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持續開下去，他不只發現自己是首次進入教科書編輯台的開放派，更發現原來在座的專家學者，就是要擔下撰寫任務的人。「編輯會議」中的「編」字，是要他們從頭一個字一個字生出來，不是只提供審議和修訂意見喔。會議中途瞿教授才恍然大悟。

更難以招架的是，瞿教授頂著高聲量的社會光環，被選為了第一冊「學校與社會生活」教科書的召集人，這下可頭大。他有編過大學課本，卻對國中課本沒有概念，編譯館也只提供了桌上一本教育部訂定的「課程標準」，麻煩請委員們按照此標準來撰寫課本。

原來，在解嚴後李登輝主政的這段期間，教育部其實已經編定好了「適切版」的課程標準，用削去法刪除了所有「不適切」的內容，例如「國父遺教」、「先總統蔣公言論」等，還苦心把民主單元搬到最前面。眼見社會變遷急速，國立編譯館自知不足，乾脆請了會批判的人來編寫課本，也是高招。

但瞿海源看看，這標準實在不行啊，便宜行事東改西湊總看得出痕跡，總之是沒有深刻思考現代公民養成的內容。

我找了資料，細究教育部核定的課程標準的制定過程，感覺得出來原來的委員也在體制框架中盡力了。當時台灣意識異軍突起，新設的「認識台灣」堂堂列入課程，也對原本的「公民與道德」課程有了時數上的排擠效應，委員力求邏輯一致與比例適當已費盡心思。

新加入的「認識台灣」課程已經把視角延伸到社會現象，乃至政治、經濟、法律等層面，「公民與道德」沒道理還停留在培養有為有守、身心健全國民的結界。但當時調整主要做法是「沿用1983年課程組織體例，徵詢教師意見，再斟酌內容微調」，這一點恐怕造就了因循守舊的觀感。

沿用和微調，在新的台灣已經是遠遠不夠了。

新的公民與社會脫不了關係。社會學教授有批判的方向，但還沒有具體做法。即使如此，框架得先拆掉。

也不只瞿海源覺得不行，一起開會的委員也都對課程標準搖頭。

國家換上民主的殼了，開上路也逐漸看見民主開放自由的新風景，但往這車內一看，內裝椅子全是古老斑舊的，還要孩子都坐上這椅子嗎？會議上有時怕大家默不做聲走個形式，適切就好。會議上有時也怕，有人把事情搞大，延長了會議，還拉長實際執行的時程。但只要有了搖頭的氣氛，通常只等著有人發難。

瞿海源既被請了來，對此也實在看不下去，實事不能虛做，身為召集人硬著頭皮一舉把事情翻盤了，他提出想法，實際架構內涵必須要全部重新來過。在會議上以程序取得共識，但發話完公親就成事主，他自此發現自己陷入不得不負責的境地。 怎麼做他要再想想。

編輯委員會年底第一次開會，隔月瞿海源就建議重新規劃課綱的研究計畫，要把教育部那份「課程標準」全部打掉重練。「課程標準」也就是後來改稱的「課綱」。編譯館方面大約是以「沒有更動課程標準」，只是賦予新意義作為文書陳詞，但瞿教授打從心底認為就是要推翻棄用。

「所以你知道你們是想改教育部的課綱嗎？課綱很大耶。」

「大概吧，但那個真的很糟啊。」

他說的糟，是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本的內涵的教化，還有以黨國化的「中華傳統」教條。海源當然熟悉那套人民馴化的套路，他就生在忠黨的家庭。他中學時候的公民教育已經從「修身」課轉變為「黨意」課程了，家裡就是迷你小黨部，時不時要跟老爸瞿順卿鬥嘴辯論，但也只是鬥個淺嚐即止，年輕的他還沒有足夠資訊能夠深入思辨。

第一冊率先成立「國中公民與道德教育理論及課程規劃研究小組」，名字很長，理論二字塞在裡面顯然是要認真了。其他冊也跟進，皆以重新研發為先，對於「公共」的感知集體重設中。

時空已大轉，1994年風風火火的410教改大遊行才剛過，瞿教授不是教改運動主力大員，向來也少專談教育；多年後一直被我問編教科書的細節，他才拉出一篇一篇的紀錄，原來他也在會議室為了中學課本磨了4年。

