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初，31歲的卡米塔．瑪麗賽拉．札桂．葡亞斯（Carmita Maricela ZhagüiPuyas）決定將丈夫和3個孩子留在昆卡，獨自前往美國。她的親人目送她離開，在她失蹤期間焦急找她，如今承受著她過世帶來的悲傷。接下來的故事是她們眼中的瑪麗賽拉。

朵若芮絲女士（瑪麗賽拉的婆婆）：她好喜歡音樂！天哪，真的很誇張。她隨時都愛跳舞。她經常出門去跳舞，也喜歡幫孩子辦派對（笑）⋯⋯所以她老公到現在房間裡還有非常多CD，因為她太喜歡音樂了。只要去城裡（centro），她一定會去買光碟（disco）。只要有新音樂，她就會想辦法弄到手。她常對我說：「媽媽（mamita），跳舞最適合配音樂了。」跳舞真的是她最開心的時候⋯⋯我兒子和她是1月12日結婚的。他們13年前舉行公證儀式，這星期就滿14年了。克里斯提安替我們出錢辦了一場教堂婚禮。他們7年前在教堂結婚。

克里斯提安（朵若芮絲的大兒子，1990年代末移民美國，10多年來持續匯錢給老家蓋房子）：呃，我剛來紐約的時候，她才剛嫁給我弟2年，所以我沒什麼時間好好認識她。但我到這裡之後，我弟總是三句話不離她。她性格真的很開朗，知足常樂，喜歡開玩笑和胡鬧，經常穿得漂漂亮亮出門。瑪麗賽拉還很直接，心裡想什麼就說，直接表達心裡的感受。我在昆卡的時候，她生了我侄子。我媽從那時開始才真的對她親近，兩人開始在一起，我媽開始把她當成女兒看待。她們在一起很多年，同住超過10年了。 她2012年6月離開厄瓜多。她從來沒到過紐約。我家人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幫助她過來，我拒絕了。我拒絕是因為我走過那段路，所以很擔心。她有3個小孩，我說拋下他們會很不好受，他們會非常痛苦。我叫她不要來。可是怎麼說呢，她哥哥真的很堅持，一直跟她說：「來吧，來紐約。」最後他說服了她。我猜她是想要⋯⋯我也不曉得。她無法給孩子他們想要的東西，我想那是她想這麼做的理由。她6年前跟銀行借了錢，金額是2,000美元，現在含利息是5,000美元。誰曉得，也許她想來紐約是覺得可以還債。在這裡找到工作，把錢還一還。

提歐（朵若芮絲的小兒子、瑪麗賽拉的丈夫）：這裡的日子爛透了，所以大家都想離開。

朵若芮絲女士：我跟她說：「別走，跟我一起待在克里斯提安的房子。他希望你們跟我們一起住。」她老公也這樣跟她說，但她只是告訴我：「別怕，媽媽，姊夫會帶我一起去，我想找工作。」我女兒瑪麗賽拉長得好漂亮。每天早上她送孩子上學，我就孤零零在家，等她回來陪我。她就住在隔壁，會替我沖咖啡。我知道你可能無法想像她就像我女兒，但真的是那樣。我永遠忘不了她。 我永遠忘不了她。

凡妮莎（朵若芮絲的女兒、瑪麗賽拉的小姑）：她是星期二早上7點半左右來的吧，跟我說：「我決定去了。」我說我阻止不了她，因為那是她和我哥的決定。他們必須自己做決定，我不能強迫她做她不想做的事。她跟提歐討論過，我哥說他不希望她走。他心裡有很多疑慮，正反兩面都想了很多，我什麼也不方便說。過了一會兒，她告訴我：「事情已經定了，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就算提歐不讓我去，我也要去。他叫我別去，可是⋯⋯」她想去，因為那樣才能出頭，才能還債。她欠了很多錢，有誰會幫她還？沒有人。但她必須還錢，所以決定去。她必須為了孩子付出。 神替每個人都安排好了命運，離開是她自己的決定。我們還能怎麼辦？我們只能讓她離開⋯⋯她覺得她去一年就會回來。她告訴我：「我只拜託妳一件事，就是幫我照顧我的小孩。為了他們，我什麼都會做。」我說：「瑪麗，別去。」但她只說：「時候到了，我會去的。」她想去那裡，然後在錢的事上幫助我們。我們照顧孩子，她負責匯錢。她離開那天，我們哭得好傷心。我們抄了一堆電話號碼給她，要她遇到狀況了就打電話。我們說：「瑪麗，生病就打電話給我們，讓我們幫妳。」我們最後又叫她別走，但她對我說：「不論命運如何，我都非去不可。」

