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哥雙手沾上麵粉，小心翼翼地將手裡捧著的麵皮和餡料掐出一道完美的弧形，把圓滾滾的餃子整齊排列在鐵盤上。他拍拍手上的白色粉末，手背和指尖浮出兩道鮮明的傷疤。

北方人擅長做麵食，來自河北的王大哥一早就上超市採買麵粉、韭菜和雞蛋，準備在回中國前煮一鍋親手包的餃子給大家吃。他的左手，已經慢慢恢復往日的靈活了。半年前，剛到新加坡工作4個月的他在工地工作時意外受傷，骨折腫脹的手讓他無法上工，最終決定向雇主申請賠償。

進入司法程序後，迎面而來的是漫長又艱辛的等待。新加坡政府依規定取消王大哥的工作准證，換發給他一張俗稱白卡的臨時准證，這張白卡意味著在司法調查期間，持有者不能在新加坡找工作、不可以離境。經濟斷炊的困境下，本地客工組織康侍（HealthServe）介入援助王大哥，提供他這段期間的醫療和食宿，讓他在新加坡得以好好治療受傷的左手。

熬過長達半年的司法程序，在康侍的爭取下，人力部最終判定王大哥的雇主必須賠償他這半年休養的薪資，盼到結果的王大哥終於放下心中大石。雖然左手依然受到不可逆的損傷，但至少能打平來新加坡時支付的仲介費了。

層出不窮的工傷案例中，左手骨折的王大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在危機四伏的工地，幾乎每年都會有客工意外墜落的事件發生，有人終身癱瘓，也有人不幸命喪他鄉。

2015年5月，來自江蘇的楊建輝從坍塌的建築平台墜落到地下層，餘生必須以輪椅代步。他在宣誓書中說：「雖然醫生起初告訴我不能走動時，我仍抱希望。但是，我現在已經接受自己能再走動的機會是很渺茫了。」

2016年9月，來自青島的孟祥波在工地現場被混凝土牆壓斷脊椎，以致終身癱瘓，接手此案的人力部專員向媒體透露：「當我告知他賠償額時，我能感覺他並不快樂，只是鬆了口氣。」

一個個工傷者的悲鳴，無力地控訴再多錢也買不回昔日健全的身驅。但面對餘生無法工作的生存困境，賠償金至少解決了燃眉之急，因為並不是每個受傷的客工都能判獲雇主賠償。

同樣在工地倒下的中國客工錢國梁，因為中風導致癱瘓，在經歷多年的訴訟後，法院認定沒有證據顯示工作勞動是導致其中風的主因，以「工作中身體蒙受的日常磨損（wear and tear）不算意外」為由，裁定雇主和保險公司不必支付賠償金。醫生也在庭上供證，錢國梁的腦出血是高血壓導致，因為他患高血壓多年但遲遲沒有治療。

這起案件在新加坡媒體的報導下引發不少討論，客工日常醫療的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但在本地醫院收費動輒50新幣（約新台幣1,150元）起跳的高昂醫藥費下，如果是收入低於本地薪資水平的客工，怎麼可能願意走進醫院拿藥？

其實早在2006年，新加坡醫師吳偉良就有感本地的醫院就診費用昂貴、客工的醫療資源不足，創辦了新加坡第一個以醫療服務為宗旨的客工援助組織：康侍（HealthServe）。如今，擁有400多名醫護志工的康侍，在中國客工聚集的芽籠、南亞客工聚集的小印度、建有大型客工宿舍的裕廊和萬禮，都設有專為客工服務的診所。

康侍多年來為持有工作准證的客工維持看診5新幣（約新台幣115元）、牙醫10新幣（約新台幣230元）的醫藥費，像錢國梁這樣在工地中風卻無法獲賠的案例，專為客工提供平價醫療服務的康侍，就能相對有效地為其他客工解決法官在裁定書上所說「工作中身體蒙受的日常磨損」，避免後續還有類似憾事發生。

採訪這天，下午3點的康侍診所陸續走進幾位醫學院的學生志工，他們將醫療用品裝箱、分類，準備協助晚上7點的客工看診服務。

「康侍在服務客工的同時，也是讓這些未來的醫生學習如何尊重在我們國家工作的客工，」帶領這些學生的是康侍志工培訓經理劉育偉，坐在尚未開始看診的診間，緩緩道出康侍這些年的故事。