當然要編那麼久，因為你實質上退回了課綱啊。

但在九○年代，與舊的威權現實脫節，正是紅心目標。

新的編輯小組開始整隊，要回到源頭往上溯，從零開始探索公民的意涵。他們在會議室延展出新的任務地圖，還有對應的時程預算，結果是瞿教授主導新開出的計畫，都由國立編譯館資助。討論過程很合理，預定計畫也翔實，但做成會議結論時，在場的承辦人臉色不知道是不是青色的。

也是這段期間，海源中午都會去移居附近的老媽媽家吃午餐。午餐後陪老人家看《包青天》重播，那種渴求清官吏治、虎頭開鍘的心情，可以讓人在重複類似的情節獲得洗滌，這他也懂。耐著性子看完包大人判完案，瞿海源常常就要驅車去編譯館開會。

學者不會編課本，想出的辦法竟然是先來做研究。

畢竟是數十萬國中生都要讀的教科書，鴨子又是自己趕上架的，瞿教授心中一直擔心不夠嚴謹，得要多方串接意見。後面跟著的是開焦點座談，動員了大學教授、國中老師、學生家長，其他冊也採取類似做法，甚至還有法官、檢察官一同討論法律與政治的教材。熱愛量化的瞿教授當然也把課本內容做了統計分析，顧後而瞻前，總共訪問了1,228位學生與216位老師，調查他們對公民教育的看法和需求。

曾經參與這一版教科書編寫的教育界人士，分別記述了這段歷程。我本來想找尋大家抱怨計畫龐大協力無效的跡象，畢竟創新的行動若沒有接上地氣，也容易演變成發散的結尾，卻發現有委員說，「我覺得這版的教科書編審過程相當嚴謹」、「這實在創下國中教科書唯一一科進行教材研發的先例。」多次參與過教科書編輯的舊委員分別都感到耳目一新（註）。

這些過程，我是從多篇論文中拼湊而起的。不是中心化的指揮，但不同冊的編輯，卻有類同的氣氛。每個在歷史現場的人，未必都能知道點與點連結之後的遠景面貌。在爾後網路懶人包中都用一句「民主化後社會改變」略略帶過，卻不知道其中的每一片拼圖，都是完整圖像的重要一角，彼此連結著。

就像我也在當年一串的編審名單中，發現了相識的公民老師劉姝言，算算年紀不能確定是否同名同姓。立即去訊一問，果然是本人，當年加入編審工作的她很年輕才剛碩士畢業。

忍不住追問了下去。劉老師說她第一年教書就知道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但也充滿迷惘。師範系統公民訓育的養成，面對新的民主時代，能教學生什麼呢？經人推薦，她加入了從零打造課本的行列，成為年輕的編審。

多年後，翻開那版課本第一冊，首先破題就談「公民」的角色，接著內文才第二個跨頁，映著眼簾就是「公民是國家的主人，應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內容有學生自治、兩性、衝突的處理、乃至社會變遷。課文中輔以新聞實例，都是需要思考辯論的難題，接著請學生討論。這些議題對如今的我而言，都相當不容易啊。

可以想見，如此刺激青年學子開放討論，聽他們延展著思考的枝枒，是腦力刺激的任務，的確既挑戰也重要。

但劉老師再記起編課本的第一印象竟是「荒蕪」，當年大家對於課本該有什麼內容，從零開始，一一討論。荒蕪也是機會，取消了舊的束縛後，在新的土地上要種下什麼，是不容易的起點，因此充滿了各種可能。

轉眼30年，劉老師的確一直努力研發新的公民課程教學方法，因為身處教育現場的她觀察到，使用不同版本的公民課本，學生「完全不一樣」。終究，輸入「禮義廉恥」和「自由、人權、民主」觀念，會造成不同的腦波，後者會讓學生上課偷聽憲法法庭直播，也就成為新型態的師生互動了。

