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是一個廣闊而寒冷的地區，這趟旅程似乎沒有盡頭。途中幾乎看不到新奇或有趣的東西，但我體驗和感慨良多。我曾與氾濫的河水搏鬥，與寒冷、令人難以置信的沼澤地、飢餓和睡眠不足搏鬥⋯⋯這是你在莫斯科花一百萬盧布也買不到的經歷。你應該來西伯利亞！讓法庭把你流放到這裡。」 ──給哥哥亞歷山大的書信，契訶夫寄自伊爾庫茨克，1890年6月

17世紀，1639年秋天，紫貂皮追逐戰來到終點，以哥薩克人為主的獵人們跨過烏拉爾山，橫貫整個西伯利亞，終於抵達大洋之濱。哥薩克人將把他們引向太平洋的河流命名為鄂霍特河，由堪察加半島與薩哈林島（庫頁島）圈起的這片海灣命名為鄂霍次克海。鄂霍特在俄語中的意思為「渴望」。

廣闊太平洋東西遙遙相對的兩端，當北美洲的殖民者尚未跨過阿帕拉契山，來到西岸太平洋的邊沿，俄國人已跨越西伯利亞來到大洋彼端。《極北之地──西伯利亞史詩》寫到：「他們在不到60年的時間裡，走過了6,000多里的路程。他們每十年向東躍進1,000公里，這是1,000公里的追尋，1,000公里的獵捕，1,000公里的渴望，1,000公里的『鄂霍特』。」

沿著「軟黃金」紫貂皮6,000多里的追尋，揭開西伯利亞的序章，這個比歐洲大陸大1.5倍的空白地域，沒有明確的邊界，從未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存在。俄國往東大規模擴張領土的前導，是商賈、獵人追求軟黃金的巨大利益，經濟投機帶動政治行為，在獵貂隊身後，國家踏著他們的腳印，跨過西伯利亞夏天漫淹的沼澤，挨過冬天刺骨的嚴寒，一步一步將俄國的疆域推到更遙遠的盡頭，一度更跨出亞洲，來到美洲阿拉斯加（1867年，俄國將其領地阿拉斯加出售給美國）。

18世紀，1740年，連接俄國歐洲地區（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所在）與西伯利亞的公路開始興建。1753年，女皇伊莉莎白宣布廢除死刑，以流放西伯利亞替代。判處終身苦役的重刑犯，面部被烙上K字，鼻子被扯爛傷殘，腳套鐵枷鎖上路。女皇取消死刑並非宅心仁厚，而是地廣人稀的西伯利亞急需新移民進駐，流放制度把難以管束的臣民逐出政治中心，懲罰與移民雙軌並行。當局根據開發需求逮捕並審判以滿足需求：你被逮捕了，最主要不是因為你有罪，而是國家需要強制勞動力。

來到19世紀，從莫斯科的中央監獄出發，翻過烏拉爾山前往流放地的囚犯隊伍，都會路過一根界標，矗立在林間空地上，一側刻著歐洲字樣，另一側刻著亞洲，以及西伯利亞西邊的第一個省：托博爾斯克省的省徽。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曾說：在西伯利亞界標上題刻但丁的地獄，會比這兩個假裝描繪兩大洲輪廓的詞更合適。

過了這個界標，進入世界上最大的露天苦寒監獄，19世紀初，流放者幾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亞。從俄國的歐洲省分出發，這段路至少要花費2、3年，甚至是4、5年的時間。流放犯一年到頭都在趕路，穿越西伯利亞是一項嚴酷的考驗，春秋時節河水氾濫，沼澤爛泥讓人深陷其中，夏季的滾滾塵土撲面而來，讓人幾乎要窒息，如雲霧般的蚊蟲密集叮咬裸露的肌膚造成潰爛，搔癢難耐。冬季的氣溫在零下2、30度，寒氣刺痛人的肺部，暴風雪肆虐，發放的劣質衣物在中途就破爛不堪，無法禦寒。女性罪犯的待遇尤為不堪，押送兵人力有限，無法將少數幾名女性罪犯與大批男性分開運送，於是便有許多光天化日下的強姦發生，甚至很多押送兵把女罪犯的性服務當成工作的額外津貼，好挨過這個單調的、成就感低的工作。

當局規定，流放的苦役犯抵達最終目的地時，刑期才開始計算。《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寫到，有一個罪犯用了8年走到貝加爾湖附近，靠近中俄邊境的伊爾庫茨克，多年來在路上的磨難已讓他衰弱得不成人形，但在他踏進監獄工廠的那一刻，他的8年刑期才開始計時。

西伯利亞是俄國的黑暗之心，從1801年到1917年，超過100萬人被沙皇放逐到西伯利亞，包括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革命家列寧（Vladimir Lenin）。

