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大學馬來西亞外籍鍾姓學生命案週年前夕，《報導者》記者重新踏上女學生殞命的台鐵便道，沿途路燈明亮，照亮路旁的芭樂、番茄園，以及不遠處的公墓。分隔島豎立「偏僻路段，請攜伴同行」告示牌，不時有警方巡邏車與學校巡守人員經過。案發後，位在台南巿歸仁區的長榮大學雇請3位有維安工作經驗的夜間巡守人員，護送夜歸學生返家，並與社區巡守隊巡檢通學路段與周邊巷道，包括路燈與道路設施。

「這條現在是全台灣最安全的路，」學生、鄰近店家與在便道旁耕作的農民異口同聲，語氣卻帶著挖苦。畢竟一條照明充足的道路是用路人再基本不過的權利，況且整起悲劇是有機會避免的。

當地的大潭里長林文鍠指出，該段便道的路燈常被宵小偷破壞變壓器、剪電纜線，開通近10年來已數不清多少次報修。歸仁區公所則稱，該段路燈最近一次通報修繕為2019年6月，直到案發前都未再接獲新通報。可能是路燈故障後未被及時反映，才會長期不亮。

種種消極行事，給了梁嫌兩度在同一個現場犯案的可乘之機。有鑑於首度犯案時徒手擄人未果，他第二次下手時帶了麻繩，奪走鍾女性命。

鍾女被殺害的前一個月，梁嫌就曾埋伏在路燈全暗的便道，摀住一名獨行長榮大學女學生臉部試圖擄人。女學生尖叫掙脫後由房東女兒陪同報案，雖然案情已涉強制罪，警方卻未做筆錄並開立報案三聯單；後續查出涉案車號，也沒有進一步偵處作為。

女學生隔天通報學校教官，校方卻僅做校安紀錄，未向教育部校安通報，也沒有對學生示警、制定防範措施。期間有學生反映路燈不亮，總務處回覆該處路燈為區公所管轄，校方無管理權。

路燈不亮，成治安黑暗死角；但為何大學生離校後必須穿越無路燈的荒僻小徑才能回到宿舍？「國內大學城畫設只考慮學校用地、未考量到周遭生活區，才是最大的問題。」都巿土地規畫的專家、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劉曜華直指。

位處高雄與台南交界處的長榮大學，學校周邊都是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學生宿舍就蓋在這樣的農牧用地上，「不只長榮大學，台灣許多大學城周遭都是農牧用地，這類『田中央大學』周邊蓋成住宅本身就存在違建問題，而相鄰的道路、交通、公設都沒有規畫和建置，有些道路可能屬於私人土地，光要設路燈找要鄰里長？鐵路局？還是建設局的公園路燈管理單位？又是哪個單位應主動協調和負責？這邊（農牧地）如果原本是不會住人的地方，就不會從設計面相來看，」劉曜華指出，「不只是路燈，大學城旁邊的車站周邊人行與車行動線，究竟是地方政府應做為建設項目，還是大學本身的基礎建設呢？」

以長榮事件為例，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鍾女命案前一個月差點被擄走的女學生，向教官通報時就曾反映便道太暗，因此學務處會文請總務處與區公所協調，「路燈不亮事件，已經好幾年了都這樣會（給總務處），總務處回覆『請校安中心自行與區公所協調』，卻沒弄清楚學務處下的校安中心屬於任務編組而非實體單位，沒有權限直接與區公所對口溝通，而學務處收了文也跟著蓋章（同意）。」

看似單純的路燈復明，就在不同單位間「我覺得你會做」、「我沒有權限」的消極氛圍中流轉。但既然通學路段長期昏暗，往年賃居訪視時，難道無法呈報教育部尋求解決？知情人士指出，訪視只聚焦在賃居空間，例如租屋處有無消防設施和逃生口，發現道路很暗，頂多提醒學生留意安全。