朵若芮絲女士：瑪麗離開前說：「媽媽，請替我照顧孩子們（mis wawas，克丘亞語）。」我求她：「女兒，妳為什麼不留下來就好？」她說：「不行，媽媽，我不能留下來。我孩子在這裡快沒東西吃了，過得很痛苦。他們會跟妳一起。我知道神會保佑你們。請妳填飽他們，媽媽，別讓他們餓肚子。」說完她就離開了，把孩子託給我⋯⋯我的女兒啊⋯⋯喔，我的女兒，妳再也不會回來了！（哭泣）

凡妮莎：大概是6月1日吧，她要我替她染頭髮。她想優雅地上飛機，想漂漂亮亮進美國。所以我就替她染了頭髮⋯⋯我哥載她到巴士站，她搭車到瓜亞基爾。他到現在看見那些巴士還是會哭⋯⋯8天後，她從巴拿馬打電話來，也可能是瓜地馬拉。她說她不喜歡那裡的食物。我們要她回家，但她說沒辦法。她對我說：「跟我公公婆婆和孩子們說我愛他們，我不是為了耍任性而離開的。」她邊說邊哭，我聽得好不忍心。6月第三週，我又和她通了電話。她發了一則臉書訊息給我們，說她想跟我們講話，跟孩子們講話，因為他們準備帶她穿越沙漠了。她告訴我：「我不曉得怎麼才能去到那裡，但我是為了家人去的。上帝保佑，我會過去的。」

比起男性，記者和民族誌對女性邊境穿越經驗的記述與研究少了許多。這份不足部分來自研究時的男性偏誤，部分則是因為女性一般只占每年無證遷移人口的不到15%。儘管我們對瑪麗賽拉穿越沙漠的過程所知有限，但有不少令人深省的數據可供參考。兩國遷移研究中心2006年調查指出，女性暴露於惡劣環境的死亡率是男性的2.67倍。部分研究者認為，這項差距來自人口販子通常視女性為包袱，以致棄置的機率較高。兩國遷移研究中心最近一項分析也指出，1990～2012年，皮馬郡法醫室共相驗了2,238具邊境穿越者的遺體，其中18%為女性，還有幾年（2000～2005年）更達23%。比起遭到邊境巡邏隊逮捕和遣送的女性人數，死於途中的女性多得不成比例。但不論原因或性別，只要被扔在索諾拉沙漠裡，基本上就等於被判了死刑。

克里斯提安：她和她姊夫一起走，第三週就到了墨西哥。我覺得真的很快，心想上帝保佑，她很快就能過來了。但6月底我媽打電話來，跟我說瑪麗失蹤，說她一直沒消息。她沒有打電話回家，他們也不知道她在哪裡。我說她很快就會出現了，不用擔心。同一天我又接到我弟電話，語氣很焦急，問我能不能幫忙找她，我說好。

凡妮莎：我不記得確切日期，但大概是她進沙漠後的那個禮拜，我們開始找她。週末左右，星期六吧，她姊夫打電話給我們。是他帶她進沙漠的。他打來說瑪麗失蹤了，他不曉得她的下落。我們聽了非常擔心，開始四處打聽⋯⋯我們打電話給在美國（los Estados Unidos）的親戚，看他們能不能幫忙。我們要她哥哥幫忙找她，因為是他出錢讓她去的。我們問他帶路人是誰，看能不能聯絡到對方。我們想知道他們能不能幫忙，但她哥始終絕口不提，不肯告訴我們帶路人是誰，也不肯說他們走哪條路線。這件事到現在還是個謎。

克里斯提安：她和她姊夫一起走，但我家人打電話來那天，他卻到了美國。瑪麗留在沙漠裡應該是6月27日，而她姊夫好像29日到美國。他打電話給厄瓜多的家人，說瑪麗賽拉在沙漠裡被丟包了。我搞不懂他怎麼能把她留在那裡。我開始非常擔心，因為我去過沙漠，知道那是怎麼回事，更何況那時又是夏天。我們到現在還是不曉得我弟媳到底出了什麼事。

