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18）夏天某個夜晚，我在新加坡的合法紅燈區芽籠等公車，站牌旁油漆斑駁又黏滿廣告的柱子，在乾淨整齊的星國格外吸引目光。靠近一看，柱子上貼滿簡體中文寫的租屋資訊，「6～8人房、床位、包無線網、可報地址」，裁成條狀的聯絡電話隨空氣隱隱震動，好似在召喚找房的租客趕快撕下。

「新加坡的租屋網站這麼多，怎麼還有人用這麼老套的方式貼廣告、找房子？」我提出疑問。

「都是貼給中國工人看的啊，」一起等車的新加坡友人告訴我。

到哪都能遇到中國人。在旁邊等公車的本地大哥聽見我們聊天，忍不住出言附和兩句。

如同柱子上那些被撕掉後又會迅速貼上的租屋廣告，一批批中國勞工來了又走、走了又來，補齊新加坡匱乏的基層勞動力，賺取低於當地水準的薪資，同時被隔離於當地社會之外。他們就像社會的伏流，在地底下潺潺流動，供給土地滋潤和養分，不被看見，但未曾消失。

人聲雜沓的新加坡商場美食街，點餐的顧客因為眼前的中國籍女店員無法以英文溝通，憤而拿出手機錄影，不耐的告訴她：「妳不會講英文，go back to your country（回去妳的國家）ok？This is my country（這是我的國家），我是新加坡人，ok？」店員不甘示弱，提高聲調，對正在拍攝影片的顧客說：「新加坡就只能新加坡人在這裡嗎？」

短短一分鐘的影片在網路上流傳，看似語言隔閡的衝突，實際也揭示了某些新加坡人對生活充斥外籍勞工的不安。1966年就開始引進外籍勞工的新加坡，至今仍然不斷調高外國專業人才工作證的門檻，回應國民對政府廣納外來人口的焦慮。1985年中國勞工開始進入新加坡，儘管新加坡是華人佔多數的國家，也持續有中國移民湧入，但來自中國的基層勞工卻無法完全融入本地社會，其工作場域、生活空間甚至慣用的社交媒體都和新加坡人不同，加劇了雙方對彼此認識的差異。

53歲、來自江蘇的雙胞胎兄弟，在2001年通過「勞務合作」的途徑進入新加坡的中國企業中建南洋擔任建築工。對他們而言，從家鄉飛越2,000哩到赤道掙錢不算太稀奇的事，「來新加坡工作就跟去新疆工作一樣，都是每年回去一次，」哥哥說。「差別只是來這裡要坐飛機，」弟弟在一旁補充。他們回憶，當時也有中國勞工到以色列、科威特、安哥拉、阿爾及利亞等國家。聽說去到中東的勞工要被貼號碼，誒，好像犯人啊，兄弟倆說著一起皺了眉頭。

長期在海外的他們，時間的定向感由一連串數字所組成。2001年正逢911事件，新加坡幣兌人民幣跌到4.6，不好。中美貿易戰，新幣兌人民幣破5，還不錯。有時人民幣升值，國民理應振奮，但對時常匯款回鄉對跨國移工而言，心情真是五味雜陳。或許世界各地的中國移工都和這對兄弟一樣關注匯率波動，因為光是2017年，中國移工匯回母國的匯款就高達640億美元，是全球海外移工匯款第二多的國家。

如今，兄弟倆在新加坡工作邁入第17年，對星國的物價瞭若指掌，不像剛來的時候，買東西都會在腦袋自動換算這在中國只要多少錢，但兩人依然每月固定到華人聚集的牛車水匯款回鄉，或許是本能地認為，所有賺到的薪水都會在中國花用，即便他們一年當中只回去中國幾天。

