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未成年難民系列之四】
隨著2016年跨年夜科隆爆發難民性侵案、柏林聖誕市集恐怖攻擊等事件,德國社會對待難民的氛圍急遽改變,從全然歡迎到排外意識逐漸高漲。未成年難民身處其中,緊緊貼在他們身上的「難民」標籤,讓他們承受外界過度的愛與恨,難以擺脫歧視。不過,德國當地仍有一群人努力以舞蹈、足球、戲劇等方式帶他們融入德國社會,跨越難民與德國公民那條隱形界線。
舞台啪地燈光亮起,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身穿灰色布偶裝,排排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忽地打起枕頭戰來,十幾個枕頭在舞台上齊飛,台上台下笑成一團。這是「Junction」團隊每月舉辦的舞蹈派對,靠近門口眉頭深鎖正監控全場的是這場表演的計畫製作人──來自敘利亞的娜妲(Nada Alaswad)。
兩年前娜妲帶著5歲大的兒子,從家鄉逃來德國,由於簽證出了問題,丈夫遲遲無法來德團聚,兒子常常在夜裡驚醒哭喊:「媽媽,我聽到外面有炸彈的聲音。」人在異鄉的巨大壓力讓她心力交瘁,正好「Junction」來到他們居住的難民收容所開舞蹈課,每週帶領孩子唱唱跳跳、自由的舞動身體,大量的肢體動作,再加上交到新朋友,娜妲發現兒子夜裡惡夢不再,可以「像個孩子一樣開心地笑」。
舞蹈表演當天,娜妲與「Junction」負責人帕克絲(Jo Parkes)充當主持人,以德語、英語貫穿全場,底下20多個難民家庭全來自「Junction」在柏林開課的5間收容中心,小至還在包尿布的孩子,大至十來歲的青少年,最後紛紛隨著舞曲起舞,笑聲不斷。
帕克絲一人身兼多職,20年前曾貼身拍攝住在倫敦的難民家庭,2006年成立“Mobile Dance”,深入柏林學校與社區,以舞蹈活動拉近人們與周遭世界的關係。“Junction”共同發起人芭芭拉(Barbara Weidner )自2014年在難民收容中心擔任志工,該中心建議開設舞蹈課程讓孩子彼此多點互動,因此找上帕克絲合作,並逐漸擴點至不同收容所。
特別的是,課程採自由參加,教室大門敞開,通常是年紀小的孩子會率先參加,可隨意加入或離開,但Junction唯一的堅持是「我們每週都去!」他們看見,對人生不斷遭遇快速變遷衝擊的難民們,提供穩定、值得信賴的計劃非常重要。
帕克絲指出,許多參加課程的孩子過去遭受創傷,這些經歷過的苦難,在他們的人生裡留下印記,即使來到德國仍飽受挫折,「德國社會要求難民要快速融入社會、不要引起過多注意,而孩子因為學德文比父母快,反而得擔任父母的翻譯,扛起擔任良好難民模範的責任。」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青少年很難釋放壓力。帕克絲解釋,因此課程設計許多踢、踹的動作,「透過大量體能活動,加強身體強度,對於日常生活有更高的承受力,讓他們內心更堅強、能抵抗未來的挑戰,」此外,也透過課程打開他們的心房,重新建立與他人的信任與關係,「在這些對抗內心挫折的過程中,孩子常常崩潰大哭。」
「無成年人陪同未成年難民聯邦協會」(BumF)董事尤尼(Mohammed Jouni)指出,德國政府投入大量經費、舉辦過許多針對難民青少年的計畫,試圖幫助他們融入德國社會、療癒過去戰爭帶來的創傷等,但絕大多數都失敗了,因為這些計畫都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們只是個孩子。」
他舉例,這些計畫包括戰爭或移民主題的攝影工作坊、與難民青少年一起煮家鄉菜、戲劇表演等,對於部分受創很深的孩子的確是種療癒方式,但同時他們可能也想拍攝跟愛、運動、日常生活有關的主題,不想永遠都被當成難民看待。
尤尼2005年加入「無國界青年」(Jugendliche ohne Grenzen)組織,隨後成為該組織負責人,以倡議行動為難民孩童爭取法律權益;3年前成為柏林專為年輕難民與移民提供諮詢、實際協助的BBZ(Beratungs und Betreuungszentrum für junge Flüchtlinge und Migranten)社工,許多難民青少年向他透露:「我想念無聊、正常的人生。很多人愛我或恨我,只因為我是難民,但我需要介在中間的、像一般人的人生。」
由一群當地高中生成立的柏林聯合青年(United Youth Berlin)組織,也有相同想法,共同發起人尼爾斯(Nils Bielzer)2015年看見大批難民湧入柏林,「我們在想,如果我們是難民的話,這時候最需要什麼才能最快融入社會?」