凡妮莎：有人跟我們說她被綁架了，被關在牧場裡。我每天發臉書訊息給她，想知道她在哪裡。我說：「瑪麗，我們都很擔心妳，快點回來。」提歐打電話給她哥，問她到哪裡去了，還說只要能找她回來，我們家什麼錢都付。結果她哥竟然開始臭罵他，跟我們說瑪麗很好。那真的好心痛⋯⋯我們在網站上留言，在網路上搜尋穿越邊境的影片，希望⋯⋯我也不曉得，或許是希望能在影片裡看到她吧。

克里斯提安：瑪麗被人丟在沙漠裡。我跟家人說如果她一直待在那裡，移民官員會去抓她，把她關進牢裡。她姊夫說他們當時在某片樹叢或樹林附近，想找地方躲起來或遮蔭，結果瑪麗腳受傷了還是怎樣。我猜她可能哭著說「我想去美國」，但已經走不動了，熱到沒力氣之類的。正當他們打算找地方躲，忽然聽見附近有人的聲音。我猜應該是邊境巡邏隊。所有人開始逃，但瑪麗說她跑不動，只能留下來。她走不動了。我不曉得那傢伙怎麼忍心⋯⋯我不曉得他怎麼能拋下她。

尋找邊境穿越失蹤者很困難，尤其像克里斯提安這種沒有證件，不大會講英語，又對美國聯邦官僚體系毫無認識的人；就算找到了，打電話給邊境巡邏隊也沒什麼幫助，因為他們對搜尋毫無興趣，頂多只會告訴家屬親友，失蹤的遷移者「在亞利桑那州附近的沙漠裡」。沙漠異質集合體本來就是為了讓找人特別困難。如同克里斯提安接下來提到的，他一直以為瑪麗賽拉是在鳳凰城附近失蹤的，離她被丟包的地點往北足足有200公里。

克里斯提安：我自然以為她躲起來了，因為移民官員沒看到她。我覺得移民官員只要認真找人，不可能找不到。她要是自首就會坐牢，但就不會死。6月29日，我弟弟打電話給我，跟我交代事情經過，我就開始打電話到監獄、移民拘留所和醫院去問。我打遍了整個亞利桑那，還在臉書留言，說她失蹤了，求大家幫忙找人⋯⋯我在臉書貼照片，請大家幫忙找人，因為我沒辦法到亞利桑那，那裡移民官員很多，很危險。我跟電台和電視節目聯絡⋯⋯我開始詢問鳳凰城的醫院，但他們說醫院裡沒有叫瑪麗賽拉的病人。我們怕她用假名，所以就改成描繪她的長相，問他們有沒有見過，可惜還是沒有。 幾天過去，我們依然等著她跟我們聯絡。她沒打電話，也沒出現，但所有人還是抱著希望。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兩、三週毫無音訊。你有時就是沒辦法打電話，人口販子不准你打。我們祈禱瑪麗也是這樣。有人說遷移者常常會被綁架，強迫賣淫，搞得我很擔心。而且我打電話回厄瓜多，瑪麗賽拉的小孩就會跟我說，「幫我們找媽媽！」她家老大13歲，老二和老么才10歲和6歲。他們會哭著說：「拜託，伯伯（Tio），我媽媽（mami）在哪裡？」那感覺真是糟透了。我不曉得怎麼回答，只好說：「好，我會幫你們找，但不要哭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有人告訴我們應該向一個叫作全國移民祕書處的厄瓜多機構求助，於是我家人就去了。那裡的人打電話給厄瓜多領事館，請他們幫我找人。我把所有資料給他們，包括失蹤日期等等。他們開始找她。我每天都打電話去問有沒有什麼進展，但他們一直說沒有。最後他們找到她了，只不過是在停屍間。