台南市長黃偉哲在案發後指出，台南市縣市升格後，偏鄉地區經費受限，路燈數量不足，甚至繳不起電費，因此發起「點亮偏鄉計畫」，發起路燈電費認捐。不過曾任仁德區長的台南市議員郭鴻儀認為，路燈不亮，是養護效率的行政問題。縣市合併後，行政區改以「區」為單位，地方建設經費由市府掌握，路燈養護改由工務局發包招標。由於數個區的養護工作常會包在同一個標案招標，在地小廠商不見得能吃下來，若外縣市廠商得標，機動性就差一截；且區長改為官派，沒有選票壓力，加上權限與資源少，行政效率就有差。長榮命案後，今年度開始，台南市工務局撥部分經費給公所發包做路燈的緊急設置與搶修，希望提高養護效率。

案發後，總統蔡英文向死者家屬與馬來西亞致歉，長榮大學學務長杜嘉玲、總務長顏義文與校安中心主任簡德賢請辭。教育部派員到大專院校校安訪視，要求校方與警方共同建置巡查熱點，校園周邊路燈頓時光明。

長榮大學祕書長管美燕受訪表示，長榮除雇請夜間巡守人員，也將校內監視器增設到1,000多支，並與警政單位、社區以WHO認可的「安全社區國際認證」為努力目標。校長李泳龍指出，已將任務編組運作的校安中心改制為常設性實體組織，專責校園事件通報處理、應變指揮。

今年10月，監察院彈劾時任台南歸仁警分局長楊慶裕、大潭派出所長張忠肯與受理報案警員高武源，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並糾正歸仁分局違失，指出若警政機關僅重視績效文化，可能導致承辦員警基於破案壓力未依規定受理報案，主管層級的監督機制亦可能失靈，應予檢討。

糾正案文也指出，教育部在校園安通報事件屬性區分的認定標準，以及相關通報規範，均未臻嚴謹。教育部應督促各大學落實校安人員培訓課程，並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及往返校外宿舍道路的安全。

東華大學台灣安全促進學校研究中心主任李明憲、研究員顏家棟則認為，個別單位的檢討改善，並未回應台灣校安的共同癥結：業務範圍橫跨學校內外單位的校安重任，工作散落在不同處室與法規中，看似面面俱到，實則多頭馬車。在許多高中職以上學校，這項亟需橫向聯繫的工作落在位低、權輕、工作重、流動率高的校安人員肩上，導致校安工作不見事前積極預防，只有善後檢討。

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也指出，私校會將重心擺在教學與招生，管理校內外住宿的人力對比國立大學相對不足，加上工作量大、有責無權，流動率總是居高不下。

一名曾經辦校安業務，也對鍾女案件知情的人士指出，多數人對校安的想像停留在維護學生人身安全，其實校安涵蓋學生的生理、心理、環境、安全教育等軟硬體，處室間的橫向溝通成為大問題。例如學校沒有校外路燈的修繕權限，只能向區公所報修，並提升學生危機意識與自保能力。「但要是校安人員提議在體育課教防身術，教務處會不會覺得把事情丟給他？大家嫌麻煩，最後能少事就少事。」

橫向聯繫不彰，成為鍾女命案前奏。

「不過去年9月那宗女學生險遭擄時沒通報，確實是校安人員判斷錯誤，」知情人士坦言，校安事件多如牛毛，依最嚴謹的通報標準，連學生肚子痛都可依通報項目中的「其他」分類通報。若百分百依循通報準則，通報單就寫不完。到後來，多數學校校安人員開始拿捏通報的一把尺，自傷、受傷、性平等「重大事件」才報。有驚無險逃過一劫的女學生，可能在抉擇通報與否時被輕輕放過。

不過在通報後，教育部會給那些回饋？「很有限，例如通報性騷擾，教育部只回『請學校持續追蹤關懷』，不會詢問校方是否需協助，或主動查閱性平委員會的調查紀錄。」

李明憲歸納，校園安全不外乎「人、環境、教育」三要素環環相扣，台灣的治安相較他國穩定，校安議題只有出事時才受曇花一現的重視。雖有完整通報系統，但校安單位層級不足，投入資源與人力也不到位。異動頻繁、兼辦業務過多，則早就是各級學校校安人力的通病。