去到流放地的最遠端，是與大陸隔著涅韋爾斯科伊海峽的薩哈林島。薩哈林島的面積略大於愛爾蘭，有另一個名字叫庫頁島，原本北端歸屬俄國，南端屬於日本。1875年，日俄簽署條約，俄國獲得整座薩哈林島的主權，政府加緊速度在此建立殖民地。

1861年農奴制度解除，有大批自由勞動力進入西伯利亞尋找新機會。再加上1863年在帝國管轄下的歐洲地區，大批波蘭起義者被捕後流放，原先的西伯利亞流放營地已無法容納。從1866年到1876年這十年間，流放人數翻了一倍。1877年，西伯利亞有將近12,000名苦役犯，卻只有5,000個勞動崗位，其餘7,000人終日無所事事。

新興的殖民地薩哈林島可解決種種難題，容納更多苦役犯。薩哈林島與大陸相隔的涅韋爾斯科伊海峽水勢湍急，地形險惡，不利逃跑，讓薩哈林島成了一個完美的隔離場所。

島嶼急需開發，當局鼓勵「家庭移民」，讓苦役犯寫信給他們在大陸的妻子，一個丈夫這樣寫：「我親愛的妻子！感謝上帝，我們已經安全到達薩哈林！這裡的氣候不可思議，對於各種植物的生長來說，這裡的土壤首屈一指！黑色的土地一望無盡。每個罪犯的妻子一抵達，就可免費獲得2匹馬、6頭牛、6隻鴨子和公雞，還有1座建好的小屋、1輛馬車、1柄犁、1柄耙等農具。」《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提到，薩哈林島上流行一句刻薄的諺語：「聰明的人被帶到那裡，愚蠢的人自己走到那裡。」眼花撩亂的移民供需承諾當然是海市蜃樓，一踏上薩哈林島的土地，幻夢煙消雲散。自願來到島上陪伴丈夫服完刑期的妻子照理來說並非罪犯，而是自由民，境遇卻常常比女性罪犯還要悽慘，有些婦女還帶著幼小的孩子一同前來，《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寫到：「薩哈林島與這封信的作者刻意描摹的迷人田園生活截然相反。在這座島上，婦女與兒童看到的不是設備齊全的農莊，而是一個充斥著貧困、暴力和性剝削的黑暗世界。薩哈林島不適合供養家庭，它吞噬著家庭。」

1890年7月，小說家契訶夫（Anton Chekhov）踏上薩哈林島，在島上待了3個多月，帶來第一手報導。《薩哈林島：契訶夫旅行札記》第16章，他記錄「女苦役犯」、「自由婦女」的悲慘處境。在15到20年前，女苦役犯一抵達薩哈林，就直接被送到娼館。契訶夫說：「她們大多是殺人犯，是愛情與家庭暴力的犧牲品。」女苦役犯在當地人眼中，是可分配的物品，而非人類。「她既是人，是主婦，又是比牲畜地位更低的生物。錫謝卡村的移民向區長官遞交一份請願書：『懇請大人調撥供應地方的乳牛以及料理家務的女人給我們。』」諷刺的是，服滿刑期後，女苦役犯的身分轉為移民，同時卻是災難的開始，因為她不能再領取口糧與囚衣。「苦役刑期愈長，對女人愈有利。如果是無期徒刑，意味她無限期享有口糧保障。」

《薩哈林島：契訶夫旅行札記》，安東．契訶夫（Антон Чехов）著，鄢定嘉譯，麥田出版

自由婦女或是理想跟隨，或者被丈夫矇騙而來。理想跟隨有前跡可循，1826年以貴族為主要成員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意圖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紛紛被捕，100多位軍官被褫奪公民權，流放到東西伯利亞的礦山服苦役。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同樣也來自於貴族家庭，自願放棄養尊處優的富貴生活，跟隨丈夫來到荒寒的西伯利亞礦山，成了許多文學作品，包括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詩歌的謳歌素材。

在薩哈林沒有那樣高貴的故事，女人無論當初如何愛相隨，在這座島上只會演變成互相怨憎，繼而自甘墮落。男人成為賭徒，女人成了娼妓。這是一種面對惡劣環境的巨大無力感，必須要催眠自己。契訶夫形容，賭博就像傳染病，感染了所有監獄變成大型賭場，村落和哨所成為分部。錢賭光了就賭衣服和糧食，「擁有3、5萬盧布的流放犯旁邊，一定看得到不斷失去飲食與衣服的人。」

丈夫把糧食當成賭資輸光了，自由婦女在島上，必須要依賴配給給丈夫的口糧，妻子的心也漸漸變得麻木不仁，開始出賣肉體，賺取5戈比、10戈比這樣微不足道的金額。甚至讓未成年的女兒也一起沉淪，「女兒一滿14、15歲，也開始下海賺錢，讓她們在家接待恩客或送給有錢的移民或看守當同居人。」契訶夫在薩哈林島遇見一個16歲的少女，9歲就開始賣淫。

