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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紐約最具實驗性的藝術節「Performa」中,台北市立美術館與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首度攜手策劃「Performa雙年展台灣館」。其中,來自台灣的藝術家黃博志現場展演作品《四樓天堂》(Heaven on Fourth),創作源起自一名中國非法移民性工作者遭警察追捕而跳樓身亡的真實社會案件。
不同的種族、性別、國籍、職業,會有不同的天堂嗎?2019年11月,寒冷紐約蘇活區(SoHo) 的"Performa Hub",一樓的空間被隔成前後兩個區域,前面有如一個小劇場,後面則是一個酒吧與小閣樓,垂著一塊隱約可見後面是按摩床的布簾。紅色霓虹燈散射的光線瀰漫在空間之中,一架麥克風,一座投影機,敘事者緩緩開始訴說今天的故事,觀眾也逐漸移動到酒吧。吧台後方的女子俐落地倒出一杯又一杯的調酒分送傳遞周圍的觀者,群眾中的演員開始接續講述了一段段既熟悉又陌生,混合真實歷史片段、訪談與想像的故事。這是《四樓天堂》的第一場演出。
黃博志受Performa委託創作的作品名為《四樓天堂》,改編自2017年11月,一名中國非法移民性工作者宋揚(Song Yang),因遭警察追捕而跳樓身亡的真實社會案件。宋揚在2013年來到紐約,化名西西,在法拉盛(Flushing)的地下按摩院打工。性工作在美國並不合法,警察經常針對性工作者、而不是買春顧客進行掃蕩。在警察的掃黃行動中,她成為了標的,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她的美國夢與成為美國公民的夢想破碎了。在第四次的搜捕行動中,她在警察破門而入前,從四樓的陽台墜下,38歲的人生戛然而止。
宋揚在警方的搜捕行動中,只是一個被抹去身分的代號:Jane Doe Ponytail,宋揚的家人趕來了美國,想要找出警察掃黃行動中殺死她的證據,不過一切都太遲了,她的案情在沒有更多的證據下黯然落幕。《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曾在2年前以〈一位華人按摩女〉(The Case of Jane Doe Ponytail),報導過她於美國掙扎努力的移民夢,以及她悲劇性的死亡。
宋揚的故事成一個窺望當代身分認同的窗口。黃博志在Performa中選擇用宋揚的故事,呈現個體與群體、我們與她們這些看似固定、卻時時流動的邊界。
這一次,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黃博志偶然發現宋揚在來到美國前其實在塞班島(Saipan)工作,曾經是成衣廠的女工。這個女工的經歷勾起黃博志自己的家庭記憶。
出生於1980年的黃博志,創作的媒材有各種形式:透過聲音、攝影、文字記錄和書寫家族歷史,並且轉化為當代藝術,從而呈現台灣在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下的時代樣貌與觀察。黃博志的創作圍繞著自身的家庭歷史,而他的母親也曾經在成衣廠工作。7年前,黃博志出版了一本書《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記錄了他母親一生的故事,卻也是台灣社會變遷與許多時代女性的縮影。宋揚的故事,因為偶然與巧合,觸動了黃博志創作的靈感。
人人身上都鏤刻了一個時代。而宋揚,身為在紐約一個性工作者的多重弱勢者,只有片段的故事在她離開這個世界後,才被重新詮釋。據說宋揚喜歡收集蝴蝶以及各種蝴蝶有關的飾品,她不久前才買了回瀋陽的機票,將與5歲的姪子第一次見面。她工作努力,個性潑辣彪悍。在她生命最後的幾個月,似乎十分沮喪自己可能失去拿到居留權的機會。宋揚死後,倡議團體集結爭取權益,她成為了爭取性工作除罪化的象徵。
在紐約這樣的一個城市,殘酷與不公的故事、議題每天都在上演著,我只能承認,並不曾經特別關注過宋揚的故事,儘管當時主流媒體寫過幾篇報導,隨著時過境遷,宋揚的事件,也如其他各種日常悲傷的新聞,逐漸被淹沒在訊息的浪潮之中。
如果你住在紐約,穿越曼哈頓,地鐵七號線一路要坐到最終站,才是法拉盛社區的開始。我很難想像同樣說著中文的她,在另一端的那個社區過著如何不同的生活。如果妳住在紐約,也許不會對宋揚的故事那麼陌生、或是說驚訝,因為在這座城市裡,人們生活在各自的平行時空中卻又垂直交錯,每天在街上都能感受到,擦肩而過的陌生人與人之間,每個宇宙之間都有多麼巨大而奇異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每天在這座城市上演著,不斷提醒著現實的殘酷。
那一晚,前來看這場表演的觀眾大多是時常穿梭於當代藝術活動的熟面孔,對於Performa沉浸式的展演也不陌生,大家魚貫地接過一杯杯分送的調酒,在緘默之間,恍惚而微醺的進入了一段又一段關乎宋揚的故事。我佇立在參與演出的觀眾中,彷彿身處一個遙遠的小酒吧,傾聽著發生在紐約法拉盛的絮語呢喃。身分的流轉和人與人之間的差距,雖然在藝術的當下交錯了,卻終究駛在不同的時空。藝術家講述的故事既不追究真實、也不疾呼正義,在《四樓天堂》,藝術家的目的不是評判真實,觀眾的角色也不在於釐清真相或伸張正義,回歸到表演的本質:只是一場演出,與聽故事的人。散場後,每人各自帶著不同的片段與感受離開。也許在未來,繼續編織這些未完的旅程。
藝術家將一個紐約在地遙遠的故事由法拉盛帶到了曼哈頓,座席中當然沒有忙於生計、生活在遙遙七號線另一端的中國女孩,也沒有按摩院的老闆。
宋揚在生前肯定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倡議團體汲汲呼籲代表的象徵,也不曾想過有一天自己的名字會出現在《紐約時報》,只是內容不是關於她的夢想與希望被人認同的特質、不是她的蝴蝶收藏,而是不願被人所知、用以謀生的工作與她生命隕落前最後無助的片段。也許,宋揚只希望那一晚她沒有從四樓落下,警察沒有逮捕她,而她順利地回到了老家瀋陽,跟家人說自己就快拿到綠卡、就快變成美國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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