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敘利亞的17歲少年阿沙（化名），身材瘦小，但外表卻有點「臭老」──由於家族遺傳，13歲時下巴已爬滿鬍鬚，「每個人都說我看起來像21歲。」在敘利亞滿18歲就得當兵，更不巧的是，敘國14歲才會核發身分證，由於他苦無證明，軍隊不停來找麻煩、認定他說謊想逃兵，只好踏上逃難之路。

阿沙14歲那年隻身從敘利亞逃來德國，投靠住在柏林的兩個叔叔，雖然是「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Unaccompanied minors），德國兒童福利局安排他住進青年旅館，但身上沒有護照，只有一張貼著照片、寫著他名字的文件，他沒辦法開戶、也沒辦法申請難民庇護。

按照德國現行法律規定，「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得由監護人提出庇護申請，無法自行申請。儘管地方兒童福利局依法應儘早指派、並通過家事法庭審核，確定難民兒童的監護人，但由於2015、2016年的難民人數超過負荷，造成工作流程延宕，也無力妥善照顧這群孩子。阿沙因此超過半年都處於沒有監護人的狀態。

直到某個場合遇見他現在的監護人莎賓（Sabine Speiser），花了足足6個月的時間，取得監護權後，才得以提出庇護申請。原本他只取得「輔助保護」（Subsidiary protection）資格，僅能在德國居留一年，莎賓替他提出上訴，最後以他是巴勒斯坦裔的敘利亞人為由，取得正式難民資格，合法居留3年。

獨自逃來德國的未成年難民，沒有父母在身邊照料，原生父母可能已在戰亂中喪生或留在家鄉照顧更年幼的手足，此時便得由法定監護人代為執行法律上的義務，包括擔任法定代理人，提出難民庇護申請手續，處理學校相關事務，以孩子的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

未滿18歲的難民庇護申請者，優先由個人擔任監護人，例如在德國的親屬或志願監護人，其次是社福機構，例如紅十字會，最後才由兒童福利局專屬人員擔任官方監護人。但由於志願監護人相當缺乏，多數仍由官方擔任，長期培訓志願監護人的非營利組織AKINDA，共同負責人克勞蒂亞（Claudia Schippel）估計，全柏林僅1成難民孩子擁有志願監護人。

克勞蒂亞指出，1990年代初期官方還沒接手，監護權全由社福機構負責。直到1994年，兩德統一後不久，許多人紛紛搬來柏林，「柏林地方政府希望全面掌控未成年難民的行蹤，因此接管監護權。」克勞蒂亞回憶，當時一名官方監護人負責的孩子可多達150人，「彼此之間沒有感情，監護人只是負責簽名，孩子對他們而言只是一疊疊檔案。」

AKINDA因此而成立，由一群民間人士組成，包括律師、社工、諮商師等專業人士，發起政治行動拉攏左翼政黨與綠黨等，希望讓社會大眾知道這群孩子的處境，並號召更多人成為志願監護人，改變當時保守主義者認為難民都是罪犯的印象，「如果人們跟這些孩子有過接觸、產生感情，就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直到2011年，德國法律修改為一名官方監護人最多只能負責50個孩子，且地方兒童福利局多成立專屬部門，聘請數名員工擔任官方監護人。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潮，總計約120萬人逃來歐洲尋求庇護，未成年難民占了3成，有近36萬8千人，人數是前一年的2.5倍；其中更多達四分之一、8萬8,695人沒有父母或成年人陪同。德國該年收容逾13萬7千多名未成年難民，全歐最多。

克勞蒂亞回憶，當時柏林掀起一股當難民志工的革命熱潮，AKINDA辦公室的電話成天響個不停，「大家都搶著報名要當志願監護人，最後候補名單登記了600多人。」

由於這股熱潮，原本全柏林僅AKINDA提供志願監護人訓練，之後再增加Caritas與Cura，共3家非營利組織與柏林地方政府合作，聘僱專人擔任監護人，大多一人負責10～15名孩子不等。 就AKINDA而言，目前共負責約80名孩子。

莎賓所屬的「Encourage」難民服務志工組織，自2016年初主動聯繫柏林收容難民兒童的處所，並召募志願監護人，「當時很多敘利亞的孩子都沒申請難民庇護，因為他們沒有監護人；在柏林每件事都延宕耽擱了。」

