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有群孩子一出生就是法律的透明人。他們真實生活在這個土地上，但在法律意義上卻是不存在的人。其他孩子有健保、定期打預防針，他們沒有；其他孩子上小學、中學，他們也不能享有同等權利就學，甚至記者採訪當下，能看見的只有被社會局開案安置的小孩。這些僅是冰山中的一角，而更多不知身處何處的孩子們躲藏在黑暗角落裡，持續等待見到陽光的那一天。
「抱抱，抱抱。」小雨的請求掛在空中沒人回應。
他伸長了手，搖搖晃晃地往欄杆邊走去，圓滾滾的大眼睛掛著長長的睫毛，視線跟著大人的每一個動作，極度渴求能注意到自己。
楊婕妤推開門走來，俐落地一手抱起小雨，另一隻手拿奶瓶餵奶，長長的黑髮披散在憔悴的臉龐，不時有嬰兒朝她爬來，就像無尾熊抱緊尤加利樹，攀住她不放。
「大概5、6年前，我們才接觸到比較多移工媽媽跟小孩。」餵完小孩喝奶，楊婕妤將手掌拱成杯狀輕拍嬰兒背部。隱身在台北市一隅，這裡是她創辦的「關愛之家」婦幼部，過去10多年一直是愛滋寶寶的城堡，收留受母親垂直感染的愛滋寶寶，但隨著醫療進步，孕婦可以透過服藥阻斷病毒，不再傳給下一代。
於是，關愛之家的愛滋寶寶少了，經過時代流轉，反而喚來近百位的移工媽媽與小孩。
「有人需要幫忙，我不能拒絕。」因為一句「不能拒絕」，楊婕妤接納一屋子受疾病、國籍污名的人，60歲的她投身照顧愛滋病人超過30年，收容移工孩童只不過是這8年間的事情。原本「關愛之家」接受移民署專勤隊的委託，安置等待遣返的移工媽媽與小孩，人數卻逐年升高，看著屋裡移工孩童越來越多，她也想過是否該減少收容。
本來僅是被動地少量收容，後來卻成為移工媽媽在異鄉的娘家，這個轉折，發生在6年前的某個夜裡。她接到一名自稱在梨山工作的逃逸外勞的電話，劈頭就說自己快要生產了，能不能來接她？楊婕妤回：「我給你地址，你搭計程車過來吧。」過了幾天，一直沒看到這個媽媽，她不放心地回撥電話問：「孩子呢？」對方回：「沒了。」「沒了是什麼意思？」楊婕妤要再追問時，話筒的嘟嘟聲切斷所有疑問。
後來輾轉知道，那個媽媽撞車讓自己墮胎，楊婕妤一直覺得小孩是自己害死的。她的得力助手，也是婦幼部主任蘇素倫說，從那天起，楊婕妤沒有拒絕過上門求援的移工媽媽。
通常讓她們搭計程車來，再幫忙支付車資，如果媽媽真的沒辦法來，蘇素倫就跟楊婕妤搭檔開車去接，「最遠去過台中山裡，我也會怕，對路況都不熟。」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楊婕妤曾遇過印尼媽媽把小孩留在門口就離開。
年輕的女性移工來台工作，她們也有七情六慾，在台灣交男朋友，懷孕了卻遭到男方拋棄。30歲的印尼媽媽Amy來「關愛之家」已經4個月，她將3個月大的兒子小星星放在一張嬰兒搖椅裡，像是打節拍地前後搖動，「我需要一點時間賺錢，等存到機票錢我就會帶他回印尼。」她給自己的期限是一年，在這段時間裡她要賺到繳納逃逸外勞的罰款，還有母子倆的機票與等待遣返的生活費。
小星星已經3個月大了，聽到媽媽的聲音會睜大眼睛張望，並露出甜蜜的微笑，他的未來卻不同於雙眼的光芒，因為，他生下來就是無國籍的孩子。
在國籍為「屬人主義」的台灣，即便在台灣出生，移工小孩也不能取得我國國籍。如果小星星沒有隨同母親回到印尼而留在台灣，那他就會成為「台灣單方面認定是印尼籍」、但實際上卻是「滯留台灣的無國籍」小孩。
據2015年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全球有超過一千萬無國籍人，而逾期居留的外國人所生之子女，是近年無國籍兒童的主要原因。
桃園的「古墓女童」是代表案例，兩年前曾引起媒體大幅報導。8歲的女童玲玲因父母貧困，一家三口住在祖墳一年半，而母親逃逸外勞的身分，讓玲玲成為幽靈人口，只能靠著母親教她簡單注音。最後這名母親為了解決女兒就學問題，主動向警方自首，最後兩人都遭到遣返。
在這起事件之前，前監察委員沈美真已經關注到這群移工媽媽和小孩的命運。她在2012年撰寫調查報告時就發現，這些如幽靈般存在的孩子們，不會有人通知他打預防針、也不會有人提醒他該上學，他們是法律上的透明人，「這樣的小孩就算被殺掉也沒人會知道，因為連辦死亡登記都不用啊。」沈美真說。
