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常常覺得很焦慮、很害怕，不知道未來會如何。」19歲的哈金（Abdul Hakeem）2015年隻身從家鄉巴基斯坦逃來德國，沒有父母、家人陪同，當年才17歲的他，原本符合德國給予「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Unaccompanied minors）的保護資格，卻因逃難過程掉了最重要的身分文件，至今仍無法取得難民資格，落入每3個月就得重新申請居留許可的絕望循環。

受訪的當天，哈金與其他難民少年參加「無國界青年」（Jugendliche ohne Grenzen）在哈勒市（Halle）發起的抗議遊行，為自己與其他同樣無法取得難民身分的庇護申請者，爭取合法工作權；沒有父母在身邊能依靠，也錯失德國對於未成年難民的保護，在異鄉要生存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像哈金這樣一個人遠渡重洋逃來歐洲的未成年難民不在少數。根據歐盟統計，2017年多達31.8％的未成年申請難民庇護者，當中13％的孩子抵達歐洲時孤單一人。

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潮，德國採取開放接納態度，兩年間總計收容逾百萬名難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未滿18歲；根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統計，光是2016年，在德國提出首次庇護申請的無成年人陪同未成年難民，共35,939件。

當中人數最多的是阿富汗難民，其次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大多和哈金一樣才16、17歲，且近9成都是男孩。

德國政府為這群孩子制定「理論上」相當完善的保護措施，未滿18歲的難民獨自一人到達德國申請庇護，即被登記為“Unaccompanied minors”，納入各邦政府所屬的「兒童與青少年福利局」（Jugendamt）照顧體系，並住進“Clearingstelle”，意即初期難民接待中心，居住期間不超過6個月，這段時間確認過實際年齡與身分文件，並查明是否有親屬居住於德國其他城市，以決定該難民於原地居留、分配到其他邦或安排與親戚同住。

福利局同時指派一名指導員，協助日常生活，以及法定監護人，負責其難民庇護申請手續、教育等責任，最後安置於少年收容中心或與寄宿家庭同住，居住至年滿18歲；且比其他成年難民幸運的是，他們在法律上受到多一層保護，有居住、就學的權益，在滿18歲之前，幾乎不會遭到遣返。且近9成的人取得難民資格，能將父母接來德國。

儘管法律保護看似完善，但實際操作上卻有許多漏洞，讓這些在異鄉無依無靠的難民兒童，無法展開企盼的新人生。一旦庇護申請遭拒，便被迫以「暫緩遣返（Duldung）」身分滯留德國，可能待至年滿18歲遭遣返，也可能在提出上訴後，等待數月或數年，才收到第二次面談通知，這期間回不了家也無法繼續學業，或合法工作，日子只剩漫長的等待。

哈金便是一例，自從初次申請難民庇護遭拒，已委由律師提出上訴，目前仍等待法庭最後審理結果，這一等就是兩年。這段時間，他和其他難民一起學德文數學與預備課程，由於有德文基礎，他曾在老人安養院實習兩週，也在當地公司擔任實習技術人員，幫忙清洗機器。

原本的學業因逃難而中斷，哈金說，「當然一開始的時候我想繼續念書，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想白天一邊工作、晚上繼續我的學業。」但在BAMF通知第二次面試、最後結果出爐前，他不能工作，也不能離開原先註冊身分的布蘭登堡邦，幸好他被安排住進塞洛鎮（Seelow）一家少年安置住宅，能住到滿21歲。

剛滿20歲、來自阿富汗的歐密德（Omid Feroozi）是另一個荒謬例子。

同樣因申請遭拒的歐密德，持「Duldung」身分滯留德國逾一年半，目前與父親住在柏林一處難民營，3人擠在20平方公尺大的房間，廚房跟衛浴都得跟其他人共用。

歐密德家中原本從事軍火生意，生活富裕，招來塔利班（Taliban）分子的覬覦，「他們希望我們可以提供武器給軍隊，但我們拒絕了，之後遭到死亡威脅，只好先逃到土耳其住了幾個月，再逃來德國，」歐密德說。

他清楚記得，抵達德國那天是2016年1月8日，那時他才17歲，卻因為登記手續的辦事人員把他的生日搞錯了，多登記了一歲，「這虛構的一歲」，讓他從此陷入另一個命運。兩年後的現在，他仍憤憤不平的說：「這個錯誤搞砸了我的人生。」

歐密德來自政治世家，家族7成的人都任官職，從小就極具語言天分，自4歲開始學習英文，如今會說8種語言；德國政府給他的拒絕信上寫著「你回到阿富汗會有光明的未來」，但他只想留在德國，有個安全的棲身之處。