1994年，美國邊境巡邏隊某位官員在起草威懾預防政策備忘錄時，打下了「暴力升高，策略的效果才出得來」這樣一句話。這13個字的影響之大，簡直難以估量。過去20多年來，隨著這項政策實施、擴大與調整，暴力的確升高了，但從遷移者死亡數據裡完全無法估量與想像。美國聯邦政府目光短淺，始終堅持美墨邊境是外化之地，移民查緝手段的暴力可控可藏，還可抹除。根據這套主權觀，遷移者遭遇聯邦政策所感受到的殘酷都是「假的」。他們的存在早已被否定，不可能受傷。口口聲聲呼籲加強邊境治安的策略專家、邊境巡邏隊長和政治人物應該花點時間看看屍袋裡的血水，聽聽遙遠的拉丁美洲某戶人家裡小孩痛失母親的哭喊。唯有如此或許他們才會明白，威懾預防策略實施後，沙漠異質集合體製造的痛苦、死亡與毀滅不僅增加了，還將創傷擴及到全世界。

克里斯提安：6月27日，他們跟我說他們找到她了。鑑識科的人問我們有沒有她的指紋或身分證件之類的⋯⋯我不想相信她死了，但我覺得或許是真的。他們認為那個遺體八成是她，可是需要確定。我只好打電話回家要證件。接電話的是凡妮莎。我跟她說他們找到瑪麗了，但想確定是她。我說：「他們找到她了，他們找到瑪麗了。」凡妮莎說：「她在哪裡？她哪時會回來？你哪時會見到她？」家裡所有人都希望她還活著。我說：「我需要她的指紋和其他可以確認她身分的東西。」凡妮莎說：「什麼叫確認是她？你為什麼需要那種東西？」

凡妮莎：我們週五早上11點左右得知她過世的消息。克里斯提安打電話回家，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在換衣服，準備要去工作，他說他想跟爸爸講電話。我跟他說爸爸不在家，問他為什麼需要跟爸爸講電話。他說他需要瑪麗的證件，例如身分證或出生證明之類的。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們想要瑪麗的指紋，因為他們大概有九成五把握找到她了，但需要證件確認。我不相信那會是她。我覺得她還是會出現。我在電話裡哭了。克里斯提安要我禱告，祈求神讓我堅強。我說：「我一直求神幫忙，結果你看祂做了什麼？」

我跟他說他瘋了，那不可能是她，但我會跟爸爸說。我走出門，眼睛都哭紅了。我在街上遇到姑姑，她問我怎麼了。我跟她說瑪麗死了。老天，她哀號得好大聲。我從來沒有聽過那麼大聲的哀號。全社區的人都跑過來看發生了什麼事。我姑姑趴倒在地上哀號：「不！不！」⋯⋯我跟姑姑說，消息是克里斯提安告訴我的，但我不相信。我說：「她沒有死，她還活著。我希望她會出現。除非看到屍體，否則我不會相信，我絕不相信，絕不。」

克里斯提安：我大概是中午打的電話，然後我家人就開始找證件。他們把證件用電郵寄給我，我再轉寄給鑑識科的人。他們下午就確認身分，這下又輪我打電話回厄瓜多告訴家人了。這對他們一點都不是開心的事，簡直天翻地覆，對我媽媽、我弟弟妹妹和侄子姪女都是。沒有人可以安慰他們，因為他們都很哀慟。所有人都很痛苦，無法互相安慰。

朵若芮絲女士：克里斯提安打電話來，他跟我說：「媽媽，我有瑪麗賽拉的消息要告訴妳。」我哭了，他說：「媽，不要哭，冷靜點，不要哭。」我說：「可是兒子啊，我怎麼冷靜得下來？我女兒死了。」

凡妮莎：他們說她是7月2日死的。他們在那天發現她的遺體，但她可能6月31日左右就過世了⋯⋯後來在法醫室待了一陣子。我們隔了25天才得知她的死訊。

當瑪麗賽拉的殘缺遺體在紐約搭上飛機，立刻和許多死去的邊境穿越者一樣，從美國不承認的無名氏變回厄瓜多公民，同時擁有母國和那個之前極力剔除她的國家的種種權利與特權。她踏進沙漠異質集合體，對邊境巡邏隊來說不過又是一個需要威懾逮捕的「身體」。但死後一被發現就馬上回復為人和公民，需要迅速遣返。對生活在拉丁美洲經濟邊緣的人來說，往往唯有死亡才能讓他們獲得政府承認。

