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秀和史亞山是堂兄弟。國中畢業後，他們一如部落裡許多年輕人，都曾經到台中、台北打拚，在住商大樓、地下道工程、環山公路等營造工地流轉，販賣勞力以賺取生活所需。

九○年代初，政府以缺工為名，開放企業主大量引進廉價移工，原住民更被推上失業浪潮的峰面。文秀和亞山退伍後，城市已然不容易找到工作了，他們先行撤離，回到部落，和同村的布農女孩結婚、成家，共同面對偏鄉生計的窘境：投注全家人終年辛勞的農作，在不平等的產銷結構裡，被中盤商一再削價抽成。市價高昂的優質高山茶，兌換進入茶農口袋裡的，連基本維生都有困難。

亞山父親留給他的三分地，全年種茶所得不到11萬元，「還不包括肥料、人工費用。」亞山說。

回到部落後，他們的身分被納入勞動統計高達30%的「原住民從事農、林、漁、牧工作人員」，彷彿就此安身立命。事實上，農作價賤的事實，逼使部落原住民不得不兼打零工以維持生計。但官方資料中，大量部落原住民身分轉換為「務農」後，就輕易地從失業率的分母數刪除了，享有農保的福利，也同時意味著不得在打工時加入勞保。也就是說，當下原住民失業率較平地工人高出兩倍的數字，掩藏了太多「不完整就業」的黑數；而部落農民的工傷，也無法呈現在勞保的統計數字裡。

農閒時分，東埔部落的青壯男女，常態性地等候在臨時工市場，待價而沽。一旦有漢人做不來的高地勞動，就有小包商到部落裡找人，按日計酬。

「揹重物走山路，漢人是不行的啦！」東埔一鄰的鄰長柯進平說，下意識流露出布農獵人不擅誇耀的得意與自信。

1969年，交通部氣象局在玉山北峰海拔3,858公尺處，設立全台最高的氣象觀測站，之後又增設太陽能板，自立發電以維持觀測運作如常。許多登山客都知道，若要攀爬玉山，塔塔加是車行最終站，再來就得徒步上山，起碼要花上4、5個鐘頭的路程，才能抵達北峰。即便是搭乘直升機，北峰機坪距氣象站台也有幾十公尺的陡峭山路，重物搭機直上山頂，卸貨後仍需要人力負重攀行長路。

崎嶇山路上，多依賴擅負重、走山路的布農族人，將太陽能電瓶及配件分批扛上北峰。基於地緣之便，東埔一鄰最常受氣象局徵召，將觀測站所需要的物資、食材補給，以獵人的登山鋁架裝載妥當，一次次送抵最高峰。

1998年4月間，鑫閃公司承接北峰氣象站太陽能電瓶運輸工程，山上積雪未融，工程早已落後，緊急透過氣象局官員至東埔部落召募臨時工，一天工資3,000元。彼時春茶才剛收成，部落裡的人多數沒有自己的烘製廠，只能將高品質的茶葉論斤賣給漢人經營的製茶廠，偶爾再受聘於工廠充當曬茶、揉茶工。或者，就是不定期的登山揹工、公路修道工。忙完春茶，文秀與亞山就應聘鑫閃承包的氣象局工程了。

上工第三天，文秀和亞山天未亮就從東埔一鄰開著農用小貨車，直抵塔塔加。凌晨5點開始工作，他們將重達70公斤的太陽能電瓶，一支一支地扛上直升機下的大型吊籃，運載至北峰再交由另一組工人們揹著電瓶，走最後一段路程。從塔塔加停車場到臨時機坪，一人一電瓶，彷彿是兩個體重相當的人扭在一起搏擊，扛著走，走著扛，汗水滴落機坪都來不及被日光曬乾又濺上新的。他們一路忙到下午2點，山上起霧了，領班宣布停工。