客居他鄉的中國移工，就像移植嫁接的枝椏，在水土不服的異地努力向上伸展，根卻始終扎在原鄉。

像這對江蘇兄弟一樣的外籍勞工，新加坡將他們統稱為客工，「客」字背後，隱含了當地一直以來對移民的態度。19世紀初英國殖民政府為了發展新加坡的經濟，從福建、廣東等沿海較貧困的農村招收大批契約華工，本地的土生華人峇峇稱這群鴉片戰爭後來到新加坡的華工為「新客」（Sinkeh），意指新來的客人。新客到新加坡後多數從事搬運工、建築工、人力車伕等苦力勞動，身無分文來新加坡的新客，必須勞動3年償還公司代付船票的錢，才能恢復自由身。

百年後的現在，新客成為地主，契約華工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於新加坡社會。許多透過人力仲介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勞工，依然得支付高昂的仲介費、從事本地人不願意做的工作。他們比早期的新客多一個困境：即便在新加坡工作再久，都沒有主動選擇成為移民的權利。這群勞工在國家疆界法制化的時代來到新加坡，只能成為永遠的他者、永遠的客人。

面對新加坡越來越嚴格的移民政策，中國客工試著用其他方式接家人過來一起生活。在星國從事10年建築工作的陸大哥，曾在4年前計畫幫太太申請工作證過來工作，當時他想離開宿舍跟太太到其他地方租夫妻房，但為了爭取新幣150元（約新台幣3,500元）的住宿補貼和公司鬧得不愉快，夫妻倆團聚新加坡的計畫也嘎然而止。

隨著兒子大學畢業，現在陸大哥決定把兒子帶到自己任職的公司工作，在新加坡的工地，有不少像他們這樣一同到星國打拼的父子。如今49歲的陸大哥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雖然妻子在中國，但至少兒子在身邊了，未來他回鄉養老，兒子會繼續在新加坡賺取生活費給家人，如同他過去從新加坡寄錢回鄉一樣。長期與妻兒分隔兩地的中國客工，跟孩子相處的機會不多，對他們而言，犧牲家庭團聚時間光換取更好的經濟條件，就是對家庭最負責任的方法，所以他們往往會帶著孩子踏上自己的步伐，將出國討生活的命運交接給下一代。

不同於長年往返兩地養家的陸大哥，年輕一輩的中國客工面對無法安家落戶的制度，已經有不同的看法，開始思考回鄉的可能。

來自江西的小方在新加坡從事物流業6年，去年向新加坡移民局申請永久居留權沒有通過，已30歲的他，認真思考是否要結束新加坡的工作、回家鄉開店。說起申請永久居民失敗的事，他坦言：「會失望啊，會覺得這裡的人不接受你，沒有歸屬感。」總是笑笑的他，臉上難得出現一抹沮喪神情。

小方在新加坡有一群同樣來自中國的朋友，有人申請上永久居民，也有人轉成公民。談到成為公民的那位友人，他說當時朋友很掙扎地詢問大家意見，畢竟要放棄中國國籍，心裡還是很矛盾。

「一個月後他跑去宣示了，現在拿的是新加坡護照。我們也沒說什麼，就是常常和他開玩笑，現在要學會唱新加坡國歌啦。大家都是異鄉遊子，能理解的。」說起這件事，小方語氣平淡。

新加坡有46萬名中國移工，多數人拿的是申請門檻最低的工作簽證，即不得自由轉換雇主、不可申請永久居留權的工作准證（Work Permit, WP）。薪資較高的工作者有機會拿S准證（S Pass）、就業准證（Employment Pass, EP），這兩種工作簽證可以申請成為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ce, PR），每年很多符合資格的人遞出申請，只是未必能通過審核。早年申請條件相對寬鬆，但隨著本地人對移民人數增加的不安聲浪加劇，近年新加坡對移民開的門越關越窄，新加坡的中國論壇「獅城網」就常常看到類似這樣的討論：「申請PR又被拒了，我該留在新加坡還是回國？」

如果今年申請再沒通過，就要辭職回中國了，小方明確給自己訂下一個結束工作的期限：「我也老大不小了，總要在一個地方穩定下來，至少要買房吧，現在這樣的狀態，很難往人生下個階段邁進」。