俄國律法規定，苦役犯刑滿，先是轉為無法自由離開流放地的強制移民，10年強制移民期限結束後，當局無權延長流放期限，但因為行政當局辦事顢頇拖拉，效率低落，強制移民的期限經常超過10年。幸運的話，10年後轉為一般農民，可離開薩哈林島，自由定居在西伯利亞，但仍然不能去到莫斯科或返回故鄉。不斷綿延，沒有盡頭的苦難，有朝一日來到終結之處，流放者的身上剃除了所有情感，只剩下麻木。契訶夫寫到，當局宣布25個人轉為農民，終於可以離開薩哈林島。這些人逆來順受慣了，不發一語，面無表情，沒有絲毫歡欣之感，「彷彿誰都沒料想到，這世上的一切，甚至是苦難，都有終結的時候。」

1890年春天，契訶夫為前往薩哈林島做了大量準備，從早到晚大量閱讀相關資料，除了薩哈林島本身，還包括俄國的刑罰與監獄制度。與上一輩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Leo Tolstoy）不同，契訶夫此前的作品裡沒有罪與罰那種沉重的主題，評論家批評他不號召，也不引領人們何去何從。與契訶夫同時代的傳記作家鮑里斯．扎伊采夫（Boris Zaytsev）在《契訶夫傳》裡，提到他的「轉向」，在出發前往薩哈林島寫成的〈沒意思的故事〉（1889），內容是一個醫學教授的生命來到盡頭，他既有頭銜又有聲望，妻子柔順女兒美麗，然而這一切都沒有意義，死亡將至，他的靈魂背後卻是空無。「我希望再活十年⋯⋯還有什麼呢？此外什麼都沒有了⋯⋯我清楚地覺得我的欲望裡缺乏一種主要的、非常重要的東西。」他對妻女、學生感到無比厭憎，唯一能激發他的是從前的養女，未婚懷孕的戲子，聲名狼藉。在生命最後的盡頭，養女勸他「聽我的話，我親愛的：丟開一切，走吧。出國去，愈快愈好。」

1884年，契訶夫感染了肺結核，他就像〈沒意思的故事〉裡的老教授一樣，彷彿看到不遠處生命的盡頭。1890年契訶夫選擇啟程，去到西伯利亞、薩哈林島，會讓他的肺病更加惡化的嚴寒之地。行前朋友都勸他，何苦呢？

要對抗空無，他必須要啟程，走到世界的盡頭。扎伊采夫寫到：

「這不完全是我們所知道的那個契訶夫。在這本書中，藝術家被故意隱藏起來，是旅行者、研究者、監獄調查員、醫生、統計學家在說話，他客觀、鎮定、內斂，一切都有理有據，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這本書不太好讀，但此書本來也不是為了易於閱讀而寫作的。它的編寫也許是一種分內的勞動，並且帶有意圖：減輕和幫助人們的工作，絲毫不顯露自己。」

讀《薩哈林島》，人們會得到一個乾澀的、不怎麼文學的契訶夫，甚至是對數字、統計格外執著的契訶夫，「為了盡可能造訪所有人的住處，深入了解多數流放犯的生活，我採用人口普查的方法」；「從傍晚一直到夜裡兩點，我都在閱讀和摘錄戶口名簿和人名清冊」。契訶夫自己設計卡片表格，請警察局幫忙印製，方便他挨家挨戶深入探訪，如果沒有這些「偽裝」，他無法向其他人解釋，為什麼一個莫斯科的作家，要千里迢迢歷盡艱辛，自費來到這個人人都想插翅而飛的監獄島。

看似枯燥而無聊的人口普查，這需要耐煩的穩定心性，以及腳踏實地的步步丈量，包括原書中大量的作者註釋，法條、數據一清二楚，無一人無背景，無一處無來歷。當過多年記者的我，看到這些死功夫、硬功夫，第一次對契訶夫有了新的理解，他簡直就是舊俄沙皇時代苦役制度的調查記者，而且是最頂尖的那一種。

調查報導記者契訶夫，深入薩哈林島，帶給讀者的震撼，不亞於杜斯妥也夫斯基濃墨黯黑的《死屋手記》（1862）、《罪與罰》（1866）。契訶夫寫到島上的杜厄煤礦，1875年和政府簽訂24年的契約，當局每日派遣給煤礦運用的人力不得少於400名苦役犯，讓苦役犯幫私人公司賺錢，怎麼不讓人聯想50年後，二戰期間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法本化學工廠，和毒氣室、焚屍爐為鄰，把集中營裡的囚犯當成免費人力，大賺黑心錢。