從塔塔加返回東埔的下山車程中，副駕駛座上，文秀已然疲憊陷入昏睡。亞山開車，順著山路滑行一個多鐘頭，即將經過和社時，小貨車突地打滑，橫越馬路，撞上對向車道旁的電線桿，跌入山溝裡，整個車頭都壓扁了。亞山胸部嚴重挫傷、右腳踝粉碎，文秀則傷重身亡。

當時任職於南投家扶中心的競中，每月一次開車上山進入東埔部落，為淑娟家兩名稚子送上低收入戶的扶助金各600元。偶爾，競中和亞山一起沿著聯外道路散步，他們各自眺望沙里仙山谷，久久不曾交談。一年後，競中辭去社工員工作，北上投身工運組織，積極連結工傷協會、工委會關注原住民勞工議題，尋求改變現況的可能。我們於是共同上山，繞行6個多小時的車程，進入國家公園深處的東埔一鄰，趕在兩年職災求償期限前，和族人們討論職災勞資爭議與相關行動。

真的可以爭取嗎？依法有據嗎？沒勞保的臨時工也可以求償嗎？

「我很怕，怕遇到警察，怕又要上法院，怕亞山又要被關。」美珠原本是退縮的：「我看還是算了吧。都已經兩年了。」

倒是亞山說了：「我自己，慢慢可以走路，可以工作了。可是伍淑娟太辛苦，如果還可以爭得到什麼，就為她爭吧。」

淑娟不在場，她在家裡照顧婆婆吃藥。雙胞胎雅瑟、雅各從屋裡跑到屋外又跑進屋，和亞山的孩子們追逐玩鬧。

「東埔一鄰那件事啊，死了一個原住民對不對？」

問清楚職災是發生在下班後途中，與提供直升機的廠商沒有關連，中興航空公司的經理明顯鬆了一口氣。他很快地調出了直升機起降紀錄、相片、飛行員簽到本、收據，並熱心地佐證：「工程都已經延後了還發生這樣的事，實在很麻煩。收工下山時出的車禍對不對？原住民工人一定是喝了酒。」

相同的「原住民工人一定是喝了酒」的說法，後來在氣象局、勞委會、立法院，一再地被官資雙方提及。漢人刻板印象中閒散的、耽酒的、不負責任的原住民，出了事怎麼能怪老闆呢？人們不約而同，不假思索，順手就拿起汙名便利貼，阻擋進一步探究。

偏偏亞山不喝酒。部落裡人人都知道，亞山不但不喝酒，連菸都不抽。

事發一年多，鑫閃公司早已易主，原合約上負責直升機運送的台北航空公司也已搬遷，相關資料與相關人士幾乎是一片空白。輾轉找到鑫閃借調直升機的中興航空公司，我們在布滿漂亮機型相片的松山機場辦公室裡，查閱1998年4月10日的飛行紀錄：機型BK-117的直升機一早6時抵達塔塔加，2,382公斤重的貨物上了飛機，再飛北峰。

競中代理亞山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南投縣政府輕鬆轉來一紙公文：「資方表示⋯⋯車禍應找肇事者求償。」要求亞山出具醫生證明、警察局筆錄，及勞雇關係證明等。

美珠嚇壞了，車禍的肇事者就是駕駛的亞山啊，難道又要遭法院傳喚出庭嗎？一般包商到部落找臨時工，怎麼會有「僱傭證明」？口頭契約要如何舉證？直接與包商接洽的工頭就是文秀，死無對證怎麼辦？

「最倒楣的就是我，你們原住民以前在山上打零工，還不是都沒有勞保？只是剛好這次被我遇上了。」鑫閃公司新任的孫老闆完全不清楚狀況，也確實自覺冤枉。他接收這個新公司，還沒來得及賺到錢，就要處理前債未清償的惡果。他攤開雙手，不疾不徐地說：「之前的馮老闆到大陸作生意去了，我也找不到人。這件事我根本不清楚。」