經過幾週輾轉於安全屋、孤山荒漠和身分不明流落在停屍間的日子，瑪麗賽拉再一次加入了跨國遷移潮，成為每年從美國送回拉丁美洲的數千具遺體裡的一員。

克里斯提安：我記得葬禮是8月7日，在厄瓜多。他們等了一個月。你可以想像他們有多焦急。他們捱了一個月，孩子們焦急數著日子，等媽媽回家。她死在美國，家人卻只能在遠方等待。我爸、我媽、我弟，尤其是我侄子姪女，只有瑪麗賽拉回家了，他們的心才能平靜。她的孩子需要見到她。我想到就受不了。他們一直打電話問我：「她什麼時候回來？她什麼時候回來？」我說：「不管多少錢我都付。」我只想趕快處理完⋯⋯只想忘掉這一切。我不想讓厄瓜多的侄子姪女一直等她，所以我們拚了命加快腳步，好讓他們快點得到平靜。 我們找了皇后區一家殯儀館，所有事情他們都一手包辦，包括文件和各種安排。費用大概是9,500美元，我和我兩個叔叔，還有幾個親戚一起湊足了銀兩。他們說我們可以將遺體直接從亞利桑那送回厄瓜多，也可以先送來紐約舉行燭光追悼儀式。我們決定先送來紐約。 棺木抵達時封得很緊，他們不讓我們看她最後一面。他們說屍體的狀況很糟，只能靠指紋確認⋯⋯追悼會持續了一天一夜，參加者大多是我們在紐約的親友，瑪麗賽拉家只有她哥和幾個親戚來。隔天我們就送她回厄瓜多了。家人到瓜亞基爾機場接她。同行的人很多。那天晚上大夥兒陪著遺體回家，一路浩浩蕩蕩。守靈那天來了好多人，將近5、600人吧，因為大家都很驚訝會發生這種事，而且瑪麗賽拉待人又好，交遊廣闊。葬禮那天也是人很多（mucha gente）。

凡妮莎：我們有一整個車隊從瓜亞基爾機場回家，大概15輛車，全是我們跟瑪麗的親朋好友和左鄰右舍。我們回來時，很多人都在等，街上滿滿是人。

克里斯提安：她的葬禮和守靈日都來了幾百人，教堂擠得滿滿的。她朋友很多。我們在彌撒時放了很多音樂，葬禮還請了DJ和街頭樂隊。認識她的人真的很多。

凡妮莎：她一直說她會過去的⋯⋯她的夢想就是去美國。她夢想實現了，只不過為此丟了性命。

在沙漠裡湮滅屍體永遠不會被看到。當這套機制運作完美，屍體會被隱形的怪物吸乾血和內臟，骨頭會乾枯碎裂，隨風飄散。當威嚇與抹除徹底達成，對於被失蹤者的認識與記憶就只能在故事、惡夢和褪色的相片裡尋找。不過，異質集合體有時也會被打斷，有些死者的痕跡會倖存下來，沒有被掩埋或遺忘。或許是酒醉的獵人不小心踩到咧著發黑金牙微笑的顎骨；或許是登山客不經意瞥見依然掛在乾枯手腕上的廉價金錶的反光；又或許是兩名脫水的遷移者帶著邊巡的回頭去找他們拋下的同伴。這些尋獲的屍體都帶著暴力的印記，而美國正是靠著這些不可見的日常暴力維繫南方邊境的治安。只要打開裝著被遣返者遺體的棺木，就能見證被刻意隱匿的索諾拉沙漠死亡暴力，讓活著的人目睹新形態的死後創傷。

拉丁美洲人大多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見到遺體對他們來說是哀悼的要素，這才能讓死亡變的真實。然而，喪禮上供人憑弔的遺體通常都會化妝，並做過防腐，讓死者看上去安詳平靜，遠離愁苦。邊境穿越者的遺體被送回故鄉時往往狀態極差，因此常會建議親人不要開棺。他們的慘死無法經由禮儀師的手而得到安慰。看到你曾經認識或愛過的人在棺木裡面容腐爛，骨骸扭曲，只會讓人難以承受。遺體殘缺所凸顯的殘暴可能長久烙印在親人心裡，甚至讓哀慟永遠無法終止。

克里斯提安：我的侄子姪女非常難過。小侄子大聲尖叫，怎麼安撫都停不下來。他們已經曉得媽媽死了，只想見她最後一面。我們在亞利桑那有問那裡的人，想了解遺體的狀況。他們說狀況很糟，不能讓我們看。我沒辦法告訴我媽媽、弟弟和侄子姪女。你想想，瑪麗死了，而且不成人形，我們無法跟她說話或道別。真是太悲慘了，慘到極點。我還是很想見她最後一面，但沒辦法。