「我們所在的位置就是客工比較多的地方，芽籠這帶就是中國人比較多。」

康侍診所座落的芽籠，是新加坡最多中國客工聚集的區域之一，芽籠路的兩旁分別為單數巷與雙數巷，來過這裡的遊客就會知道芽籠「單雙有別」的默契：單數巷是美食區，雙數巷是紅燈區。康侍位於芽籠23巷，對面的24巷是特種行業聚集的地方，僅一條馬路之隔，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剛開始的時候很艱難，因為沒有人來，直到我們的創辦人跟幾位醫生過了一條街，走進雙數巷，開始認識當地人，瞭解客工的醫療需求並建立很多關係之後，慢慢地，那些客工信任我們後開始過來，康侍才走到今天，」劉育偉說到。

為什麼以合法紅燈區著稱的芽籠會成為中國客工群聚的地方？我在詢問當地店家和居民後，可以推定這個族裔空間的形成，主要是源於此處大量的中國客工宿舍。

芽籠位於舊機場航道下，許多低矮的老房遲遲未翻新，加上地處紅燈區，部分房子得以維持低廉的租金；2007年新加坡體育場重新整建，鄰近體育館、房租便宜的芽籠成為仲介挑宿舍的首選。原本就因為房租便宜、生活便利而聚集不少中國客工的芽籠，在建造體育場時又湧進一批中國建築工人，伴隨如雨後春筍般開幕的中國餐廳和網吧，久而久之，這裡就逐漸形成不同於一般老城區的文化地景。

在康侍診所開業不到一年的時候，工作團隊就發現單純的看診已經無法解決所有客工的困境。「我們發覺到那些客工來的時候，可能不是來看（生理上的）醫生的。起初我們的創辦人（吳偉良）就碰到，第幾個來看病的說他要自殺，創辦人就嚇一跳說我是醫生啊，我沒辦法治憂鬱症，」劉育偉描述。

這個看診經驗讓吳偉良發現，「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群體，要讓人把康侍當成家來看待的話，我們需要有一個群體來圍繞他們，不只單只是醫療上供應他們的需要。」於是康侍慢慢擴大服務規模，除了醫療援助，也開始有職能治療、心理輔導員、繪畫課程，並且為持白卡而不能工作的客工提供免費膳食計畫。

這個提供給白卡客工的膳食計畫經過一套完整的設計，康侍與芽籠幾家咖啡屋配搭合作，只要客工到咖啡屋出示康侍的膳食卡，就能在那裡免費用餐。劉育偉特別強調，這樣的設計是要破除「我給你飯吃」的施捨感：「選擇很重要，他們能夠選擇喜歡的菜色，可以坐在咖啡屋用餐，和新加坡人或哪裡人一樣坐在那裡吃。」

提到這些年接觸的中國客工，劉育偉更是感觸深刻：「跟中國勞工的話，其實我們跟他們的生活會更加深入，因為我們在語言上更能溝通，所以在陪他們走這條路的時候，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心聲更加掏出來跟我們說。」

過去曾有一位工傷的客工在回國前夕到康侍辦公室向大家道謝，原以為他和過去其他客工一樣是因為情緒太激動而哭了，但劉育偉發覺對方應該還有心事，深聊之後才得知，這位客工長期向家人隱瞞受傷的事實，前天才和父母坦白現況，他的父母也才終於告知，與他情同手足的表哥已經自殺了。長期擔負工傷的心理壓力，又突然接到親人離世的消息，讓這位客工感到人生非常艱難。

任何客工援助組織都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偶爾也會有無奈和無力的時候，結束新加坡的所有援助，客工回國後依舊要獨自面對人生的關卡。劉育偉說，他們在康侍工作就是「走一個、看一個、陪伴一個，幫他們度過艱難的時候」。

儘管新加坡的客工援助組織都希望能接住所有遇到困境的客工，但在人力和經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免不了要選擇性地給予支援，首要幫助的一定是生活遇到嚴重困難的工傷受害者，或是遭遇雇主欠薪必須要進入漫長訴訟期的客工。