「Encourage」志工們提供志願監護人培訓與諮詢，每月召開2次會議，聯繫監護人、社工、孩子們之間的感情；並與有意願擔任監護人的人進行個別面試，告知其任務內容、未成年難民的狀況，等對方繳交文件證明過去無犯罪紀錄，才安排與孩子見面。

莎賓解釋：「我們會非常小心，確認他們不是被迫接下任務；尤其是難民孩子，他們有自由意願接受或拒絕這個人擔任監護人，而非覺得自己沒人照顧，誰來當都得接受。」

包括阿沙在內，莎賓曾擔任3個難民男孩的監護人，其餘兩人已經成年。她認為，一般志願監護人僅同時負責1、2名孩子，能給予一對一的關注，像她每週固定和阿沙見面，能充分了解學校與生活近況，給予情感支持與建議，這些對於父母逝世或千里之遙的孩子而言，是成長中極必要的支柱。

同為志願監護人的凱伊（Kaj Schmietendorf）則坦承，就像新手父母，當了監護人之後才發現困難接踵而來。例如他監護的男孩來自摩洛哥，而德國聯邦議院今（2018）年7月通過草案，將摩洛哥、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喬治亞列為「安全國家」，意指來自這些國家的庇護申請者將無法取得難民資格。

凱伊的受監護人抵達德國時，為了不立即遭到遣返，謊稱自己才16歲，但其實當時已19歲；「他告訴我的時候，我沒辦法相信這是真的，因為他看起來年紀很小。」

當時他們正準備與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的庇護申請面試，與各方人士討論過後，決定一開始就承認謊報年齡，「因為他有非常充足拿到難民資格的理由──他是同性戀。」在摩洛哥，同性性行為可處6個月至3年徒刑，男孩的父親也因不認同兒子性向而斷絕父子關係。

凱伊苦笑說，在與BAMF面試前兩個月，焦慮到胃出了問題，「有太多資訊要消化、太多手續要處理，我不停在想要怎麼幫助這個年輕人。」幸好最後策略成功，即使面試那天男孩已滿21歲，最後仍獲得難民資格。

由於監護人的任務艱鉅，凱伊與其他志願監護人於2016年成立「JUNA」，彼此交流孩子求學、與BAMF面試準備、職業訓練與各種相關法律資訊，他笑說，幾乎所有的監護人都不懂法律，遇到德國繁複行政手續都很害怕，很需要彼此加油支持。

此外，與孩子之間關係的拿捏也不容易。凱伊跟克勞蒂亞都認為，志願監護人與孩子應保持專業距離，尊重孩子是獨立個體，因為「住在寄宿機構的青少年常被視為一個群體，很少被聆聽他們的需求。」

獨自逃難來的孩子，不乏心理受創的經歷，更需要長期的陪伴與耐心。克勞蒂亞回憶，自己擔任過一個蒙古女孩的監護人，她雖然聰穎伶俐卻從不透露自己的過去，總是活在面具底下，「整整3年的時間，我試著去了解她過去怎麼了，每次嘗試問她就開始哭，但我也不催促。」

直到某天女孩被當場逮到偷竊名牌包、高價服飾，被送到警局，克勞蒂亞只好安排她看心理治療師，孩子情況逐漸好轉，某個夜晚她終於崩潰大哭，說出11歲時媽媽癌症過世、爸爸整天酗酒，媽媽的朋友將她帶到波蘭，卻不想照顧她，將她丟在柏林難民營，那年她才12歲。

當然，不一定每段監護人與孩子的關係總是圓滿。克勞蒂亞自1990年起擔任志願監護人，3名男孩在柏林落腳生根、生兒育女，「我就像他們的繼母，每次去探望他們，他們總對自己的孩子大喊『奶奶來了！』」但也曾有過一名利比亞男孩因為重複販毒最後被關進監牢。

克勞蒂亞說，身為監護人，「不能輕易放棄說『我不幹了』，沒這麼簡單。」當家事法庭將監護權交到自己手中時，是非常重大的責任，等於替代原生父母照顧這個孩子，除了生重病、財務出狀況或搬到國外，否則直到孩子滿18歲，才能免除此權利和義務。即使孩子成年了，多數志願監護人仍持續關心、給予幫助。

去年聖誕節，凱伊帶著摩洛哥男孩回父母家過節，每年家族聚會他也一起出席，「他就是我們家的一分子。」儘管志願監護人與孩子沒有血緣關係，但彼此的連結卻是孩子在新家鄉展翅最仰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