中央氣象局的反應雖然客氣，卻也推得一乾二淨：「發生這樣的事，我們感同身受。若要我們成為勞資爭議對造人，那就抱歉了，氣象局又不是資方。」

我們在南投縣勞工局、勞保局、中區勞檢所、鑫閃公司、航空公司、氣象局、交通部、勞委會四處碰壁，多方函文、找證據，重新拼湊事件的經過。氣象局官員不高興了：「這件事我們當初就知道了，也沒有人有意見，事情過了就過了嘛，都一年多了，那個工程早結案了，工程款也都結清了。你們幹嘛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勞民傷財，我們還得花錢找律師出席調解會議。」

「氣象局長期找我們去做工，出了事卻完全不管我們的死活！」東埔一鄰的朋友們終於生氣了。

他們都是部落裡少壯年輕的一代，也是當年與文秀、亞山上山工作的同伴。他們都到過都市工作，又回到部落務農，眼看著部落裡土地、水源、產銷等問題無法解決，現在更意識到大量的工傷原來不該獨自吞忍。他們自行組織起來，成立非正式的「東埔布農文化促進會」，想為東埔一鄰做點事。不料第一件差事就直接對上交通部氣象局。

晚上，我們坐在亞山家的客廳，仔細討論相關法令與困境時，促進會的朋友們都趕來開會了。書面請願無效，依法調解無效，不得不集體遠赴台北抗爭時，大家認真盤算：週三農會開市，不好動員；5月剛收完春茶，6月整地施肥告一段落，8月要剪夏茶，9月收成番茄與敏豆，11月偶有狩獵需求⋯⋯都是天大地大的事，都要避開。抗爭時序奇妙地配合山上農作的生長，採收時節幾乎動彈不得，作物天天熟成，晚一兩天都老了，賣相差口感差價錢更差，一季的辛勞全毀了。

偏鄉赴首都的抗爭成本高，往來花費更要仔細考量：要想辦法排除教會長老的壓力，爭取部落群眾的支持，向教會借兩輛九人座可以省下交通費，晚上借住工委會辦公室以節省住宿費，吃的不愁，部落婦女會幫忙製作糯米糰、水煮玉米、火烤番薯⋯⋯。如此精心策劃，時間要捉得很精準，行動要設計妥當，一次北上就要接連兩天抗爭與談判。若沒有結果，就返回部落商討下一波，下一次的農閒時機。

促進會發言人美秀說：「這不只是為了你們，也希望以後原住民不要再受到這樣的漠視與傷害。」她是來自台東的阿美族人，嫁入東埔的布農部落，落地生根，成為集體的發言人。

「受害者代表史亞山先生，你要不要說幾句話？」冷氣房裡，西裝筆挺的勞委會官員在作出總結前，客氣地訊問。

之前一個多鐘頭，立委、氣象局、交通部、原民會、勞委會等各部會官員反覆進行了職災的法律釋疑，冷硬，抽象，不容反駁，來自外太空。

「謝謝大家努力的討論。」一直沉默不語的亞山，總算抬起頭了，他拿起放在桌下的吉他，客氣地說：「我想唱首歌，表達我們原住民的心聲。」

未經演練，20幾名來自東埔一鄰的布農族人都抬起頭了。他們或站或坐，自然地形成聚集的氣流，順著吉他的前奏，齊聲歌唱：

我在靜靜的夜晚裡，思念我失去的朋友， 心裡的傷痛，不知如何好， 誰能安慰我的傷痛？ 主耶穌，懇求你憐憫我， 醫治我心裡的傷痛。

亞山的眼淚毫不掩飾地掉了下來。適才的法律爭辯，像是被劃開表皮，揭露內裡的蒼白失真、自以為是，而布農族人回應以優美誠摯的歌聲。官員們面面相覷，主席不知如何制止，倉皇失措。原本百無聊賴的攝影記者們，紛紛亮起鎂光燈，快速連拍。

