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萊茵蘭—普法爾茨邦（Rheinland-Pfalz）坎德鎮的米亞，去年底與前男友分手後，便不斷遭受騷擾，遇害前雖多次在父母陪同下至警局報案，但仍慘遭毒手，案發當天在藥局遭前男友持刀殺害。而行兇的嫌犯2016年獨自逃來德國，自稱15歲獲得「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Unaccompanied minors）登記，儘管2017年2月庇護申請遭拒，仍因未滿18歲暫時不會遭到遣返。

然而，兇手實際的年齡成為全案爭議的關鍵。根據醫學檢測報告，判定其目前可能介於17～20歲，法官認定犯案時仍未成年，審理期間不公開審判，也因德國法律規定未成年殺人最重10年徒刑，判刑8.5年。

自從2015年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向湧入歐洲的難民開放邊界，難民議題時時牽動著該國敏感神經。面對右翼聲浪不斷高漲，德國政府的難民政策面臨嚴峻考驗，對於德國公民社會更是挑戰重重。

近年難民與居民的衝突不斷，各地也舉行多場反移民以及支持移民的抗議活動。尤以在米亞遇害後成立的「坎德鎮無所不在（Kandel ist überall）」組織規模最大，8個月來巡迴全德，號召要為下一代保護家園，反對非法移民，避免再有下一個受害孩子；但其激烈行徑也惹來「納粹分子」罵名。

今年6月美茵茲（Mainz）一名14歲少女遭20歲伊拉克難民殺害，再度引起德國社會對於難民政策激烈討論；「坎德鎮無所不在」隨即在當地發起示威遊行，並不斷喊話：「自從難民湧入德國、德國犯罪率不停上漲，很多難民強暴德國年輕女孩，我們要團結起來將難民趕出我們的國家。」

而如同德國目前支持與反對移民的兩派涇渭分明，舞台上發表反難民言論，警戒區外同時也有更大群的民眾聲援移民，不停鼓譟著：「納粹，滾出去！」

由於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享有比成年難民更多保護、且年滿18歲前不必擔心遭遣返，少數難民假扮未成年，甚至犯下刑案後德國警方苦無證據能證明確切年齡，成為法律漏洞。

2016年7月一名17歲阿富汗難民在一列開往巴伐利亞邦維爾茨堡（Würzburg）的火車上持刀、斧砍傷5名乘客，其中4人是香港遊客，分別受到輕重傷；兇嫌在犯案後逃逸現場，但隨即遭警方開槍擊斃。之後根據調查，該嫌同樣持無成年人陪同之未成年難民居留德國，為了要增加獲得難民庇護的機會，不但謊報國籍、其實來自巴基斯坦，更可能已經成年。

無獨有偶，同年10月弗萊堡市（Freiburg）19歲女大生瑪莉亞（Maria  Ladenburger）半夜回家路上遭一名17歲阿富汗難民強暴後殺害，並棄屍河中。此案震驚全德，尤其事發地點弗萊堡是座文化多元包容的大學城，包括被害人在內，許多居民與學生在2015年歐洲發生難民潮之際，紛紛發起計畫、或擔任協助難民的志工。

調查結果發現，該嫌同樣謊報年齡與國籍，經過醫療檢測、與住在伊朗的父親電話聯繫，至少已年滿32歲；此外，早在2013年就因在希臘克拉基島犯下殺人未遂案，而被判10年徒刑，卻因當地監獄人口爆滿，只被關了一年即獲釋放，而後瞞天過海逃來德國，也因此戳出兩國難民犯罪通報系統的大漏洞。

儘管在今年3月法院判處該嫌無期徒刑，接連多起假扮未成年難民的兇殺案，德國社會因而掀起是否應該加強難民年齡檢測的激烈辯證。根據規定，聲稱未滿18歲的難民需提供文件證明自己未成年，若文件缺漏或相關人員對於文件有疑慮，便可採用外觀視覺判定，或進一步以醫學方式，例如透過檢測牙齒或骨頭，判定大約年齡。

但此番作法一直有很大的爭議，今年1月初德國醫學協會（Bundesärztekammer）發出共同聲明表示，反對年齡檢測入法、成為必要手段，並表示透過醫療方式判定年齡會有相當大的誤差，目前沒有任何儀器可以精確判斷人的實際年紀。

