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麼是僑生呢？雖然按字面的意思，就是「華僑學生」，但細讀法規的話，也依然是模糊不清的。

根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的定義，僑生是指「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6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但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其連續居留年限為8年以上」。

而所謂的華裔，就是指「華人」、「漢人」等血緣式的定義。不過，僑生也不一定是純華裔，也有馬來人、華人混血的大馬籍學生，以僑生身分來台就學。無論如何，這依舊是種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政策。

至於為何要規定海外居住6年或8年，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社會對「外來者」競奪資源的焦慮。民眾擔心會有人把孩子送去海外生活個1、2年，就以僑生身分「占據」名額，而在華人社會傳統觀念裡，又特別希望孩子學醫，因此醫學系才會限定連續居住8年以上。

中國也有類似規定，根據中共官方對「華僑考生」的定義：「考生本人及其父母一方均須取得住在國長期或者永久居留權，並已在住在國連續居留2年，2年內累計居留不少於18個月，其中考生本人須在報名前2年內在住在國實際累計居留不少於18個月」。

其中還有個與台灣更明顯的差異是，中國政府認定的僑生，必須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主因是中國採單一國籍法，而承認雙重國籍的台灣政府，則依然從血統主義的角度去推動僑生教育（簡稱僑教）。

僑教是奠基在以「漢人」種族的認定原則上，然而隨著台灣社會逐漸擺脫大中國主義的幽靈，先天不良的僑教必然備受抨擊。

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國民黨政府，基於血統主義的國籍法，一律將所有外籍華裔留學生視為「回國」的僑生。以大馬華裔學生為例，要來台灣，（過往很長一段時間）在留學管道上只能選擇成為僑生。

隨著台灣解嚴後帶來的本土化浪潮下，僑教開始受到質疑，儘管以血緣為認定基礎的僑生政策，未能改革成以國籍為認定，但僑教的權威性已鬆動。

1998年起，台灣官方開放大馬華裔可選擇以外籍生的身分來台留學，唯只能在僑生、外籍生之間二選一，擇一後不能再轉換身分；就算是在學期間的轉校、休學或升讀研究所的時候，若被發現有轉換身分的情形，無論是無心或有意，都會被撤銷學籍處分。過去就有不少大馬學生因不清楚這複雜的規定，而被迫離開台灣。個人認為應放寬身分轉換，即使無法放寬，現行的懲罰政策也不符合比例原則，這是另一個比較複雜的境外生權益課題，就不在此多贅述了。

儘管如前文所述，過去有出現大馬旅台生反對僑生這身分，主張以歸類為實至名歸的外籍生才對，但能有如此進步思想的留台校友、旅台學生，未必是多數。

台灣政府開放外籍生的選項，應是在1998年（87學年度）9月秋季開始實行的，有趣的是，同年4月時任僑務委員長焦仁和、國民黨立委黃清林到大馬拜訪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簡稱留台聯總）時，黃清林立委卻是要安撫留台聯總的情緒，保證大馬華裔學生不會被視「外國留學生」，福利與地位也不會變。

當時留台聯總的焦慮，某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大馬華人社會對李登輝總統台獨路線的憂慮，擔心僑教政策會在「去中國化」浪潮下成為祭品。

2000年，台灣實現首次政黨輪替，對「華人世界」而言，確實是一件大事，但也是對民進黨印象崩壞的開始。

由於民進黨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本土認同，與國民黨的「大中國」認同大相徑庭，因此在僑務工作上，民進黨主張僑務工作的對象應優先以台僑為主，而陳水扁在競選總統時的外交與國防政策白皮書，就主張裁撤僑委會。

當陳水扁執政後，少數在解嚴後擔任2屆8年的僑委會委員長的張富美，就發表了相當爭議的「僑民三等論」，從此埋下了海外華人、「僑社」對民進黨不信任的因子。

所謂「僑民三等論」，即將僑務工作服務對象分為三個優先順位，首先是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從台灣出去的「新台灣人」，第二等是曾留學台灣的僑生，最後第三等，是傳統上的華僑、老僑等有華人血統者，由於這一族群多年來與中華民國關係深厚，如在歐美國家的老一輩華人，可能仍有雙重國籍身分，所以張富美的主張引起相當大的反彈聲浪。