〈傷逝〉這首歌，是文秀死後，哥哥文雄為紀念他而創作的。史文雄是部落裡唯一正式受僱於氣象局的工人，全年有一半的時間待在北峰山頂，維護並記錄觀測站的運作。史家的客廳牆上，掛滿了文雄攝影的山景。「玉山真的好美啊，」他總是這麼說，「怎麼拍都拍不膩。」〈傷逝〉帶著複雜的傷痛，正是文雄在北峰值班時，使用太陽能板蓄積的電力，思念亡故的弟弟。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是好，那也許才是最痛的部分。

在〈傷逝〉唱進最高勞動行政機構之前，我們還沒能長出即興歌唱的自信，讓真實的情感帶動抗爭主軸。雖然也曾在行政院前舉行布農獵人的喪禮，跟著阿浪牧師吟唱聖詩，但那畢竟是排練好的行動步驟，突出工殤死亡的嚴重性。之後的談判也多沿襲過往模式，準備大量的事實證據與法律知識，一步步沙盤推演。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7月16日，第一次的抗爭行動從勞委會前的「原住民走投無路記者會」展開。族人們半夜3點從海拔1,000多公尺的高山部落出發，他們慎重穿上布農族的傳統服飾，20幾個大人小孩擠在兩輛九人巴士裡，連夜趕赴台北。披星戴月，長途奔波，他們都早有心理準備，沒料到卻是進入市區竟迷路繞行了兩個小時，都市叢林簡直像迷宮一樣。

急壞了的他們抵達勞委會時，已然遲到半小時了。遠遠看見鮮豔的布條、聲援人潮、眾多的媒體時，亞山還疑惑著：「又弄錯地方了嗎？這些人是誰？」直到聽見數十名平地工人、外籍勞工喊出聲援口號：「工人鬥陣，車拚相挺！」，亞山才定下心來：「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人團體。」

一跨出車門，美秀就哭了：「想不到有這麼多漢人來幫我們。」她以手背抹去淚水，接過麥克風，大聲說：「我們是來自南投東埔的布農文化促進會⋯⋯」

淑娟帶著兩個孩子，雙手緊緊捧住文秀的遺像，毫不畏怯地直視相機鏡頭，快門聲此起彼落。我繞到布條後面，幫兩個孩子繫上抗議頭帶，淑娟側過身對我點頭示意，笑了。我發現，她的後背早被緊張的汗水濕濡了一大片。

7月底，氣象局的函文總算來了：「鑫閃公司並未承認史文秀及史亞山為其員工，其勞資關係未明，當事人應提出工作證明以憑認定，否則一般人發生車禍，均要本局負連帶責任，本局將無法負擔。」

史文雄立刻請了假，連夜從北峰趕來台北：「氣象局的人都知道啊，包商就是透過氣象局請我向部落召募人手，文秀出殯時我的同事還送奠儀來，怎麼說是『勞資關係未明』呢？」

東埔部落的大人小孩在工委會打地鋪，又睡了一夜，隔天一早就到交通部去抗議了。亞山和治中認真排練街頭行動劇，大布條寫著：「氣象局保平安，原住民拉警報」，諷刺多颱風的台灣，各地氣象觀測台的指示，成為民眾防颱保平安的指標，可是全台最高海拔的玉山北峰觀測站的背後，長期為氣象局擔任電瓶裝運的原住民臨時工，卻拉起死傷累累的警報。

一向羞怯的淑娟也拿起麥克風說話，她背了一晚上的稿子，聲音發著抖：「史文秀是我的先生，因為我們那裡種水果、種菜的收入不夠養家，他常常幫氣象局打零工，揹很重的東西爬山⋯⋯」

抗爭帶來協商的機會，族人們總算進入交通部的會議室，在空調得宜的屋內，有來有往地對話，並留下正式的會議紀錄。

負責接見的航政司官員，好整以暇地說：「你們要求以後外包工程要強制承商為工人加保，意見很好，我們會好好研究。」

「我們原住民都死了人了，你們還在研究！」

美秀率先把話截過來，直接打斷浪費時間的官腔：「臨時工是我們原住民無法擺脫的命運，我們根本沒辦法靠農作過活，一定要打工才能送小孩上學。北峰氣象台所有的工程，都是我們東埔布農族建起來的，可是你們感謝過我們的付出嗎？史文秀墳上的草都長很長了，你們還是不聞不問！」