我似乎能理解為什麼小方將買房視為目標，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他已經整整6年沒有住過少於10個室友的宿舍，長年沒有自己的房間，就像一直處於漂泊的狀態，離結婚成家的想像很遙遠。小方說，這裡的住宿環境很擁擠，和家鄉差太多了，每個人剛來都有點不適應。苦中作樂的他不忘分享曾經聽聞的都市傳奇，「我們算還好了，妳去過孟加拉工人的宿舍嗎，在鐵皮屋裡，長長的走道兩旁都是上下舖，哇，他們那才是真的辛苦。」

這樣的勞工宿舍環境，和19世紀新加坡的華工「豬仔館」幾乎如出一徹。豬仔指的是當時從中國被拐賣來新加坡做苦力的勞工，他們在掮客的誘騙下簽訂英文的勞動契約，一抵達新加坡就被人口販子帶到環境惡劣的「豬仔館」集中管理。1901年牛車水寶塔街（Pagoda Street）的59間屋子中，有高達12間是豬仔館，本地文史學家考察著名的豬仔館「廣合源號」舊址，發現窄小的店面裡竟然設計5間廁所，可以想見當年裡面環境的擁擠。

2016年新加坡的客工宿舍曾爆發大規模的茲卡病毒疫情 ，當時本地勞團曾針對客工的宿舍環境提出抗議。時至今日，還是有很多狹隘擁擠的客工宿舍隱身在新加坡的組屋（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組屋是新加坡的公共住宅，超過80％的本地人住在組屋，有些屋主會將家裡房間分租，和房客共居。新加坡建屋發展局依組屋的種類規定可出租的房客人數，例如4房式的組屋不得租超過6名非血親之房客，其目的是為了「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但房客少、要分攤的房租相對就高，對客居異鄉的中國客工而言，租一張床舖的租金能讓他們攢下更多積蓄，因此才會出現大量貼在芽籠街邊牆面的中文租屋廣告；這些宿舍幾乎都是違法超租，在有限的室內空間塞滿上下舖床架，不可能放上租屋網站宣傳。

來自陝西的小史和秦大哥知道我對客工宿舍感到好奇，邀請我晚上到宿舍一起吃餃子。他們的宿舍位於新加坡西部靠近工業區的組屋，搭電梯上樓的時候，小史一直說「這裡環境比較克難、希望妳不要介意」。抵達門口，他拿出鑰匙轉開鐵門門鎖，低聲說，住這麼多人是違法的，怕被看見，門要記得關起來。

打開門，一股混合汗臭、油煙、炒菜香的濃濁氣味竄出，瞬間我有點猶豫該不該待空氣流通後再把鐵門帶上，但小史連聲提醒快關門。走進宿舍，映入眼簾的是照不到室外光線的小客聽，天花板的掛扇吃力打轉，搖搖欲墜。穿鞋走過客廳的地面磁磚，透過鞋底踩踏還是能隱約感覺到地板長久沒清理的濕黏。這間客工宿舍共有4間房間，每間房裡都放著鐵製的上下鋪，目前住了13位中國客工，人數最多的時候曾經住進17人，大家生活作息都不一樣，有人凌晨2點晚班回家，有人凌晨4點要上早班。

宿舍的房客全部是第一次到新加坡的客工，他們在中國付完仲介費就被安排住進這裡。小史和秦大哥的宿舍是上下舖，一張床位是新幣230元（約新台幣5,290元），他們的薪水分別是新幣1,400元及1,800元（約新台幣32,200元及41,400元），低廉的租金能夠減輕他們面對新加坡高物價的生活壓力。這些非法超租的客工宿舍隱身在新加坡各地的組屋，在不妨礙鄰人生活的情況下，附近住戶就算知道這裡有客工宿舍，也會有默契地無視，因為大家都知道若舉報的話，房東罰款事小，倒霉的還是這群要連夜搬家的無辜房客。

