯或是一個受害者，覺得有人懂他，不再那麼孤獨，我們做的事好像就有那麼一點點意義。讓大家透過不同面向的思考看到自己，我最想要做的是這個東西，」柯貞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