然而人在異鄉可能遭逢的困難不只有工傷和欠薪，很多時候也會面對感情或財務的糾紛。這個時候，本地的華人教會就成為安頓客工心靈的防護網。

在芽籠11巷「愛加倍堂」服事多年的李先生觀察到，2008年是中國客工在新加坡信主的高峰期，短短一年內，本地就有18間華人教會開始舉辦中國客工禮拜。

我參與過幾次愛加倍堂的中國客工禮拜，發現來教會的中國客工都是獨自前往的中年男性，不會有太多社交活動，跟教會熱絡的氛圍非常格格不入。負責客工崇拜項目的李先生說，這些客工大哥都背負著養家的壓力，前幾年要賺錢養孩子念書到成家，孩子成家後，他們還要繼續工作好為自己未來的養老金做準備。沉重的經濟重擔，讓他們善於沉默忍耐，不太會透露自己的苦悶。

當這些大哥的重擔壓不下了，教會的長老和成員就會成為他們傾訴煩惱的對象。讓李先生印象最深的案例，是曾有一位中國客工被另一位中國客工以合夥創業的名義騙了10萬新幣（約新台幣230萬元），一下失去這麼大筆錢，整個人的情緒必然是崩潰無助，但因為被同鄉騙錢不屬於勞資糾紛的範疇，本地的客工組織很難提供實質援助。當時李先生為了安撫這位大哥的情緒，還是帶著他一次次到本地相關組織找法律諮詢，經過一連串的忙碌後，那位客工也逐漸意識到這筆錢是拿不回來了。

面對這樣的案例，教會能做的就是持續開導這位被騙錢的大哥，帶領他為騙他錢的那位同鄉禱告，讓他放下仇恨，繼續振作工作。

2017年10月，剛到新加坡3個月就面臨餐廳倒閉的中國幫廚，決定從租屋處縱身一躍，結束年僅25歲的生命。

他的母親千里迢迢從瀋陽飛到新加坡，沒想到帶回的是一個冰冷的骨灰罈。

這件事情很快在新加坡的中國客工圈炸開，一張頭髮凌亂、崩潰跪地的婦人照片被廣泛轉傳，儘管雙眼打上馬賽克，還是遮不住這位母親傷心欲絕的神情。跳樓原因眾說紛紜，有人把矛頭指向仲介，也有人批評本地雇主不應該在惡意倒閉前還招聘客工，但再怎麼追究責任，還是換不回一個年輕的生命。

「當時真的感觸很大，很多中國人在新加坡這邊工作，來到新加坡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了，回去就是骨灰，」談到這件事，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仲介大衛（化名）還是頻頻嘆氣，雖然這不是他經手的案件，但當時只要同業碰到面都在討論這件事，大家或多或少都會回想起一些自己曾經仲介來新加坡的年輕人。

大衛也想起了，過去他也曾陪伴一個遇到困境的女孩，但她沒有走向絕路，而是咬牙完成她的出國夢。女孩來自湖南，當時大衛把手續辦妥接到人後，才發現她的體檢沒有通過，因為懷孕了。

按照新加坡政府的規定，女性客工一旦懷孕就必須強制離境。但女孩不想放棄到新加坡工作的機會，又苦於無法當場在這裡動手術，最後她獨自飛到廣東做人工流產再回新加坡報到，前後只用了一週的時間。

「我再一次帶她去體檢的時候，發現她整個臉非常慘白，經常冒虛汗，我就感覺中國勞工在這邊工作真的太不容易了，承擔很多很多東西。」

大衛從這個女孩的身上看見堅韌和承擔，我卻透過同為女性的感受，模糊地體會到女孩為了出國工作而割掉一部份的自己，某些珍貴柔軟的東西在強硬規範客工懷孕就要離境的制度下，隨著無緣長大的胎兒一起墜落破碎了，終生都將帶著這個不可逆的遺憾度過餘生。

康侍的客工休息室裡，王大哥擦擦額頭的汗水，站在鍋邊等餃子從滾燙的熱鍋裡一顆顆浮上水面。

門口來了幾個年輕女孩，她們都是康侍診所的學生志工，開心地拿碗來找王大哥盛餃子吃。

「啊，這顆破掉了。」鍋裡的水面漂浮幾片切碎的韭菜和一攤油。

我突然發現，來到新加坡工作的中國客工就像擠在熱鍋裡的餃子，有些人經歷高溫反覆煮沸後熟成渾圓的形狀，卻也有人在滾燙的熱水裡破裂，只剩下破碎的軀殼。

王大哥盛了碗餃子遞給我，笑瞇瞇地說，盡量吃，喜歡的話我再煮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