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還記得那個溺斃在地中海，被海浪沖上岸，俯臥土耳其沙灘的庫德族男孩──又或者你已忘記。

這位名為艾蘭．庫迪（Alan Kurdi）的兩歲孩童，因為內戰，隨著家人逃難，於2015年9月2日凌晨登上一艘擠滿人的充氣艇，穿著無效的救生衣，在暗黑海上躲避土耳其海岸警衛隊，試圖偷渡到歐洲。

這是庫迪一家四口第三次嘗試跨越邊境。他們支付偷渡仲介4,000歐元，換取小艇座位，但充氣艇引擎故障，仲介獨自脫逃，拋下那些為了生存奮力掙扎的客人。而後，船隻傾覆，諸多生命遭大海吞噬，男孩的死亡身影登上國際媒體頭版，向世人展示「移民（難民）」的具體意象，也開啟反思與討論的機會。

儘管某個移民援助團體於新聞發布後24小時內收到超過平日15倍的捐款，湧入移民與難民組織的金流同樣激增；但與此同時，這張照片也被西方政府與伊斯蘭國挪為政治或嚇阻宣傳之用。只是，除了幾位涉及這起偷渡事件的低階仲介被審判入獄外，還應該追究誰的責任？

換個角度問：非正當管道的移民或難民，是歐洲的包袱還是責任？

讓小庫迪溺死的地中海，自2014至2022年，就有25,000人在此殞命。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歐洲與中亞副主任茱迪絲．桑德蘭（Judith Sunderland）在〈無止盡的地中海悲劇〉（Endless Traged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一文中表示，悲劇發生有諸多原因，但歐洲各國政府注重邊境管制而非海上救援的做法，更值得注意：「歐盟邊界與海岸警衛署（Frontex）監視的目的是攔截和遣返，而非救援。」

不僅地中海，摩洛哥警方在西撒哈拉達哈拉（Dakhla）附近攔截將「偷渡客」送往加納利群島（Canary Islands）船隻的新聞，亦頻繁且不間斷出現，只因這正是歐盟目前迫在眉睫的問題：移民危機（migrant crisis）。其嚴重程度，被認定為二戰以來最大的危機。

「1988年迄今，將近2萬人死在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的大門。」《非法公司》（Illegality, Inc.）作者魯本．安德森（Ruben Anderson）寫道：

「對走投無路的移民而言，苦難並沒有在歐洲大門止步。新聞媒體、民粹政客、熱忱官僚抓住機會，將非法移民妖魔化，化成一個陰魂不散的外來者，乘著浪潮入侵西方國家。在他們的論述中，世人看到一個全球社會的化外之人：有時令人著迷，有時無人聞問；有時帶來恐懼，有時令人同情。他在富國的邊界徘徊窺伺，沿路撒下恐慌的種子，引發選戰亂局，鬧出頭條新聞。」

這本以「祕密（非法）移民」為主題，深入探索移民偷渡走私與歐洲邊界管制的民族誌於2014年出版之時，艾蘭．庫迪還在父母的懷抱裡活著。儘管學術研究無法遏阻悲劇的發生，卻仍能指引我們觀看苦難背後的細節，讀了《非法公司》後，再看艾蘭．庫迪死亡的新聞，故事會變得更豐富立體，你的感受將不會只停留在悲傷──你會知道為何庫迪一家不以合法方式移民而選擇偷渡，也就能看到庫迪一家不得不付給人蛇集團高額費用的原因；接著你會發現船艇為躲避海岸巡邏隊而繞道的生死一線，而後你會對新聞攝影的影響力感到疑惑，並對人道援助組織因此獲得大量捐款產生思考……其餘在網路資訊中無法感知的「涉事者」與連結，也因作者的「拆解」而一一現形。

與絕大多數將視角放在移民（難民）身上，並強化其悲劇性的書寫不同，安德森的視野遼闊、企圖心旺盛，除了自2010年展開的上百個訪談外，他還循著「祕密移民」的路徑，從塞內加爾、馬利、茅利塔尼亞，到北非地中海岸邊的西班牙飛地，甚至造訪位在波蘭首都華沙的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Frontex）總部，追索祕密移民中的各個關卡。