我也還記得幾年前她邀約我去學校演講時分享公民科技的種種，中學女生的眼睛竟是超乎預期的古溜靈動。當日會後還有一群熱情的公民老師群組一起聚餐，我驚異著公民老師的串連力，尚不知道父親也是這方拼圖的一塊，更不知道後來劉老師再進修的博士論文找了瞿教授當口試委員，原因就是記得他九○年代為了教科書的那些努力。

老爸常說，人要動起來，動起來才是活著。

我聽過的這句話，卻是奶奶說的。

回顧九○年代的事蹟，幾乎得要製作以月以日為單位的時間表格，來區隔知識分子重疊事件的順序。這件事情在備料時，那邊的湯頭要開始燉煮，還要分派助手任務，同時出外取材切細整備，多像忙碌的廚房。老爸曾經感嘆說道：「你看你奶奶做菜，可以所有菜分頭準備，步驟拆開來順序也不會搞亂，還可以一起上菜，上了菜廚房也收拾乾淨。她一面煮，一面在收。」

不識字的老媽媽廚房裡的腳步，是關於節奏的人生課程。

「一件事做到底再做另一件，就慢了。」

他花在會議室的時間顯然比在主持台上的時間長。這一兩年不只編教科書，還有台灣社會學社理事長、殷海光基金會董事長、勵馨雛妓救援，到處都是議事、決定、紀錄，然後執行再執行。

多年以後的一次體檢，醫生看著心電圖說，瞿先生你心臟上看起來有個陳年傷口，應該是曾經有過心肌梗塞喔，但不嚴重就自己痊癒了。真是命大。算算時間，也許就是這段不間斷開外掛的壯年期，心臟跟著台灣一起狂飆成長。只是當時的他，並不知道心臟的真實狀態。藏在裡面的很多痕跡，要後來才看得到。

公民課本風風火火，編審過程的數十場會議之外，中間還跟中研院社會所合辦了「公民道德與社會」研討會，在殷海光基金會研討會上也提了相關論文，串連跨度著力甚深。撰文到最後收尾，瞿教授還找來得過文學獎的新銳小說家來修文，更適於青少年閱讀，也算考量到使用者體驗了。

研發完成、課文寫出來之後，瞿教授又前往各地區辦工作坊向國中老師講解，宜蘭、台南、屏東都去，一連講了十幾場。但整個任務交卷後他就沒再過問了，又轉往很多其他的事情去忙。課本在研發，社會也在研發，很多地方都需要社會科學的視野。形式化的民主程序接近完成之際，各種素養都在跟上腳步。

問他那版課本用到什麼時候？

他只說：「我不知道啊，好像只用了一年吧！」

那是解嚴後第一次改公民課本，課程訂定與教科書編撰是一個具體而龐大的工程，從1994年第一次開會，1996年完成大綱，直到1999年插畫美術完成才正式出版上了學生的課桌。有論者稱其為百年來公民教科書發展之一大變革，但老爸似乎不甚知曉教科書的發展脈絡，他只知道後來「教改」正式起步，課本編寫有了多元的版本。

但瞿教授參與編寫的這版公民課本，其實一共有5個版次、用了6年。

2024年下半，這篇文修改到第三次父女來回確認事實階段，父親才透過電郵與當時負責編輯出版的國立編譯館成員，確認了該版不只用一年，他相當意外。另外也在信中他才知道，教改後開始改編的公民課本版本，也維持當初提出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架構，延續至今。

我不知為何花了許多時間追查這一條故事線，也許是有年輕的教授友人提到，不同版本課綱的學生眼神不一樣，而我也常常在想，我期待自己孩子會有什麼樣的眼神。又或許因為我曾經進入了公務預算的法人單位幾年，押過數千份公文印章，思辨過策略也曾在執行面如牛犁田。我些許明白機構的內心戲，也知道民間渴望改變的契機，更曉得會議桌上的動念風向、發言的勇氣、議程決定的破立瞬間，其實可在人為。

於是開始在公文、會議記錄、預算表看似乾燥無味的字句數字之中，嗅到湧動角力的澎湃故事。會議紀錄中留下的一行字，是來自意念，是要說出口，是後來真正都做了下去，形成新的集體，最終或也能逐漸改變一整片水域的生態。如果有幸，會看到不一樣的眼睛晶亮。

《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瞿筱葳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