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1日夜晚，數百位主張白人優越（white supremacy）的極右派人士，遠自四面八方來到位在美東的維吉尼亞大學，手持火炬繞行校園，大聲吶喊「你們不能取代我們」（You will not replace us）。這些人口中的「你們」，正是黑人、猶太人等少數族裔，以及左派的commie（對共產黨人的貶抑稱呼），而「我們」，就是白人。

他們為何遠道而來這個5萬人口的小城？為的就是一尊銅像：南北戰爭中率領南方邦聯軍的名將羅勃．李（Robert E. Lee）的紀念像。

李將軍雖然戰功彪炳，但捍衛的卻是壓迫黑奴的南方，他的紀念像聳立在夏洛茲維爾市（Charlottesville）的公園裡，成為主張歷史正義的人的眼中釘。2016年，該市的副市長貝拉米（Wes Bellamy），受理了移除銅像的請願，市政府今年2月通過移除的決議。

數百名「右派大團結」者持著邦聯旗納粹旗、不少人手中握有盾牌、身上配著槍枝與刀械者，與當地反制者爆發暴力衝突，對峙中彼此丟擲水瓶、互毆、叫囂，現場嚴重失控，市政府宣布該市進入緊急狀態，並取消遊行許可，這引起「右派大團結」不滿，認為自己的言論自由被箝制，群起鼓譟下，一輛由極右派支持者駕駛的轎車高速衝入反制遊行隊伍，造成32歲的海耶（Heather D. Heyer）死亡、19人受傷。

美國南北戰爭已經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的事了，為何還在美國激起如此大的社會對立？

此次「右派大團結」活動，HBO的VICE節目全程隨行紀錄，1天內已有1千6百多萬人在臉書與YouTube觀看此微紀錄片。在VICE記者追問下，極右派網站「激進議題」（Radical Agenda）的站主康特威（Christopher Cantwell）對著鏡頭直言，美國這幾年一面倒向黑人民權，讓他十分不滿，決心站出來為白人發聲。在影片中，惡名昭彰的三K黨領袖杜克（David Duke）認為，極右派說的是真理，卻被噤聲，「右派大團結」的召集人凱斯勒（Jason Kessler）認為汽車衝撞事件是警方的責任。他們說，白人的言論自由被剝奪了，所以他們得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他們幾乎一致認為白人的被噤聲已讓他們經歷一場白人的「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美國社會對立的激化，當然有其複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因素，然而，極右派認為言論空間受限（像是臉書經常遭到檢舉封鎖、集會權利被限縮、主流媒體的不支持、共和黨建制派也對他們敬而遠之），明顯讓他們產生存在焦慮，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從極右派的角度來看，他們只是要聲張自己的言論自由，拿回被噤聲已久的話語權。但從反制者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言論卻是不折不扣的「仇恨言論」（hate speech），不該被民主社會縱容。

到底什麼樣的言論才叫「仇恨言論」？「仇恨言論」理應禁止，但那條線在哪裡？很明顯地，美國近年社會對立激化的線索，正是有群人強烈感受到言論自由的被限縮、生活方式受威脅的存在焦慮。

把場景換到矽谷，另一場沒有流血與叫囂，卻讓人們產生內心文化衝擊的事件，則在Google和矽谷上演。

長期來，矽谷生理男當道，性騷擾、性歧視、不平等待遇是不少女性的日常，近年包括美國民間與勞動部在內，已針對矽谷長期存在男女待遇不公與權力失衡的問題，要求Google負責；5月被點名要負責的Google組成了內部調查小組，針對性別不平等問題提出檢討。Google工程師達莫爾（James Damore）在7月提出了一份名為「Google的意識型態回聲室」（Google’s Ideological Echo Chamber）的內部報告。結果Google竟因為這份報告，於8月7日開除了達莫爾。