位在摩洛哥的西班牙飛地美利雅（Melilla）與休達（Ceuta）在《非法公司》中占有極大的分量，因為安德森的研究著重在歐洲外部西緣：西非與西班牙之間。他以2005年10月發生在美利雅與休達的「大進擊」作為全書的開頭場景，描述數百位遠道而來、疲累不堪的非洲人如何在這兩塊飛地邊界的圍籬上攀爬，又如何遭摩洛哥或西班牙安全部隊鎮壓，甚至開火，導致14人死亡──活著的人則被拘捕遣返；接著當局加強管制，邊界地區被清理乾淨，媒體繼續報導其他新聞。

美利雅和休達雖位在摩洛哥，但自西班牙分別在1497、1688年占領這兩個原屬於柏柏人的土地至今，一直受西班牙政府統治，屬其領土，因此，這兩塊飛地與摩洛哥之間相隔的12公里與8公里邊界，成為「歐洲」與「非洲」之間唯一的陸地邊界。

1986年，西班牙加入歐盟繼而於1991年加入申根區之後，便持續接收到來自布魯塞爾（歐盟議會）要求減少從歐盟以外國家進入該國的移民流量。特別在199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進入美利雅的移民增加後，一座3公尺高的鐵絲網雙層圍籬便於隔年在邊境線上立起、延展。

這還不夠，這座圍籬因為2005年「大進擊」而增高到6公尺、2014年增加防攀爬網，並以鐵絲擴大圍籬。儘管2020年，西班牙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ánchez）政府以人道姿態宣布拆除鐵絲網，但同時也將部分地區的邊界圍籬增高到9公尺。

從北非國家警方對非法移民的拘捕、鎮壓新聞持續不斷可知，無論鐵網圍籬如何壯觀，都阻絕不了人們踏進「歐盟領土」，進而前進歐洲大陸的渴望，而這也是安德森在自己的書寫中亟欲呈現的。

就在《非法公司》繁體中文版出版的不久之前，即時間將跨進2024年的那日，約有1,100名來自北非與阿拉伯國家的民眾，因想要闖進美利雅與休達，遭該國的軍隊、安全部隊拘捕。這則新聞占據2024年開年第一天媒體版面的一角──距離《非法公司》原文版出版10年，離2005年暴動也近20年，類似的故事、同樣的場景，一而再、再而三在媒體版面的一角浮出，宛如一個始終無法闖關完成的遊戲。

以非正當方式進入歐洲的移民，除了路途上的危險，還會遇上軍警鎮壓。近幾年，不論是2023年突尼西亞警方在首都突尼斯使用武力和催淚瓦斯驅散前往歐洲的難民、尋求庇護者和移民；或2022年6月有1,700名來自南蘇丹的庇護者，因在摩洛哥美利雅圍籬外遭到警方強烈鎮壓，導致37人死亡、77人下落不明，而被媒體描述為「屠殺」。每一件都是悲劇。

然而新聞就只是「新聞」而已，讀者既無法從中看見這些非法移民的樣貌，更難以理解他們何以前仆後繼朝歐洲而去，過程中究竟經歷了什麼。就這個問題來看，《非法公司》對海陸兩條路徑有相當深入的展示、分析與批判。安德森再現這條「移民流」，進而拆解整個祕密移民管制系統的產業鏈──如果把活生生的人看成貨物的話，可以看到這些人如何被打包、運送、付錢、攔截，再送回；這些環節如果體現在「非法移民」身上的話，則是遷徙、監控、拘留、管制、遣返。包含人道救援與新聞報導在內，一切包圍著移民危機與管制的人員組織，都由歐洲以對抗非法移民之名資助，從而形成對付非法移民的產業，且「有利可圖」。

有利可圖四個字，在這本民族誌上多次出現，每次出現，都宛如一次「究責」，而這本書就此方方面面地展現：包圍著祕密移民的涉入者，如何藉此獲利。

因此，儘管安德森未煽情強調「祕密移民」受到的痛苦與折磨，也沒有刻意評判西方國家漠視人權的問題，卻透過歐盟以監控、管制、治理的形式，金援、建立各個圍堵移民成功的節點，呈現強國讓這些人「非法化」、地下化，以凸顯這些祕密移民的「隱身」、「躲藏」於暗裡的必要。明與暗的對比，是善與惡的二元，弱者在所謂的法治權力中更不見光，更弱勢。