最終張富美表示道歉，並承諾「新政府的僑務政策有其一慣性和連續性，會努力與海外各僑團維持良好關係，不可能有差別待遇」，而當時的僑委會副委員長吳新興，即是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期的僑委會委員長。不過僑委會依然在去中國化的潮流下，英語官方名稱在2006年由「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改為「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不過有趣的是，當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後，馬英九政府也迅速地在同年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而當時海外「僑界」沒預料到的是，馬英九竟打算裁併僑委會，打造「外交與僑務部」。馬政府的計畫不僅引起了美國的僑界反彈，當地的國民黨支部黨員甚至揚言退黨，最終馬政府只好「維持現狀」。

這意味著，無論藍綠，對於僑委會業務與許多部會疊床架屋，應併入外交部是有高度共識的，但礙於所謂的僑界的反彈，以及多年來與海外華人建立的關係，而無法推動改革。

回到扁政府時期，雖然扁政府推動裁撤僑委會的計畫失敗了，但為提升台灣國際地位，吸引更多國際留學生來台求學，讓台灣高教更國際化，因此開始縮減僑教的預算，影響了僑生們原有的福利、名額，以集中資源招攬「外籍生」。

相比台灣政府要對僑委會動刀，對僑教的下手，更觸動了大馬旅台生、留台校友的警戒心，認為民進黨為了要去中國化，而針對海外「華僑」。對遠在大馬的華人而言，上述本土化進程，依然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對台灣的想像依然從大中國主義的角度出發，即便是當時在台灣求學的大馬學生也不解，畢竟當時Facebook等社群媒體平台仍未興起。

雖然扁政府時期已開放了大馬華人也能以外籍生身分來台，但選擇此身分的華人仍是少數，絕大多數來台的華人還是選擇成為僑生，但選擇僑生並不意味他們對僑生的歷史意涵是清楚的。

這箇中原因在於，長年以來，大馬華人以僑生身分報名來台留學的方式，從早期尋求居住地的老國民黨員、中華大會堂等民間組織保薦來台，到後期已轉變為向各獨中的升學輔導處、1970年代開始林立的各州留台校友會等單位報名，而這些輔導處、留台校友會都是僑委會核可的保薦單位，可謂形成了「僑教產業鏈」。

由於這「僑教產業鏈」中的參與者，長年來已培養了默契，以及行政作業上的因循守舊下，每當有學生詢問怎麼來台灣升學時？無論是獨中老師或留台校友，多直覺式地建議就申請成為僑生吧。這現象大概在2011年後才改變，稍後會說明緣由。

可以這麼說，2011年之前，在多數大馬華裔學生的認知裡，僑生就是華人，而外籍生一定是洋人／非漢人。

在台灣待了13年（2005～2018年）的白偉權學長告訴我，當時扁政府不再厚愛僑生，把更多資源投入在招收外籍生上，所以當時許多大馬人會認為台灣政府還是喜歡比較「適合拍照」的留學生。所謂「適合拍照」，就是指金髮碧眼的白人，或黑人等容易彰顯「國際化」的外國學生。

除了僑生的清寒助學金、一些校系的名額縮減外，讓就讀台師大的白偉權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校方以「上面」的預算消耗完畢了，所以每年讓各國僑生聚餐、欣賞文娛表演的「僑生春節祭祖」活動就取消了，這讓許多僑生覺得不被重視。

不過白偉權也強調，除了上述福利縮減讓僑生們對民進黨反感，主要還是當時的政治環境，陳水扁總統的貪腐案連環爆，更讓僑生們對民進黨觀感不佳。白偉權記得，當時也有不少僑生朋友也參加施明德發起的倒扁遊行，體驗政黨輪替後帶來的民主自由活力。