到底達莫爾寫了什麼，讓他落到被解僱的命運？

其實，仔細閱讀這10頁的報告，會發現裡頭充斥的是習見於矽谷的性別盲言論。

這份報告「發現」：女人平均來說比較容易焦慮和神經質、女人較擅於同理而不擅系統性思考（所以更多男人因為喜歡coding，因為那需要更多系統性思維，而女人擅於人際與美學等）、女人平均來說更喜歡合作而不喜歡競爭、男人對社會地位有較強的追求動機（所以男人願意為謀高位而長時工作、犠牲平衡的人生）。因此達莫爾總結：科技公司（尤其是軟體業）女性比例偏低，主要是男女在生理／大腦結構上的差異，而不是性別歧視造成的。

他因此導出的結論是：用差別待遇的方法，來提升女性的代表性與待遇，是不公平也不利於企業運作的。

達莫爾也在此報告裡提出值得左派人士注意的觀點，他說，「在Google，我們總討論著針對種族、性別的無意識偏見，卻鮮少討論我們自己可能有的道德偏見。而政治傾向實際上就是我們道德偏好與偏見所得的結果。有鑒於社會科學、媒體與Google左傾的壓倒性現象，我們必須批判地檢視這些偏見。」

用達莫爾的字眼，在美國社會左與右的道德光譜中，Google明顯左傾，他這裡的左派是指美國脈絡裡的自由派。以下是他的圖示：

左傾的道德光譜已讓Google成為意識型態的回聲室，這是達莫爾個人強烈的感受，他可以理解人們不喜歡「被冒犯」，但把不被冒犯等同於保護他人「心理上的安全感」，他認為是兩回事，因為那很容易用強迫的方式要求別人噤聲；他說，這種噤聲創造了意識型態的回聲室，使得某些觀念被神聖化，以致無法被誠實地討論；而這種欠缺討論，會進一步導致極端的與威權的意識型態。

這個內部報告在Google快速地被分享，整份文件上網曝光，不但引發內部與學術界的討論，有女性員工閱讀後表示，除非人資部門採取行動，不然考慮離開這家公司。由於反挫聲量大，Google的CEO皮采（Sundar Pichai）公開表示，這份內部文件已違反公司的行為準則，「進一步在工作環境裡強化性別刻板」。於是他解僱了達莫爾。

到落筆此刻，問題還在延燒，除了性別爭議，不少人從言論自由的角度質疑Google動作過激，畢竟，性別盲言論跟歧視或仇恨言論還是有程度差別，Google的懲處似乎坐實了達莫爾報告中意識形態回聲室的指控。

矽谷的性別不平等是一項重要的議題，扭轉對女性和多元性別不友善的工作環境，需要更細緻與完整的佈局；只是Google對達莫爾言論大力的懲處，是否有助於大家正視性別歧視的日常，或可能招致更大的反挫？

不論是因種族而起的肢體暴動，或性別問題而起的文化衝突，美國社會如今的劍拔弩張其實很早就被預見。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教授、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過去十多年來以研究美國的政治對立聞名。

他在2012年出版了《好人總是自以為是》（The Righteous Mind），總結了他長年研究的結晶。他在書中提及「自以為義」如何讓美國人四分五裂。他所謂的「自以為義」，是指對自己心中的正義深信不疑，站在狹隘的立場講道德卻不寬容異見。他的研究發現，這種偏狹的正義感，其實有更長遠的根源：人類在漫長演化過程中形成的道德直覺。

海德特長期的經驗研究發現，人們有6個基本的道德模組，分別是：關懷／傷害、公平／欺騙、忠誠／背叛、權威／顛覆、聖潔／墮落、自由／壓迫。這6組道德感的來源，是人類老祖先在演化過程中，突變與適應之後保存下來的生物性狀，讓人在面對外在刺激時，可以直覺反應的機制。

海德特透過大規模的調查發現，美國自由派對於關懷／傷害、公平／欺騙的反應明顯高過其他道德模組，因此不難理解為何他們較為重視人們的權益、分配正義、動物保護等議題；至於美國保守派，則更重視這個社會是否尊重權威、人們是否對家庭和國家忠誠、在宗教上是否褻瀆等等。