這仍不會阻擋非洲祕密移民繼續向前，然這種與公權力爭鬥的過程，只會讓非法遷徙者被主流世界強加上愈來愈強的「他者性」。即是人類學家阿吉耶（Michel Agier）所說：

在這個宣稱全球化無國界的世界，對於弱勢者而言，邊界竟如此清晰。

亦即，在全球化社會中，貨物與金錢可以自由流動，但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卻不能，他們「在移動世界的夢想中是徹頭徹尾的『他者』：他們不能移動，也不應該移動」。如前所述，安德森不會大談人道與人權，但當他談及非常態移民進退不得的處境時，其核心關懷會在這樣的充滿控訴的句子中溢出。比起黏膩、撩人共感的書寫，這種憤怒更讓人想與之同行，對安德森而言，歐洲「投資」在阻絕祕密移民上的付出，乃至緣此形成的「產業」，與祕密移民的數量相比，根本不成比例。

作為一個人類學者，安德森自然熟稔相關理論，不時旁徵博引，從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汙名到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監控治理，遑論移民研究與人類學經典理論，但他常是在大量民族誌材料使用前後，就提點這已有相關理論佐證或強調。像是藉著人類學重要的「禮物」概念，來論述歐洲各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為平息公眾對移民遷徙的恐懼，也為了避免危害經濟或違反人權法，歐洲各國會在這樣的邊界難題下，將邊境事務委外經營或外包。他們認為，與其等遷移者到了西班牙再進行援助、拘留與遣返，不如從最前緣就和貧窮的西非國家合作，擋下祕密移民，比較符合成本效益。

安德森寫道，西班牙和西非國家之間就像交易關係，而非法遷移者就是商品，或自動提款機，這種「禮物經濟」營造出前所未有的關係連結，將歐洲邊界體制個人化，將收受者和給予者的連結視為一種給付與對待給付的緊張關係，也產生新的面向：例如塞內加爾警方得到的津貼讓遷徙的非法性延伸擴張到此；給茅利塔尼亞巡邏艇跟現金，讓拘留者大為增加，移民管制也變得更種族化；開發和外交利益使摩洛哥過度使用警力來對付遷徙者⋯⋯凡此種種，都讓遷徙者的權益與空間更遭剝奪與惡化。換句話說，歐洲給予非洲國家防堵祕密移民的利益，讓歐洲邊界得以擴張到非洲土地上。

「本書聚焦一個『非法產業』的產物和胡作非為，而不是『邊界體制』的不公不義與暴力。」

安德森以此提出自己的主張：這個產業製造出它原本要消弭、阻斷或轉化的現象──更多的遷徙非法性，「在這樣的迴圈之中，源源不斷的資金被投入一個類似『反恐戰爭』的惡性循環：國界上的威脅愈是鬼影幢幢，威脅為產業帶來的收益也就愈是可觀。」

所謂的「威脅」都是活生生的人。但這個產業除了反移民機構、承包商、邊界執法人員外，還包含新聞記者、監獄人員、走私販子、政策制定者，在安德森的定義中，人類學家也是這個產業的一部分。

由此可知，移民問題雖引起歐盟對於社會失序與經濟負擔的恐懼，但反過來看，移民問題也提供相關組織與人員經費或資源，壯大並滋潤了祕密移民管制的體制。然而，這些經濟利益，和這些遷移者一點關係都沒有，包含他們接受訪談的報導、照片，自己都無法得到、看到。他們是唯一的利益損失者。

閱讀這本書時，我對新聞記者與人類學者在非法產業中的存在最感興趣，尤其是書中頻繁出現「奇觀」一詞，皆伴隨著媒體記者作為及其激發輿論的後續效應。

「這些圖像與新聞標題是行為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媒體注視之處，經費與官方關注隨之而來。」安德森寫道，在這個特大規模的視覺經濟迴路──救援行動的圖像成為新聞商品，四處流通，緊急狀態會在這之中找到框架，迫使政治行動做出回應，但有時候效應的運作卻是反向而行。