凡妮莎：他們叫我們不要開棺，可是我想見她。我本來以為接她回厄瓜多之後，我們可以替她換衣服。他們說她模樣真的很糟，所以我想替她換上新衣服再下葬。克里斯提安跟我說：「女兒（mija），你們不能把棺木打開。」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她的遺體腐化得很厲害，流出來的血水有毒，你們打開棺木會生病。」我說：「我不管，我就是要打開，就算生病也一樣，無所謂。」他一直說棺木封死了，我不應該打開，可是我很堅持。但我最後還是覺得不想看到那樣的她。 後來棺材到了，她孩子的教父大喊：「把棺木打開！」我說：「不行。」另外一個人就說：「拿手套來開。」當時是半夜兩點，我們在殯儀館，有人拿了手套戴上，然後把棺木打開。我們起先只看到她頭的側面，因為她臉被棉布蓋著。我們沒想到會看到棉布。我們拿起棉布，發現她臉已經沒了，真的很⋯⋯她的臉毀了。我們趕緊把棉布放回去，棺木蓋上。殯儀館主任說：「我見過許多客死異鄉者的遺體，從瓜亞基爾或基多的機場送回來，從來沒見過狀況這麼糟的，一次都沒有。」她已經屍骨不全了，遺體在滴水，棺材裡都濕透了。

克里斯提安：傑森，我真的被你嚇一跳。沒想到你會打電話來跟我說：「我找到瑪麗賽拉了。」這讓我突然很好奇，想知道你是怎麼找到她的，難道你有照片？我們一直不曉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只跟我們說他們找到她了，就這樣。

我當時想得很天真：「怎麼會有人想看親人死在沙漠裡的模樣？」我既不了解他家人面對瑪麗賽拉遺體時的心路歷程，也不曉得那些照片對他們有多重要。我告訴克里斯提安，說我不會用電郵寄，但見面時會拿副本給他看。

這些年來我學到一件事，就是民族誌學者對於關鍵田野時刻的時間地點幾乎完全無法掌控。如果我能選擇，絕不會挑紐約皇后區的Dunkin’ Donuts。那個週六，我和克里斯提安坐在窗邊啜飲咖啡，馬路上車來車往。我以為那裡會比我們吃午餐的餐館安靜，豈料那地方雖然沒有餐盤乒乒乓乓和騷莎舞曲，卻有著那家連鎖甜甜圈店特有的亮橘與粉紅裝潢，以及天花板喇叭奮力吼出的青少年流行音樂，怎麼看也不像是適合緬懷死者的地方。

「你真的有帶她遺體的照片來嗎？」克里斯提安問我第三次了。我勉為其難從袋子裡拿出一個印有藥房商標的小信封，裡頭是我去藥房沖洗的照片。我不想讓她成為電郵附件，於是在柯達沖印機前站了整整20分鐘，等候她腫脹的遺體化成五乘七的照片從機器裡緩緩輸出。眼前的場景實在太不合適了。

我將第一張照片遞給他，照片裡是她的後腦和右手。他默默看了快一分鐘。

克里斯提安：我不懂，為什麼照片裡的屍體有手，回到那裡手卻不見了？

我：什麼？

克里斯提安：她回到那裡的時候手不見了，被他們砍掉了。他們在厄瓜多看到屍體的時候，她沒有手。

我（結巴）：可能是為了取得指紋吧⋯⋯呃⋯⋯他們常常必須把手切下來。我想指紋很多時候不好取得。因為手指扭曲，皮膚乾掉，他們只好把手切下來泡水，以便取得指紋。

克里斯提安（看著她倒在山坡上的照片）：看來她還想往上爬⋯⋯天哪，怎麼會變成這樣？（哭泣）她還想往上爬，想繼續前進⋯⋯她是趴倒在地上的。他們說遺體運回厄瓜多的時候，她臉上一點皮膚也不剩。難怪，因為她趴倒在地上，臉可能很快就被蟲子吃了吧。還有那氣溫⋯⋯她有好多夢想。怎麼說呢，她差點就到了。她在照片裡已經在美國了嗎？