由於獨自逃難來德國的未成年難民，有極高機會能獲得難民庇護，也依法享有地方兒童福利局的保護，例如提供青少年專屬安置處所，以及指派法定監護人與協助日常生活的專屬指導員等，因此不乏有難民鋌而走險虛報年齡；而目前醫學檢測的偏差值落在約正負2歲，一來一往對於難民未來的命運影響極大。

尤尼（Mohammed Jouni）是「無成年人陪同未成年難民聯邦協會」（BumF）董事，同時在柏林專為年輕難民與移民提供諮詢與實際協助的組織BBZ（Beratungs und Betreuungszentrum für junge Flüchtlinge und Migranten）擔任社工，他指出醫學年齡檢測是很大的問題，不僅不科學，實施過程中也可能帶給孩子二度創傷。

他舉例，許多阿富汗少年向BBZ求助，因為政府人員告訴他們「阿富汗黑市10歐元就可以買到假出生證明，我們不相信你」。甚至有些地方進行年齡檢測時，會要求難民脫光衣服，「這些人可能一生從未在外人面前裸露身體、甚至還被檢查陰莖，」尤尼說。

此外，光靠視覺年齡判斷也不準確，若難民過去曾遭受創傷、被毒打，或是年齡輕輕就懷孕，外表會比實際年齡顯老。尤尼表示，「遇過幾個例子，當他們受到妥善照顧、開始上學、有自己的朋友，外表會變得年輕，與當初來求助的樣子判若兩人。」也有年僅12歲的難民因受重創，已經長出鬍子。

曾在「巴伐利亞難民委員會」工作8年、目前於BumF柏林總部任職的克勞斯（Tobias Klaus）也認為，發生在坎德鎮、弗萊堡等地的未成年難民殺人案，雖是個別案例，但應審慎分析德國難民政策的結構問題，造成這些難民背負的壓力與情感挫折。

他坦言，德國政府對於未成年難民的保護措施並不到位，存在著「規定是一套、實際執行是另一套」的情形。以分配居住城市為例，儘管以未成年難民最大利益考量，應讓其與在德國的親戚同住，但不少案例是孩子被分配到另一個城市，「很多逃跑不見的孩子，都是去投靠親戚。」但躲匿追查的途中潛藏危險，或是逃到另一個城市後，由於德國每個邦、城鎮收容難民額度不同，當地有關當局能否實際掌握孩子的狀況，例如就學情況等，便難以追蹤。

根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統計，2015年、2016年分別有7,480名、9,089名未成年難民遭通報失蹤，逾9成都是16、17歲的孩子，最後回到原居住地或被尋獲的分別有5,607人、7,687人，換言之，仍有3千多個孩子不知下落。

而隻身逃來德國的難民孩子，在掉出德國兒童福利照護體系網絡、當地政府無法掌握行蹤情況下，對社會不僅是隱憂，也成為右翼政黨或反移民團體作為攻訐梅克爾難民政策的對象。

已持續追蹤「坎德鎮無所不在」4個多月的當地報社記者麥可（Michael Bermeitingger），在美茵茲抗爭現場表示，「在這裡發生女孩被殺害，絕對是個悲劇，但她不應被右翼分子拿來利用、分裂德國社會。」

他觀察，包括「坎德鎮無所不在」，近年有許多種族激進團體趁機拉抬聲勢，利用民眾人心惶惶，鼓吹反對外來移民、主張拒收難民，但許多言論卻偏離事實，甚至假借社群媒體散播謠言。

麥可指出，德國社會過去也曾經歷右翼分子聲勢高漲，例如在1960、70年代湧入大量義大利移民，右翼政黨四處造謠這些人多是罪犯、會強暴年輕女性，最後證實是空穴來風，大多數德國民眾並未因這些反移民言論動搖。

他指著抗爭現場封鎖線外聲援移民的大批民眾說，儘管近來反難民衝突不斷，「德國人民不會任由右翼聲浪反撲；2015年難民潮人數太多，德國沒有準備好，這是我們的錯，但德國夠強大，我相信我們會度過這個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