安德森以同為移民的攝影記者胡安．梅迪納（Juan Medina）的照片為例，說他們如何令觀者感動，又如何充滿人道精神，但這些照片在遭到官方挪用後，竟也變成國民警衛隊人道主義的證據，不再是胡安原本意欲譴責的「殘酷恐怖的障礙賽場地」。

「鏡面不僅裂痕累累，臉中的臉孔也回瞪著我。」安德森也於本書〈序論〉中回憶自己2010年到塞內加爾做田野調查，主題本是與北美洲相映的移民路線，但他很快發現自己對悲情的非洲旅人有著一廂情願的幻想，甚至體認到這個幻想支撐著整個祕密移民的奇觀，而這奇觀是跟著移民船而製作的紀錄片、新聞報導、學術論文⋯⋯所構成的，這正是安德森以反身人類學的角度嘗試破除由媒體與學界共築的「移民」濾鏡，並將研究者、人類學家置於產業／共犯結構之中，從而直面現象的盲點與真相。

我忍不住想起2018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國際競賽片《天堂異鄉人》（Stranger in Paradise），該片由一個荷蘭講師對著課堂上的難民們講述歐洲對於移民的正反觀點，乃至於應當探討的政策面向。當鏡頭上的討論結束，講師到外面抽菸、眾人包圍時，觀眾這才知：所謂的講師原來只是個照導演劇本說話的演員。在「演出結束」的此刻，他忍不住評論這個作品是「政治散文電影」，希望帶給觀眾一些思考，可以放寬心胸云云。他向大家解釋紀錄片怎麼拍，資金哪裡來，拍完後會去哪裡之後，不無「嘲諷」地說：參加影展要穿著時髦，開香檳，會上有很辣的美女，給導演拍片的錢對難民來說也很多，但眼前這些難民要怎麼看到這個片子呢？無非就是要去荷蘭、去影展。但他們怎麼能做到呢？

同樣的問題：面對祕密移民、難民而拍的照片、紀錄片，當事人能看得到嗎？能夠從中得到一些安慰或利益嗎？答案都是否定的。

如前所述，安德森的視角遼闊、企圖心旺盛，因而刻劃出一個極大的地理刻度，論述面向甚廣、層次多樣，儘管閱讀上偶爾讓人有混亂感，不知置身何方，但若抓緊他書中幾個重點──歐洲資助而使得祕密移民成為「獵捕」對象，從而使歐洲邊境擴張，以及祕密移民與邊境警察的偵查與反偵查的競逐互動，乃至政治如何起作用，在拘留地的身體與時間感等角度，跟著作者的思緒與思考脈絡走，或也能站在其肩膀上共同感受祕密移民背後龐大糾纏的管制體系。

如同安德森以《憤怒的葡萄》中美國大蕭條時期的遷移為例來喚起讀者對於祕密移民的共感，如果你認為非洲離我們太遠，或許可以從台灣人的祖先在明末福建大旱饑荒，受鄭芝龍父子以「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或屯墾令的吸引下赴台；又如何在清廷統治台灣、設下遷台禁令之際，冒險跨越黑水溝偷渡，在這塊土地建立家園，以嘗試想像《非法公司》中祕密移民的風險和處境──當然，如今依舊有偷渡的情事發生。

「六死三留一回頭」是金門、台灣談移民史時常說的俗諺，但放在《非法公司》中這些甘冒死亡風險也要前進歐洲大陸的祕密移民的身上，或也能成立。同樣一件事，站在不同角度觀看，會有不同的感受或風景，移民或偷渡，可以是冒險也能是悲情，但單單只被新聞影響或耽溺於個人敘述，都無法讓我們看到故事背後糾纏難解的結構問題。即使移民危機無法因單一學者的研究得到解決，但安德森的宏論，仍可以給我們足夠的視野去看見問題，《非法公司》是一本不會過時的、適切反映所謂無國界的世界的邊界如何難以跨越的書寫。

《非法公司：來自非洲的祕密移民如何在歐非各國形成一門好生意》，魯本．安德森（Ruben Andersson）著，閻紀宇譯，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