調查報導記者的眼睛，不能只盯著苦役犯，必須看向各種職位、人種與角色，有時候契訶夫會化身為絕佳的人類學家，記載島上的原住民吉利亞克人、阿伊努人的篇章甚是精彩。吉利亞克人沒有絲毫尊卑概念，兒子可以訓斥父親，在街上遇到長官會用命令的語氣大喊「站住」。阿伊努人則是軟弱不爭，誰都可以欺負他們，阿伊努女人更是食物鏈的底層，穿開襟短衫，不穿內衣，胸部毫不遮掩，承受各種欺壓與凌辱，衰老得特別快。

調查記者不能只呈現表象，他必須要問問題，問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薩哈林島》發表後，讓當局對苦役刑法調查與修正）。例如，懲罰是否有用？契訶夫化身為社會學家，「規訓與懲罰」傅柯式的眼光，「樹條抽打、鞭刑、連車重鐐──這些懲罰使罪犯人格受損」，「懲罰使罪犯感到侮辱，讓他愈發凶殘，道德更加淪喪。」例如發生於1885年的阿伊努村落凶殺案，逃亡的苦役犯襲擊阿伊努人的村莊，凌虐男人，強暴婦女，把小孩吊在橫梁上，契訶夫說，「多數殺人動機荒謬」，彷彿因為無聊而起的一場遊戲。

施加懲罰的行刑者，契訶夫同時也觀察到他們的官僚陳腐或者變態嗜血。犯人最常受到30下或100下的抽打，為什麼只有這兩種數字，沒有50下或70下？「這個數字與所犯過錯無關，而是取決於由誰下令。」區長有權抽打100下，典獄長有權抽打30下。有位典獄長代理區長的職務，隨即從原本的30下提高為100下，「彷彿這100下抽打是新權力必要的象徵」。典獄長忠於象徵，直到長官返回，他才又縮減為30下。這何嘗不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言，謹守本分，安於小螺絲釘的平庸的邪惡。

行刑的場景，杜斯妥也夫斯基親身體驗過，他曾站在行刑架上，直到死刑的命令突然被撤回。托爾斯泰在巴黎看過死刑行刑。來到薩哈林島的契訶夫，在杜厄親眼看到如何施行鞭刑。這一天，將要對一個逃犯施行90下的鞭刑，「看守室正中央放著一條傾斜的長板凳，上面有捆綁手腳的孔洞。行刑員托爾斯提赫又高又壯，體型很像大力士，沒穿外衣，敞開背心。」

行刑員拿著三叉皮鞭，每揮5鞭，他就會走到另一邊，換邊的時間能夠讓犯人喘息半分鐘。到了42下、43下，彷彿已經來到「極限」，然而這還不到90下的一半。睜大眼睛，打開所有感官，為讀者帶回報導的契訶夫終於忍不住暫離現場，走到外面，然而淒厲的慘叫聲仍亦步亦趨跟著他，小說家契訶夫會怎麼描述這個場景呢？沒有任何文學隱喻象徵的技法，他只是又回到鞭刑現場，然後又走出來，還沒完，「看守仍在數著。」

終於揮完90鞭，彷彿有一個世紀那樣漫長，「犯人喝藥劑時，痙攣地咬住杯子」，這個極其細微的動作，輕與重，撬動的是無法量度的疼痛極限值，看到這裡的描寫，不得不說，契訶夫畢竟是文學家。

他還寫到一個軍醫，行刑前才出現過，「站在門口，像乞討一般央求典獄長：『大人，讓我見識一下行刑的場面吧！』」

這個無足輕重一般的路人甲角色，契訶夫賦予他超過行刑者的極致殘忍。「『我喜歡看行刑的場景！』軍醫士開心地說，他因為看了一場可惡的好戲而心滿意足。『我真的很喜歡！這些壞蛋、騙子⋯⋯應該要絞死他們！』」契訶夫還在註釋中提到，一位11歲的女孩被吊起來，行刑員用樹枝抽打她，她想要喝水，卻塞給她一條鹹魚。還有比這些更像小說、戲劇的場景嗎？這是契訶夫所見證的現實。

從薩哈林島回到歐洲，1892年，契訶夫寫下〈在流放中〉。渡船工人謝敏，已經是一個60歲的老頭，瘦伶伶地，牙齒脫落，整日喝得醉醺醺地。流放前，謝敏是教堂執事的兒子，經常穿著禮服，是個斯文人。現在他能光著身子躺在草地上大嚼青草。謝敏最常講的一句話是「只求上帝叫大家都過這樣的生活才好。」他惡毒地希望人人都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過上即使是一天像這樣的生活也好。與謝敏搭檔的是一個年輕的韃靼人，剛剛流放來此，連俄語都說不好，只能說單字，他用很簡潔的方式描述一種行屍走肉的狀態：「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頭，是泥土！石頭才什麼都不要，你也什麼都不要。」

（編按：本文由麥田出版提供，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