秦大哥在廚房桿麵團，光著上身，看到我們進來大聲吆喝歡迎。35歲的他以前在陝西的中餐廳當廚師，音量宏亮，到新加坡的食品廠工作剛滿一年，相較其他才來幾個月的室友，他是這間宿舍最資深的前輩，也是最會做菜的大廚，「吃外面飯量少，加飯還要加錢，自己煮至少一定吃得飽！」他指著廚房的餐檯說，這裡每個人都會自己買一個電鍋，不跟室友借，就怕耽誤別人煮飯用餐的時間。

小史說，宿舍的人彼此不太聊天談心，他甚至連住下舖的室友本名叫什麼都不知道，頂多就是彼此開開玩笑，因為每個人回家都很累，只想躺在自己的床上滑手機開視訊。中國各地的方言不同，大家開擴音聊天也不怕室友偷聽，但若是吵架或遇到煩心的事，旁人還是可以從語氣隱約感覺出來，「每個人來這裡做工都有不同的原因，大家不會去探問別人的隱私，」他謹慎地說。

「光頭哥！」房間裡傳來喊聲，「是在叫你嗎？」我問了光頭的秦大哥，也看了一眼頭髮幾乎剃平的小史，他們兩人笑著跟我說，是在喊房裡的另一個室友呢，因為新加坡剪頭髮很貴，宿舍的人就買了個推子互相幫忙理髮，現在大家都剃成一樣的光頭，「反正在這裡也不會被認識的人看到，醜就醜唄！」秦大哥扯著一貫的大嗓門喊著。

離開小史和秦大哥的宿舍，小史堅持陪我走到地鐵站。宿舍到地鐵站要公車3站的距離，但小史沒有公車卡，才來7個月的他也不知道怎麼在本地搭公車，我們只好步行。前往地鐵站的漫長路上，我問他還習慣新加坡的工作嗎？他一反剛才在宿舍吃飯的沉默，開始叨念來到這裡的生活：「新加坡跟中國不一樣，這裡的人很現實，什麼都要錢，連水也要錢。」但當談到自己過去在陝西做業務的經驗，他又感嘆在這裡工作比在中國有尊嚴。

接著他說起最近工廠的越南同事老愛向他借錢，忍不住抱怨：「他平時不太理我，要借錢的時候就會抱著我喊大哥。越南的民族性就是這樣，越戰的時候美國提供物資就巴著美國，經濟困難的時候，中國援助就來靠中國，俄羅斯拿錢又跟俄羅斯合作，像牆頭草一樣，這個國家的人就是這樣。」他想表達的究竟是什麼？我試圖揣測字裡行間的意思。他是想透過指責其他國家客工的品性缺陷，去彰顯自己優於其他國家的勞工？或者他想強調的是自己國家有能力經濟援助他國，所以具有更高的國族位階？小史的自卑與自負，似乎隱藏大國崛起的傲氣和陰影，在中國大力宣傳「中國夢」的社會氛圍下，他面臨投資失利的挫敗來到新加坡當工人，如此反差的現實，使得他不自覺以歧視他人消除自身階級向下流動的焦慮。

「不過，中國越來越好了，」小史信誓旦旦地對我說。我想起前陣子認識在新加坡工作17年的江蘇雙胞胎兄弟，還有準備再次申請星國永久居留權的小方，他們也曾跟我說過一模一樣的話。可是，為什麼這些海外勞工口中越來越好的國家，還要讓他們離開家鄉到海外打拼才能過上好日子？

低廉的工資、流向城市的農民工，反映了中國勞力過剩的現況。在19世紀中國勞工在沿岸等待出洋被拍下照片的那一刻，就預言了高人口密度的中國，世世代代都會有勞工飄洋過海討生活。1847年美國引進大批華工開採金礦、建設鐵路，1851年至1930年間，有將近800萬中國工人前往海外工作，他們坐在擁擠的船艙到達美國、澳洲、秘魯、東南亞，有人不堪勞力壓榨魂斷異鄉，也有人在異鄉落地生根，成為海外的華人移民。