透過海德特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理解社會對立的根源：人的道德直覺本來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價值多元不僅是社會的事實，也有演化生物學的基礎，它無法透過法律抹消，也無法被噤聲，寬容與相互理解似乎是唯一的道路。

從歐巴馬上台後，從極右派的角度來看，傾向左派理想的人不斷攻城掠地，健保改革、少數族裔的民權保障、同性婚姻合法化一一過關斬將，甚至進一步挑戰個人的擁槍權，這確實造成了保守派與極右派極大的存在焦慮。

美國是個捍衛言論自由出名的國度，但極化的言論白熱化，已讓保守派與自由派都受害，這個極化甚至讓許多人開始思考要為言論自由設限。設限的第一步，是將對立的言論視為是一種傷害與暴力。

今年2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請來另類右派的新聞人兼作家，雅諾波諾斯（Milo Yiannopoulos）到校園演講，在他到柏克萊演講前，學生發起抗議抵制，進而爆發激烈的警民暴力衝突，演講在開始前兩小時被迫取消，校區當時也遭封鎖。而雅諾波諾斯回應這相當諷刺和可悲，批評柏克萊是沒有言論自由的學校。

柏克萊學生的理由是，雅諾波諾斯的言論是仇恨言論，不應該被保障，該被視為是一種意圖造成傷害的行為暴力。

然而，言論自由的界線該如何劃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容許事前的審查。美國大學校園近來發生許多演講被迫取消的事件，讓人開始警覺，風向的轉變可能燒到自由派自身。

果然，同樣的噤聲行動，也衝擊到了自由派的人士。今年7月，《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的作者，著名的無神論倡議者、演化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原訂在柏克萊校區發表演講，主辦單位邀約後，因為來自宗教界的壓力，以道金斯曾發表辱罵伊斯蘭教的歧視言論為由取消活動，引起學界譁然。因為，道金斯對於宗教的批評，應該屬於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範圍，而道金斯也說明，自己批評的是宗教性的錯誤言論，而非宗教本身。

理想左派與保守派彼此反挫、人們對言論的自我審查或要別人噤聲，已造成人們的慢性壓力和心靈創傷，更遑論鋪天蓋地自川普上台後，美國白人優越主義者的仇恨言論和肢體暴力，已帶來的社會失控。

海德特就建議，美國要終止認同政治的社會動員。因為透過種族、宗教、性別認同來動員的過激行動，已造成美國的極化。當人們過度鞏固某種身份認同，必然會激起另一群人的威脅感，讓對方也販賣起仇恨來動員自身的群眾。

但浸淫在意見與價值極化、在科技與社群互動頻繁、道德光譜平行的世界裡，我們對於公共事物的討論能怎麼更有品質，而不是用道德直覺，爭個你死我活？

仇恨言論，很難被言論自由所保障。但在非暴力或沒有釋放仇恨言論的前提下，當我們遭遇不同道德直覺、對立的意見時，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出意識型態的回聲室，在聆聽那表相的聲音／訴求之外，也挖掘那些發聲源／道德直覺源自何處？

走出意識型態的回聲適用各種群類。部份白人在過去幾年累積的憤怒，渴望重拾他們的言論自由，這個訊息已漸漸被正視（不就選出了川普總統嗎）；但這無法抹滅白人長期壓迫少數種族與宗教的事實，特別當不少進步主張已成社會主流價值，仍佔有較多利益的白人，如何反思壓迫的歷史也同等重要。

狹隘的道德光譜，拯救不了黑暗，仇恨言論則會加深社會走出黑暗的時間。對立的煉成無比快速，共識的煉成卻需要漫長的包容與理解，歷史重複輪迴告訴我們這個道理。而民主國度裡，共識的煉成，遠比想像中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