於是他們聯繫校園附近新克爾恩區(Neukölln)的難民營與收容所,邀請同樣是17、18歲的難民,每週六的時間一起在學校體育館踢足球。尼爾斯笑說,「我們的計畫就是提供正常社交活動,他們不需要特殊待遇,只是認識德國朋友、與同齡的朋友一起做一件事。」
他認為,所謂融合(integration)不是上對下的給予或教導,而是平等關係的友誼。由於不需流利德文交流,足球賽當天往往吸引30到50多名難民參加;除了足球賽,「柏林聯合青年」也發起家教、陪讀等活動,有更多當地青少年加入計畫、擔任志工,去(2017)年高中剛畢業的露西(Lucie Rank)每週都會撥出時間,替難民青少年上課、或帶難民兒童一起玩遊戲,她認為,讓難民們認識當地人,一起從事活動很重要,一起說德文,「這是融合的第一步。」
露西觀察,難民們因為文化或語言的隔閡,最初可能不覺得跟德國社會有連結,「他們不知道要去哪裡、不知道要跟誰交朋友。」在漫長的難民庇護申請期間,生活很容易被局限在難民營或收容中心。
不只是單方面年輕難民融入德國社會,透過這個計畫也讓當地青少年更認識這群異鄉人,看見文化差異,瞭解他們在德國的處境,或帶來衝擊。尼爾斯印象很深刻,有次某個常一起踢球的敘利亞朋友忽然開口:「我在家鄉的朋友幾乎都死了。」讓他大感不知所措,深覺應要有更專業的心理諮商師提供協助。
除了居民自發性發起計畫,也有原本就以青少年、孩童為對象的藝術團體,為難民孩子想出新點子。明年將邁入成立60年的「GRIPS」劇團,每個月於柏林舉辦「人啊,歡迎!(Mensch, willkommen!)」活動,以開放舞台方式,歡迎難民上台朗讀詩作、唱歌、彈奏樂器、組團表演等,不限形式、不拘題材,也歡迎有興趣的當地人報名參加,最多曾一晚來了200人。
計畫負責人愛倫(Ellen Uhrhan)描述,每次活動都是一次驚喜,因為開放舞台給參加的年輕人,儘管採事先報名、也有節目單,但「我們還是不知道誰最後真正會來;不像一般表演可預演、知道表演內容。」常常氣氛太high,底下群眾甚至會跳上舞台,來參加的人有時德國人多一點、有時難民多一點,每次都不一樣。
此外,活動主導權刻意交付給孩子,主持團體由年輕難民與德國青少年自由組成,負責介紹表演團體、流程;「難民演出內容多與他們個人經歷有關,或者是他們這年紀會關心的主題,像是愛情,也有德國年輕人的表演參雜政治訴求。」
特別的是,由於安置難民青少年的地點一般距離市中心很遙遠,「GRIPS」特地與「94路公車」合作,來回接送住在收容中心的孩子,最遠到過波茲坦(Potsdam),單次車程就要一小時。「GRIPS」特意每次表演都與不同收容中心合作,2015年至今已邀請過14個安置處所。
「94路公車」是由一位女老師發起的社會計畫,藉由巴士共同出遊,消除德國社會中的隱形界線,拉近不同種族、社經地位、年齡族群的距離。愛倫笑說,「94路公車」不只單純接送,還會準備茶點跟咖啡,在車上放很大聲的音樂,一路上帶來歡笑,讓這個聚會更有趣。
最棒的是,來參加的人不分難民與否,透過這個聚會認識彼此,共同享受這個夜晚,「彼此有了連結、變成朋友、有更多對話,甚至開啟新的藝術計畫合作,產生新的友誼。」
德國社會氛圍對於難民的態度,從一開始的全然歡迎,隨著2016年跨年夜科隆爆發難民性侵案、同年柏林聖誕市集恐怖攻擊,加上多起難民殺害德國居民等衝突事件頻傳,政治局勢逐漸右傾,也間接影響到幫助難民的公民團體以及難民青少年族群。
尼爾斯發現,近年德國右翼政黨崛起,社會大眾不若以往支持接納難民,組織內相關募款計畫愈來愈少人關注,所謂難民危機也因為時間拉長,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帕克絲則不諱言指出,目前德國討論難民的態度,與柏林街頭每天存在的種族歧視,已與一年半前大相逕庭,就連左翼政黨也逐漸右傾,「當前政治局勢,這些政黨的決定讓難民家庭的命運懸在空中,當然也影響到家庭氣氛,尤其是青少年,常常他們因此就情緒爆發了。」
但正因如此,協助難民孩童與青少年的計畫更顯重要。她打個比方,「就像有人推倒了水瓶,我們趕緊抓住往下掉落的瓶子,避免更多水傾倒出來。」這些瀕臨掉落邊緣的水瓶,正是敏感而脆弱的難民青少年,而藉由這些與當地居民連結且融合社會的計畫,找到自處之道。
愛倫也認為,透過這些計畫,難民有自己的空間可以發聲,與當地民眾產生個人連結,不再拘泥於聽從媒體報導,而塑造出的難民刻板印象。彼此發展出的新友誼,也讓身處在同一塊土地上、居民與難民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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