1949年新中國成立，離開中國的勞工減少，工人只被派往發展中國家，作為政府經濟和技術援助計畫的一部分。到了1980、199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和自由化，從農村往城市遷移的失業人口增加，政府為了控管，試圖將遷徙人口導向外國，透過有與外國簽訂營建契約的國家或地方政府機構，將失業勞工輸出國。《中國勞工通訊》估計，在1980至2010年間，就有超過500萬勞工離開中國就業。僅管勞力輸出是為了通過國外匯款減少國內過剩勞動力，但中國政府堅持出口勞動力不僅是為了中國的經濟利益，也是為了目的地國家的利益，因此勞力輸出在中國被稱為「勞務合作」。

2017年《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指出，截至2016年底，海外的中國勞務人員有96.9萬人，但這數據只是中國商務部管理派出「勞務合作」的人數，實際在海外的中國勞工遠不止這些，更多是通過人力仲介、個人途徑甚至非法管道到海外工作。 世界銀行《2017年移民和匯款概況》統計，2017年滯留海外的中國移工約有1,006萬人，僅次於印度（1,644萬）、墨西哥（1,188萬）和俄羅斯（1,069萬），是世界第四大勞動力輸出國。

2016年對外關係協會公布一項民調，其中一題「未來十年內經濟發展最好的華人國家」，43.4％民眾認為是中國，29.8％認為是新加坡，台灣只有6.1％，這個結果暗示了台灣對兩國的重視和焦慮。

近年台灣積極關注新加坡發展人工智慧城市的前景，思考如何借鏡新加坡的經驗發展科技產業，躋身世界高度發展國家的行列。但即便新加坡研發種種可能等替代勞動人力的智慧裝置和應用程式，走一趟新加坡的觀光區牛車水，還是可以發現沿街叫賣的幾乎是操著一口流利中國口音的店員；望向路邊正在施工的地鐵站和建地，圍欄內穿著螢光背心行走的工人，多半是深色膚色的南亞裔勞工。不斷追求智慧化發展的新加坡，仍有許多本地人不願從事的產業，需要依靠大量外籍勞工投入，才能支撐社會的運轉。

過去媒體曾以專題報導中國如何透過一系列的優惠計畫吸引海外人才回流；新加坡藉由高薪低稅的政策、國際化城市的優勢，爭取跨國菁英留在新加坡工作。但無論是被中國延攬回國的海歸派，還是受新加坡政府歡迎的專業人士，都是勞動力全球化當中相對少數的案例，更多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有限的勞工，只能藉由人力仲介甚至非法居留等方式，前往海外尋找機會。他們沒能成為被高薪延攬回國的對象，被新加坡拒於永久居民的大門外，長期流動於兩國之間，賺取低於新加坡本地勞工的薪資，成為母國的外匯英雄。

新加坡仰賴大量輸入外籍的基層勞動力，打造經濟起飛的小國奇蹟；中國靠著流動的廉價勞工，完成大國崛起的神話。同樣身處亞洲的台灣，經常在頌讚兩國實力的同時，不斷出現應當借鏡新加坡與中國經驗的呼聲。但同時我們應該意識到，這樣強勢的經濟地位是由無數個無法安家落戶、被隔離在社會之外的廉價勞動力支撐。19世紀的殖民者壓榨華工，建立繁榮的貿易往來；200年後的現在，赤手空拳下南洋拼搏的中國客工，依然被新加坡官商刻意壓低的客工薪資水平，壓制在層層剝削的最底層。

走到地鐵站，小史欲言又止，試著跟我說明白他對新加坡生活的想法：「妳看過《大話西遊》的結尾嗎？就是那句話，『他好像條狗啊』。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妳知道就是這個意思。」微信暱稱「至尊寶」的他，將現實生活的種種挫折，投射到電影的荒謬情節中。

對於周星馳無俚頭的劇情和對白，我一直似懂非懂。但我想起了在新加坡工作17年仍然固定匯款回鄉的雙胞胎兄弟、無法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陸大哥和小方，還有住在非法客工宿舍的小史和秦大哥。夜深人靜時，當他們檢視自己的生活，是否會赫然驚覺獨自在異鄉拼搏的歲月，就像電影結尾裡不斷穿越時光、斬妖除魔的至尊寶，拼命向前卻狼狽的身影。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