他無奈地說，「在德國的生活雖然和我原本想的完全不同，但就像德國人常講的『Alles gute（一切都好）』！遇過很多荒謬的事，我都能坦然面對。」

他細數，初來乍到第一天，辦事人員因為他英文流利，堅稱他是假扮阿富汗難民的英國人；在語言課先是和60歲老先生同班、程度落差大、學習進度嚴重落後，之後轉進混合族裔的班級，四周同學來自不同國家，德文進步有限，反倒學到大量阿拉伯語。

在德國，滿6歲的孩童便需受義務教育，但各邦對於剛抵達的未成年難民何時開始就學、職業學校的年齡上限，規定不盡相同。像歐密德所在的柏林邦，一旦申請難民庇護就得受義務教育；大多數的邦，包括哈金居住的布蘭登堡邦，一旦確定居留城市後即可就學；但南部巴伐利亞邦則要等到其入境3個月後。

由於2015年大量難民移居德國，德國針對剛搬來的移民入學規定做了大幅修改。雖然具體名稱不同，目前16個邦都提供這些尚不諳德語的移民兒童或青少年預備課程，1、2年後再轉進一般學校就讀。

以柏林為例，提供「歡迎班級（Welcome Class）」，將來自各國難民集中成一班，與一般德國學生分開教室上課，甚至不同休息時間。雖是同校學生，卻「一校兩制」，鮮少有機會互動。

全德國針對該族群規模最大的非營利組織「無成年人陪同未成年難民聯邦協會」（BumF），旗下逾400個青年福利協會成員，董事尤尼（Mohammed Jouni）指出，要讓這些年輕難民與社會有更緊密的連結，應讓他們與德國同儕有更多接觸機會，而非將他們隔絕在不同教室、遭受異樣眼光看待，也有助其學習德文。

尤尼以自己為例，1998年他與家人一同從黎巴嫩逃來德國，當年才12歲、一句德文都聽不懂的他，被分進一般班級與德國人同班，「因為身邊的同學都講德文，我被迫很快學會這個語言，兩年後我的德文突飛猛進，最後德文成績拿下全班最高分。」

他的弟弟、妹妹就沒這麼好運，照理說，年紀愈小的孩子語言吸收能力愈好，但他們在「歡迎班」上了兩年，才達到尤尼學了德文一年的程度。

尤尼也指出，對這些在德國尋求庇護的孩子而言，未來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像是被認為國內情勢趨於穩定、獲得庇護機會不高的阿富汗難民，「他們隨時都有可能遭遣返，所以對於未來缺乏安全感、每天都活在恐懼中。」無法掌握自身命運，更何況如一般德國年輕人，能夠計畫3、5年後的未來？

許多孩子是家裡籌一筆錢，想方設法送他們逃來德國，除了有更好的生活、受更穩定的教育、甚至將希望放在孩子身上，找到工作可以寄錢回家。

但受限於種種限制，「他們面對父母會覺得很愧疚，因為家鄉的父母會追問：『我付了這麼多錢送你去德國，為什麼你還不去工作、為什麼還待在家裡？』但父母並不了解德國的規定。」讓孩子更深感挫折。

儘管兒童福利局每個月給予他們30～70歐元不等的零用錢，但仍有年輕難民落入錢不夠花用的處境，此時出賣肉體賣淫、販毒便成了快速賺錢的手法。歐密德不諱言說，「我在柏林有很多同是難民的朋友，他們靠著賣毒賺了大把的錢，幾千歐元很快就入袋了。」

但他卻不認同這樣的行為，「上星期我朋友生日，派對上很多人吸毒、吸大麻，我朋友也邀我一起吸，但我回絕了，因為你不知道毒品會怎麼箝制你的身體。」

儘管早已收到一紙今（2018）年12月將遭遣返的公文，也已提出上訴，與其坐在難民營胡思亂想，歐密德選擇善用自己的語言優勢，在多間難民收容中心擔任翻譯，替其他難民解決找住宿、預約醫生門診等日常難題；他更在柏林專為難民開設媒體培訓課程的非營利組織「Media Resident」學習影音拍攝剪輯、主持自己的YouTube頻道，固定每週推出德文短片。

歐密德笑說，自己的難民庇護申請命運未卜，「這個不操之在我，所以就不多想了，我掌控自己可以決定的。」無法計畫3、5年後的未來，他只能把握當下。

至於哈金，仍在等待第二次面試，他說，「如果能和一般人一樣有留在德國的權利，我會盡我所能在德國找份好工作。」他的夢想是和家鄉的爸爸一樣當機械技師，也想在烘焙坊試試自己的手藝，「到時候我有自由選擇未來的權利，就像一般德國年輕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