關於當時許多大馬學生對扁政府的不滿，2005年一篇在網媒《當今大馬》上的投書，就是經典案例。

這篇文章標題為〈敬告留台老學長姊們：您們的學弟妹快憋不住了〉，其中提到台灣教育部以「經費已經用盡」為由，通告「優秀海外華裔學生回國就讀獎學金」的款項延至下一個年度再發放，另一邊廂教育部卻公布提供給外籍生的「台灣獎學金」共有700多名得獎生，可讓得獎的外籍生月領新台幣2～3萬元。由此可見，當時扁政府扶持外籍生的政策，確實加劇了僑生們的相對剝奪感。

這裡再提一篇回應上述文章的投書〈台灣僑生政策：東革阿里與「僑」的心態〉，作者林開忠是現任暨南國際大學的大馬籍副教授。東革阿里（tongkat ali）是一種盛行於東南亞的壯陽草藥，不過林開忠老師在文章中沒有特別強調這壯陽草藥的用意，而是批評「枴杖政策」，枴杖的馬來文就是tongkat。

簡單來說，林開忠批評大馬華人常對國家各種扶植馬來人的種族主義政策、優惠表示不滿，認為這扶持特定族群的「枴杖政策」實行太久了，然而當大馬華人到台灣享受僑生優惠時，卻忘了這也是中華民國政府實行多年的「枴杖政策」。

林開忠認為，大馬旅台生面對僑教的議題應更為謹慎，但同時也不認為大馬旅台生該負上完全責任，因為這是台灣官方未善盡改革的責任。當時林開忠批評民進黨政府已執政5年，但對僑教政策卻沒有完全的革新。

儘管這已是17年前的文章，但放在今天來閱讀，依然是一篇鏗鏘有力的文章，因為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政府，依然沒有對僑生政策作「轉型正義」。

對了，早在1989年的僑教風波時，當時還在清華大學讀人類所的林開忠，接受《大馬青年》訪問時就主張，僑生政策對「國民」身分的定義有必要加以重新確認，因為涉及到權利與義務，許多有關僑教的爭執就是源自對身分的疑惑。

值得一提的是，我想全台，甚至全馬最著名的留台外籍生校友，就是歌手黃明志了。黃明志在2002年就讀銘傳大學的大眾傳播學系，後來因改編大馬國歌的爭議而成名，他2014年在其粉絲專頁轉載了大馬《星洲日報》的一篇報導，該報導內容為前總統馬英九讚揚大馬僑生在台灣各領域有亮眼的表現。

黃明志撥亂反正地寫道：

「看到了這篇報導，我只想說⋯⋯謝謝台灣對馬來西亞學生的照顧。但我們不是僑生，也不叫華僑，因為我們沒有僑居在別人的國家，馬來西亞是我們的國家。你可以叫我們馬來西亞人，大馬人，或者馬來西亞華裔／華人。」

無論如何，1998年絕對是個大馬華裔留台歷史的分水嶺。1998年之前的一些僑生校友，多會將個人留學經歷與僑教掛鉤，進而對僑委會（或國民黨）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賴或「忠誠」。而1998年後選擇成為外籍生的大馬人，絕大多數也不是因為反對「華僑」這概念而不成為僑生，背後的動因多是為比較方便的入學管道，或說優於僑生的獎助學金，也因此外籍生背景的留台校友，多不會對僑委會或國民黨有莫名的情感。

僑生、外籍生除了報讀管道不一樣之外，學雜費的收費政策也有很大差異，僑生的學雜費優惠在今天已成了一種變相的「種族特權」。

2011年，也是「陸生元年」，馬政府在這一年開放陸生來台就讀學位，不過陸生卻得面對無法打工、無法領獎學金、學雜費收費更高等各類限制的「三限六不」政策。而陸生來台，也打破僑生、外籍生的「福利平衡」。

「陸生元年」之前，雖然僑委會有給予僑生健保費補助，以及依據各校的僑生人數，提供一定比例的僑生清寒補助金、工讀金供申請，但無論是僑生還是外籍生，進入公私立大學的學雜費收費標準是與台灣本地生一樣的。