李明憲與顏家棟指出，校安要素中的「人」，著重在建置安全體系及專責人員。台灣高中職以上的校安工作以教官為基礎，因應教官退出校園，校安人員以一年一聘人力取代，月薪普遍不滿33,000元，可隨時離職，流動率很高；國中小則由學務人員兼辦。不管哪級學校，校安人員都得支援五花八門的學務處業務，沒有專責專任可言。

人員培訓上，台灣未將安全教育納入師培；高中職以上校安人員到職前須通過涵蓋安全法規、性平、基本諮商輔導、藥物濫用、校園霸凌等培訓課程，時數加總卻僅70小時，也沒有換照制度。

最大的問題，是校安人員層級不足，對內沒有協調各處室的權限，對外無法與校外單位直接對口。因此只能執行交通安全、反霸凌等局部的危機預防工作，且時常流於宣導，很難做出全面且系統性的預防策略。

環境安全方面，校內的學務處、總務處大多以裝設監視器、設置門禁與警衛等措施因應，校園外的場域就鞭長莫及。學生安全教育多以宣導或融入課程為主，幾乎沒有專門且有系統的安全防衛、危機應變等科目。

長榮女大生命案後，教育部派員前往大專院校校安訪視，要求各校與警方建置巡查熱點、提供安全設備經費補助。不過李明憲與顏家棟認為，最根本的做法，是從提升人員素質與安全教育雙管齊下，加強安全環境。

李明憲曾在大阪教育大學學校安全推進中心擔任客座教授，而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20年前發生男子闖入校園無差別殺人，造成8位學生死亡、15名師生輕重傷。這起悲劇讓日本政府針對校園安全訂定詳細規範，大阪教育大學成為日本安全教育重鎮。

李明憲說，在政府強力支持下，日本將校安納入《學校保健安全法》，將校安提高到法律位階，學生更是從小落實防災、安全教育，「這讓日本成為全世界校園安全教育做得最好的國家。」

李明憲表示，日本正在建置教職員生職前、在職的安全必修教育，大阪教育大學已將安全教育納入師培科目。部分學校已設置專職的安全主任與防災主任，有了專業職能與相應的位階，才能主動依學校需求，規劃分屬校園與社區的安全維護工作，並代表學校直接與警政、路政等校外單位，協商改善校園周邊軟硬體。

日本也會培養學生的危機意識，例如當不得不獨行夜歸時，懂得觀察危險地形，避開會遮蔽視線、歹徒容易躲藏的高草叢等，取道視野相對空曠的路徑。既然無法完全消弭環境中的危險因子，就要培養趨吉避凶的敏銳度，而非一句模糊告誡「危險的路不要走」。

他舉例，池田小學無差別殺人案發生20年，每年仍召開檢討會，由教職員扮成歹徒闖入，從犯罪者視角檢視校安缺口，並由每位參與者回饋意見，每年滾動式檢討，「不是丟給承辦人寫報告而已。」長榮女大生命案後，相關單位提出不少校安改善措施，但得追蹤成效、調整改進才會真正有效。

「我們鼓勵學校什麼都報，一天確實會接獲幾百件（通報），」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長吳林輝、校園安全防護科長陳宗志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強調，校安通報用意有二，第一是事件已超出學校獨立處理範疇，需要上級協助，這塊比例較低；第二是預警功能，例如發現某校交通事故通報多，就請督學前往了解。「校安人員不是孤軍奮戰，最重要是學校絕對不能掩蓋事件。」

陳宗志表示，每件通報案會由值勤人員點閱並給予擬辦意見，校安防護科同仁會協助處理本部校安中心的通報事項，國教署校安中心確實更辛苦，但教育部已要求各縣市教育局處派專人每天進通報系統查看，部分縣市也設專人24小時值勤，「通報看似很多，不過是分散（給不同人處理）的。」

