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那年，卡百莎（Gabrielle Cabalza）第一次意識到她的家庭並不一般。放學午後，她推開家門，察覺爸媽坐在餐桌邊，桌上擺著一張交通罰單。空氣中漫著飽和的恐懼和抑鬱，凝結出桌前的一攤淚水。

「爸爸可能要離開一陣子，知道嗎？」卡百莎的母親打破沉默。

「我不明白他要去哪，又為什麼要走。我也不明白那張罰單意味著什麼。」卡百莎回想12年前的那一幕說：「我只記得我非常害怕。」

那是卡百莎第一次認知到父親和自己的無證身份。對於非法居留的父親而言，一張罰單意味著被遣返回菲律賓的可能。後來那張罰單被撤銷，卡百莎的父親也順利取得永久居留權。但那卻成了卡百莎成長過程中，對於身份認同最清晰也最明確的記憶。

2000年，她隨父母自菲律賓移居美國，後受歐巴馬的DACA計劃庇護，順利取得合法居留、工作權。在川普宣布終止DACA幾週後我遇見了她，接受訪問時，她一邊回憶成長經歷，這才意識到，原來父母過去總避談她的身份問題。

「一直以來，都是我自己的揣測，他們從來沒和我解釋過。」卡百莎說：「至少以我的經驗，亞裔美籍長輩的溝通方式都不是最直接的。有時候，他們不讓你知道很多事是為了保護你、支持你，但也因為這樣往往犧牲了真相。」

成長在亞裔美籍的家庭中，卡百莎從小被父母灌輸將頭低下、隨波逐流的觀念。「不要質疑哪裡出問題、原因是什麼，也不要想著事情不該是這樣。就是接受，然後向前。」

這樣的文化氛圍，卻也造就了亞洲移民在DACA議題中的沉默。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nt Policy Institute）數據顯示，DACA計畫中，13萬6,000名符合資格的亞裔青年中，只有約12%提出申請，遠不及墨西哥移民的84%申請率。

研究亞裔美國人身份認同的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教授露絲．鍾（Ruth Chung）解釋：「這是服從的文化價值、對無證的污名化和恥辱感加總的結果。」

亞洲移民背負著「模範少數族裔」的壓力，「他們看著周圍的人，自然就會覺得：『亞裔美國人應該要是成功而且高成就的』。」鍾說，無證移民不自覺的將自己認定為違反主流認知的異類，並因此感到羞恥。

但根據亞裔美國人暨太平洋地區島民人口研究組織（AAPI Data）統計，目前在美的無證亞洲移民超過170萬人，且每7位亞洲移民中就有1位無證。

「他們潛伏在地下。即便身處在自己的社群，這些人也嘗試維持疏離和低調，因為他們害怕身份曝光會帶來風險。」鍾說。

多數人的沉默，成就了更深層的恐懼。當恐懼無從排遣時，卡百莎在另一位同為無證的友人身上首先找到出口。

「知道有另一個人懂你、和你共享著相同的經驗，對我來說如釋重負。」她將大學時期遲來的相認形容作她人格養成的催化劑：「那是我第一次瞭解到，無證並沒有見不得人，而且我的故事是重要的。」

高中時期，卡百莎就讀的是一間充斥「保守派」白人的學校。她身邊總不乏排斥移民的同學。就連最要好的朋友都曾當著她的面說：「我們不應該再接納移民，他們搶走了我們的工作。」

當時十來歲的卡百莎總靜靜地聽，不怎麼答話。「尤其當人們都將亞洲移民視為模範少數族裔時，他們不會覺得我們有著和其他族群一樣的困擾。」有些時候，她感覺自己不隸屬於任何一個群體。「人們不會臆測你是無證，但你在無證移民的族群中也找不到歸屬。」

卡百莎最後選擇了和白人好友坦承自己的身份。「我記得我告訴她我是非法移民，然後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糟的事。她『喔』了聲，然後停下來聽我說，從此重新看待這件事。」

但在尋找身份認同的路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和卡百莎一樣幸運。

菲律賓裔的伊恩（Ian）因為身份，失去了一些最親近的朋友。現年24歲的他是洛杉磯移工組織的工作者。五官深邃、雙頰飽滿、大大的耳朵，看上去很福氣，臉上一副黑框眼鏡，更襯出他的敦厚。和他初見時，他說著一口與美國人無異的流利英語。完美的腔調、優秀的背景，問他來自哪裡，他向我說起出生於新加坡，11歲時隨家人移居美國的故事。

但當時他沒說的是他的非法身份。

從小在南加州相對富裕、保守社區橙縣（Orange County）長大的伊恩後來告知，他的很多高中死黨都是川普支持者，他知道那幫人的接受程度，因此總是很小心，不隨意透露自己的身份。「我告訴了一些我以為可以信任的人，結果他們就再也沒跟我說過話了。這讓我在選擇傾訴對象時，更加謹慎。」

伊恩是從移民制度的破網墜落的人。2004年，他在新加坡工作的父母面臨一家入籍新加坡，或持工作簽證赴美追尋美國夢的抉擇。他們選擇後者，來到了這個他們原以為是機會和夢想的國度。