就算是僑教預算被縮減的扁政府時期，有的僑生也會覺得，縱使外籍生能拿到一個月2、 3萬的獎學金，遠比僑委會的清寒補助金、優秀僑生獎學金來得多，但能拿到獎學金的外籍生始終是少數。因此當時的大馬僑生會認為，還是成為僑生比較好，優惠比較有保障。

然而，當馬政府開放陸生來台後，卻有立委提出「為何外籍生學雜費比陸生還便宜」的意見（是哪位立委目前已不可考），所以教育部在2011年8月11日修改《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規定外籍生就讀國立大學，收費標準不得低於同級私立大學（領取外交部台灣獎學金的外籍生除外）。這意味著，就讀國立大學的外籍生，所付的學雜費得比照私立大學，得承受多一倍的升學成本！

馬政府未經審慎評估下，就做出了這項「改革」，必然引起許多外籍生的不滿，這就形成了一種「一國兩制」的局面。例如，甲同學和乙同學是同樣就讀台大的大馬人，但甲是僑生，乙是外籍生，後者可能會感到心理不平衡，為何都是大馬人，卻得因身分不同而有差別待遇？我記得「改革」開始後的3、 4年，偶爾會得知有某些大學的大馬學生，因僑生、外籍生的差別待遇而鬧不和。

除了收費問題，也有校園社團歸屬的問題，如有的大學會有僑生才能成為會員的「華僑同學會」，與外籍生為主的「國際生聯誼會」存在於同一校園，造成了同一國的大馬學生會因身分而被分割群體的弔詭情形。雖然也會有學校成立不分身分，無論是僑生、外籍生、陸生都在一起的「境外生聯誼會」，但可能有的活動無法一起參加，如有僑委會預算補助的活動，就無法讓外籍生參與，我就聽過不少外籍生身分的大馬友人抱怨過，台灣政府只給錢照顧僑生，都沒關注人數更多的外籍生。

由於外籍生當中有許多非華裔背景的留學生，因此不平等的收費政策不免讓一些外籍生覺得被「種族歧視」。曾有一名就讀國立大學的荷蘭學生告訴我，他覺得僑生這身分相當「racist」。

如今台灣自詡是民主、自由、平等的進步國家，那未來就該撥亂反正，讓外籍生與僑生的權益盡可能平等才對。

台灣社會對僑生仍有強烈的刻板印象與誤解，儘管僑生身分確實是特權政策。隨著台灣社會瀰漫強烈的負面情緒，包括對薪資長年停滯不前、房價高居不下、背負學貸等壓力，在相對剝奪感不斷累積下，社會針對僑生們的「攻擊」，難免會不時爆發。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只要一天不對僑生的身分認定政策作改革，那「僑生」被「族群歧視」的隱憂與爆發，就會一直存續於台灣社會。

再補充說明，有的外籍生身分的大馬學生，也相當反感被台灣老師、同學稱為「僑生」，他們也意識到僑生常和「加分進來」、「成績差」等標籤掛鉤。例如，就會有這樣的「善意歧視」情況出現，本人也遇過，課堂上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時，如果不知道答案，若老師得知你是僑生（或長著華人面孔的外國人）的話，就會說「沒關係，你是僑生」⋯⋯或是考試的申論題寫的不好，老師可能會說「沒關係，僑生國語不好」⋯⋯這對部分比較有強烈自尊心的大馬外籍生而言，就更添對僑生的負面觀感，而僑生自身也會陷入自我懷疑的憂鬱。

可以這麼說，到現在之所以還有年輕的台灣學生對僑生有歧視，有時候可能是受到師長不經意的「善意歧視」影響；而師長們的大學生涯，可能又是早年僑生仍享有許多優惠的年代，才形塑了他們對僑生們的刻板印象。當然，該負上最大責任的還是政府，不符合時代的政策一直存續下去，必定帶來錯誤的「國際觀」。

《北漂台灣：馬來西亞人跨境台灣的流轉記憶》， 杜晉軒著，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