對於學者反映學校校安中心層級不足，吳林輝認為「這是後勤系統是否建置完善的問題」。以教育部校安中心為例，雖是學務特教司下的任務編組，實質由教育部長擔任召集人，設有納入各校管單位的LINE群組，當發生需跨單位因應的重大事件，像是虎豹潭落水意外，可立即調動相關司處人員處理，或做跨部會聯繫，不會只是校安中心的事。學校的校安機制亦同，召集層級應該拉到校長或副校長。

吳林輝表示，現在大學每學期會有一次校安會報，邀請社區里長、警消共同出席；校內也會有跨處室的校安防護計畫，並定期演練，「不過太平日子過久了會欠缺警覺，每個學校落實情況差很多，會給校安人員孤軍奮戰感。」

「長榮女大生遇害案情，梁嫌埋伏在路邊隨機擄人，這起案件也包括社會安全的問題，單靠提升校安是不夠的，」顏家棟說。

李明憲與顏家棟建議，台灣的校安機制已有基礎，若建置專責校園安全主管，將其層級拉高到足以影響學校決策的位階，當路燈壞了，就能立刻統合學校各單位向區公所報修、提醒該路段為紅色警戒道路避免前往、請警方加強巡邏、編組安全人力同行偏僻路段；當發生擄人未遂事件，能立刻通報、管制、會勘。

該名主管未必要編制在校內，可比照工安師、食安師，是通過證照考試，具備安全簽證功能的專門人員。「若有校安師做外部簽證，軟硬體與安全課程設計都要達標才能開學，學校一定重視。」縱使無法一蹴可幾，也可推動校安人員定期換照。

兩人強調，最理想的解方是立校安專法，或修正《學校衛生法》，納入散落在各法規中的校安業務，增加專門人力編制、提高校安中心層級、加強安全教育。

其實東華大學台灣安全促進學校研究中心曾擬定建議的修法版本，與立委共同評估提案，但最終認為執行可行性不高。「為了偶發校安事件勞師動眾，學校覺得找麻煩，校安也不像民生相關法案好推，」顏家棟說，況且主管《學校衛生法》的是教育部綜合規劃司，不是高教司等各級學校的主管司處，學校積極度差很多。

對於校安入法的期待，吳林輝表示，基於大學自治，以教育部角度，會著重在現有組織是否發揮功能，不足處再提供行政運作規範。當發現非立法不足以取得授權，才會朝修法、立法方向思考，「以目前評估來看，還沒到那樣的程度。」人力方面，目前校安人員每2年調訓一輪，平常會舉辦研習，已經研議換證機制，希望回鍋的校安人員必須換證後才能上場，確保不與現況脫節。

從1960年代開始，台灣成為馬來西亞華人學生就讀大學或深造的主要目的地，長期以來，馬來西亞學生是除了陸生以外在台灣占比最高的境外生，每年平均有4,000人來台求學，直到2019年被越南學生超越。鍾女命喪台灣，在馬來西亞引起極大輿論風波。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洪進興、祕書長鄭聯華表示，外籍生第一年都能住校，第二年起可能會想與朋友在外租屋，通勤時就有安全考量。馬來西亞留台聯總時常做安全宣導，也希望到大馬招生的學校，能主動提供更多校園周邊環境、交通等資訊供學生參考。

他們也表示，這起命案確實對有心來台讀書的學生造成心理衝擊，不過綜觀馬來西亞升學管道的變化，這幾年赴台學生人數確實有減少跡象，卻是源自大環境的諸多因素。例如近年中國的重點大學積極到馬來西亞招生，提供優渥獎學金與畢業後工作機會，吸引優秀人才。另外，英國、中國等國家的大學在馬來西亞設分校，留住一定比例原本想出國深造的學生。再加上這兩年的疫情，留學手續比以往更繁瑣，還有一些家庭的收入受衝擊，部分學生雖已被台灣的學校錄取，卻在辦理簽證前夕無奈地打退堂鼓。

「鍾同學的案件我們很難過，不過也能理解，無論多安全的國家都有壞人，但是要消除危險的環境因子，降低壞人的作案機會，」鄭聯華說，「台灣還是安全的地方，也希望能夠繼續安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