我：對，她已經越過邊界50多公里了。

克里斯提安：看到屍體被摧殘成這樣真的很心痛。他們沒跟我們說把手切掉了。遺體送回厄瓜多沒有手，我們以為是動物吃掉的。那種感覺很複雜。我們很擔心她被動物攻擊，或被人強暴或毆打，幸好都沒發生，真是謝天謝地。她那天會死是神的旨意，我們無能為力。那是她的命運。我們以為不會發生，但確實發生了。有些朋友到現在還是希望那人不是她，你知道嗎？他們在厄瓜多看到遺體時心想：「我們向神禱告，希望她還活著。」許多人還期望她有一天會回來。對我來說，至少她現在安息了。我們很感謝她被找到，因為有很多人從來沒被找到。他們掉進了某個洞裡。

我和威爾斯坐在後院廚房裡，幫忙凡妮莎和朵若芮絲女士準備晚餐。柴火在泥土地上的角落裡熊熊燒著，附近一個木頭做的雞圈，裡頭幾十隻瘦巴巴的白雞咯咯叫。凡妮莎纏了我一整天，不停問我哪時候才要讓她看照片。但我只要一伸手，就會有瑪麗賽拉的小孩好奇湊上來。後來孩子們走了，她開始談起遺體回家那天的狀況。

凡妮莎：她回來的時候沒臉沒手，你想想，看到遺體變成那樣有多難受⋯⋯她回來的時候不成人形，棺木裡血肉模糊，濕答答的，那遺體看起來完全不像她⋯⋯上頭有個標籤說是她，但我們實在很難相信她死了，他們只能靠手辨識她。我們裡頭有人懷疑那真的是她。說不定她還躲在沙漠裡。她可能還活著，或者雖然死了，但屍體還沒被找到。我們想知道你們發現她的時候，她是什麼樣子？他們怎麼辨認她的身分？怎麼知道是她？因為她回來的時候根本不成人形。真的，那個遺體一點都不像她，我需要看照片。

我：我可以給妳看照片，證明她的手沒有被動物吃掉。但我得警告妳，有些照片很難看得下去。

正當我以為事情不會再糟的時候，凡妮莎忽然指著其中一張禿鷹在瑪麗賽拉遺體上方盤旋的照片說：

凡妮莎：那是什麼鳥？牠們會吃人嗎？

我：動物還來不及做什麼，我們就發現她了。真的，我跟妳保證。我們發現瑪麗賽拉的時候，遺體很完整，沒有被動物傷害。我保證。

我結結巴巴講了好幾分鐘，再三保證我們發現遺體時很完整，笨拙地搜尋腦中的西班牙語，不斷強調瑪麗賽拉雙手完好，我們對她的遺體很恭敬，警察和法醫也沒有破壞她的尊嚴。我聽著話語從自己嘴裡講出來，講得吞吞吐吐，感覺很空洞⋯⋯我在2012年7月某個豔陽天和瑪麗賽拉在亞利桑那沙漠裡共處了片刻哀傷，但只有我晚上回家喝著啤酒落淚。只有我活著，而她沒有。她不是我母親，也不是我太太，我永遠無法真正體會這家人在那天失去了什麼。而此刻坐在厄瓜多昆卡泥濘街道上，面對著漫溢的炊煙和淚水，我說什麼都毫無意義。最後我總算閉嘴，不再叼唸我們趕在禿鷹之前找到了她。凡妮莎輕輕說道：

感謝神讓我們找到遺體，讓她可以葬在這裡。她能回到我們身邊是個奇蹟。雖然肢體不全，但她終究回來了。她回來了。如果這真的是她，那我們就能重新出發了。但我得說，我們真的很難相信那就是她的模樣。看到她變成那樣真的很難受。

直到目睹克里斯提安和凡妮莎對瑪麗賽拉遺體照片的反應，我才開始明白這些照片對這家人的意義。他們需要看到她臨終的模樣，需要用那個身影取代掉他們打開棺木後就此烙印心底的她。他們需要一個方法讓沙漠暴力現形，或許才能讓那暴力變得更好理解。

《敞墳之地：移民路上的生與死》，傑森．德里昂（Jason De León）著，麥可．威爾斯（Michael Wells）攝影，賴盈滿譯，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