幾年過去，正當伊恩一家離綠卡只有一步之遙時，負責移民事項的律師將案子搞砸了。「他扣住我們的綠卡申請表，從來沒有提交出去。」當時伊恩一家的簽證已達續簽上限而且即將到期，再一步，他們就要成為非法移民。

「我感覺像被搶劫，被不該發生的事情洗劫一空。」伊恩回想失去身份的過程，停頓了許久才從緊閉的雙唇努力擠出下一句：「我覺得很噁心，就像我生而為人的價值被抹去。」

失去身份的伊恩生活完全變了調。他丟了獎學金資格、課業表現下滑、疏離原先的朋友。當同學討論著春假要一起出國旅遊時，他只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能去，因為一旦出境，我就回不來了。」

生活澆了他一桶冷水，澆熄他本以為能光明的未來，也澆熄他活下去的動力。「那段時間我感覺到很巨大的羞恥感和痛苦。我問自己，為什麼我成為了這樣一個無證、非法的移民。」

大三那年，他得知DACA計畫，以為生活能重此回歸正軌。但事情並沒有如願以償。伊恩符合每一項DACA申請資格，除了一項：2012年6月15日時，不具合法身份。「我是在2012年6月30日失去身份的，我比DACA晚了兩個禮拜。我因為太晚成為無證人口，而錯失了DACA。」

伊恩是社運份子，他當然理解發聲的重要。但每天，他都在捍衛移民權和保護自己及家人的兩難中掙扎。「我真的很想要出去大聲說出我的故事，但同時，我也要保護自己。」

他說他時常感到愧疚和罪惡，尤其當反移民聲浪高漲時。諷刺的是，反DACA的聲音，有些正是出自移民本身。

「我不覺得被遣返真如媒體塑造的一樣，是一件這麼負面的事情。對他們（夢想者）來說，這也許是一個重新認識母國文化的好機會。」韓裔美籍的麗莎．申（Lisa Shin）談起7,000名受到DACA保護的韓裔夢想者說：「也許他們會要回去南韓，那又怎樣？南韓又不是第三世界國家。」

雖為移民二代，申從不避談對川普反移民政策的支持。反倒是因為從小看著父母走過入籍的艱辛，才讓她對於非法移民的湧入，感到十分不平。她創辦韓裔美籍川普支持者團體（Korean-Americans for Trump），也擔任2016共和黨全國大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講者。

「如果這麼多人可以合法移民，有上百萬人循著法律途徑成為美國公民，憑什麼其他人可以跳過這些程序？」她接著說：「我覺得川普接下來要通過的任何DACA替代方案，都應該要和鞏固邊境綁在一起。」

申表示，現階段有太多人利用移民法的漏洞和疏於管理的美墨邊境，佔盡便宜。而這樣非法的捷徑，在她看來，使得無證移民不懂得珍惜身為美國人的意義和價值。「也許經過正當的入籍程序，會讓他們更懂得感恩美國的好。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這國家有太多美好的事情是其他國家沒有的。」

在申的眼中，美國夢不只是個夢，它真實的存在著，而模範少數族裔對她來說，也從來不是一個迷思。「亞裔美國人確實在這個國家立足、獲得成功。我們實踐著我們的美國夢。」

不只申，伊恩說，他過去也曾懷有相同的想法。他申請簽證、他遵守規則、他不諒解非法移民，不明白為什麼其他人不願依照法律程序走。伊恩曾經以為只要做個「好移民」，美國夢其實不這麼遙不可及。

如今看著那些一圓美國夢的亞洲移民高舉反移民的大旗，伊恩感慨著說：「你自己做到了，你順利成為了公民，但不代表你就不用照看其他的同鄉。他們只是想和你擁有相同的機會。」

倒數的期限步步逼近，下一步該怎麼走？沒有人能給出明確的答案。對移民團體而言，當前最重要的就是凝聚大眾的聲音、向國會施壓，才能加速「夢想法案」（Dream Act）的通過，保無證移民青年，一個入籍的可能。

與此同時，移民團體也呼籲夢想者和其他無證移民尋求法律諮詢，並了解自身權益。「即便DACA被取消，很多加州的政策都不會受影響。例如無證學生還是享有州內學費的資格等。」亞美公義促進中心（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成員安東尼·黃（Anthony Ng）說。

黃說，亞美公義促進中心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亞洲移民的聲音被聽見。如此一來，國會在研擬DACA計畫替代方案時，才能跳脫出以拉丁裔夢想者為主要考量的思維模式，將亞洲移民的需求一併納入。

「亞洲移民的聲音太微弱了。」同為社運份子的伊恩明白這道理。「我們必須站出來，因為如果不這麼做，誰會為我們發聲？沒有人。」

那個午後，他告訴我，他時常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和一群無證朋友圍坐在桌旁話家常、憶當年。當那一天到來，他們將不用再擔心罰單這類瑣事。他開口，笑笑的向我演練著台詞：「嘿，你們還記得當年我們都還是無證的那段瘋狂歲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