憤怒像陣雨感染了每一個人，平地的工會幹部、職災工人也接連發言。砲聲隆隆中，美珠開口了：

「我們原住民不是來討錢的。」

她氣得握不住麥克風：「淑娟帶兩個孩子來，不是要氣象局可憐她、幫助她。她要的，她要的是原住民的權利，是職災勞工應該拿到的賠償。」

午餐過後，我收到一封電子信函，來自氣象局員工。他說他不便出面，不能具名，但請我代向亞山和淑娟致意，他們贏得了他莫大的尊敬。稍晚，這名公務員在上班的空檔前來當面致意，提起7月1日氣象局才剛辦過50週年慶，非常不以為然：「啍，50週年表揚的全是局裡辦公室的職員，沒一個是山上的氣象員！」

隨後數日，來自花蓮、新竹各地原住民，主動打電話給布農文化促進會，為亞山和淑娟加油：「要堅持到底！」大家都知道，這是眾人之事。

鑫閃孫老闆私下對我說：「硬要玩法律，我問過律師，你們是玩不過的。沒有僱傭證據嘛是不是？而且這個公司根本沒剩什麼資產，你們就算花個3、5年打贏官司，也要不到什麼錢。可是，」他搖搖頭，嘆了口氣：「可是我在氣象局看到史文雄，這樣一個根本不會說謊的人，寧可丟掉工作也要來抗議。我要為了這點錢，一輩子讓這些老實人心裡怨恨我，值得嗎？」

最後一次抗爭，〈傷逝〉的歌聲帶動所有人的情緒，勞資官三方暫停協商，原本的對峙張力，似乎有了隱微的流動。是什麼被鬆動了呢？也許是歌聲，也許是媒體壓力，也許是累次抗爭成果的積累。討價還價，鑫閃承諾拿出近期一筆工程頭期款，勞委會、原民會各自出具慰問金，勉強拼湊出合乎《勞基法》的職災補償金額。氣象局則提出，內部員工已針對亞山和文秀的工傷，主動發起募捐，總計16萬元。那些匿名的鼓勵郵件，必然也在其中。

亞山與淑娟都說：「盡了力就好，謝謝大家。」

氣象局員工的捐款，基層互助的心意，該怎麼分配呢？我請官員先離席讓我們私下討論，有人建議對半分，有人主張亡者多一些，亞山和淑娟一直靜默不語。

走出勞委會，亞山特意留著和我並肩走，他平視前方，慢慢說：「捐款就全給淑娟吧，她太辛苦了。你去說，她比較會聽你的。這是我對文秀的一點心意。」

帶著孩子們到國父紀念館玩，淑娟也主動去找競中了：「你去跟亞山說，我說了他一定拒絕。募捐的16萬都歸他，美珠要照顧3個孩子，沒辦法下田。亞山的身體還沒好，跛腳不好走，又常生病。我自己還好，還能下田，而且當初文秀留下的意外保險金還夠我們用。」她紅著臉，簡直是不好意思的模樣，怕說不清楚，怕傷了亞山的心。

過往的爭議談判，臨到利害關頭時，無非是捉緊個人盤算不放。東埔的布農族人在貨幣上如此匱乏，卻沿襲著獵人文化的傳統，成果公平分享，以需求衡量所得。後來，他們也不吝惜地回捐部分金額給教會、促進會、平地的勞工團體。工人秋鬥遊行，布農朋友們也不忘借車子趕來參與，每一次，還是半夜出發，每一次，還是在都市叢林中迷路多時。

《一切都在此時此刻》，顧玉玲著，印刻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