而台灣到底有多少無國籍的孩童？政府也無從掌握。自從沈美真的調查報告發佈後，政府部門為掌握非本國籍新生兒的狀況，研擬了一套新的出生登記流程。
新生兒出生後由醫院先通報國民健康署完成出生登記，再由國健署分別將本國籍新生兒資料轉給戶政司，非本國籍新生兒則是轉給移民署。接著由各縣市專勤隊員訪查非本國籍新生兒家庭，若父或母其中一方為逃逸外勞，則加速辦理出境流程，將父母及小孩遣返母國；如果父親不詳、母親失聯，則小孩交由各縣市社會局協助安置，直到尋回生母為止。
台灣的移工人數突破60萬，其中女性移工約33萬人。儘管勞動部重申立場，懷孕生子是基本人權，於是取消女性移工入國工作前的妊娠健康檢查，而且她們同樣受到《勞動基準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應享有產假與育嬰假等福利。但實際上，女性移工們都清楚，懷孕就會被仲介以其他名目終止勞動契約，等待遣返回國。我們不斷訪談並詢問，勞動部回覆目前並不清楚在台灣，是否有帶子工作的女性移工？更別說人數有多少？
然而，在第一線的專勤隊員眼中，這份作業流程卻充滿漏洞。醫院只需在7日內進行出生通報，等待國健署移轉資料至移民署，再發公文至各縣市專勤隊，通常耗費兩週以上時間，「等我們到現場，媽媽早就離開了。」專勤隊隊員小蔡（化名）解釋，這些移工媽媽大多是逃逸外勞，擔心會被遣送回國，通常不會留真實的資料，「依我們的經驗，10件通報裡大概有7、8件都是假資料，後續我們也查不到這個媽媽跟她的小孩。」他說。
「只能等到她願意出面自首，或是想帶孩子回去了，我們專勤隊才能掌握小朋友的情況。」小蔡總結經驗，這些移工媽媽自首的時間也呈M型波峰，有的一懷孕想儘早回家，第一時間就來自首，「有的很會拖，拖到小孩5、6歲要上學了才出來。」
被媽媽帶走的小孩，可能就此跟著逃逸移工母親四處躲藏打黑工；而有些孩子則一出生被遺棄，母親把他們留在醫院，或托給友人照顧，接著不知去向。
這些母親失聯的孩子，若被通報到各縣市社會局，社會局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第22條規定介入，協助安置並辦理社會福利、醫療及就學等權益保障。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2015年全台14個縣市，有50名無國籍的移工孩童需要被安置。
桃園市社會局的資深社工督導方翊英回憶，2014年桃園市的無國籍兒少個案突然增加至16人。最理想的情況是小孩沒有出生證明且父母親資料不詳，那麼小孩可當棄嬰處理，經國人領養後取得國籍。但是，實際情況通常是母親在醫院生產後離開，留下的資料僅國籍可考，其餘姓名、電話、地址皆為假資料，那麼小孩被視為非法停留的外國人，需等待專勤隊尋獲生母後一同遣返。
只是，沒人知道「尋獲生母」需要多長時間。按專勤隊員小蔡的經驗，「不會躲的，兩三天就被抓到了，會躲的可能20年都找不到。」
無聲的等待中，桃園社會局每個月付給機構一個孩子的安置費用約兩萬塊，而這些小孩通常需要長期安置，對於有限的地方社政資源無疑是項負擔，「我的兒少保預算是固定的，這筆經費要照顧我們本國籍孩童，當非本國籍的孩童越來越多，就會吃掉這筆預算。」方翊英勉力苦笑著解釋。
無國籍孩童的安置已經成為全台社政系統最關切的議題。
由於移民署不能收容孕婦及孩童，如果專勤隊遇到懷孕移工個案，在正式遣返前通常會找民間單位協助收容。台北清真寺的馬良棣長老就是移民署長期合作的對象，他租下和平東路一層樓，收留等待遣返的移工媽媽。
馬良棣向我們解釋，印尼移工9成篤信伊斯蘭教，因為伊斯蘭教法嚴格禁止墮胎，其罪等同殺人罪，多數印尼媽媽都會生下小孩。不過，伊斯蘭教同樣禁止婚前性行為，因此每次接回這些移工媽媽，他會大聲斥責「你們都違反了我們的教法。」然後又奔波在移民署、安置所和印尼駐台辦事處之間，為她們遞件申請回國的旅行文件。
如同父親的愛，總是不善表達，這群收容的移工媽媽甜膩地喚他馬爸爸，是她們在異鄉的支柱。馬良棣支付了她們在台大部分的費用，包含她們生產的費用和小孩的機票錢，8年間他協助逾50位移工媽媽返國，花費超過300萬，卻拿不到政府一毛錢補助。當政府引進逾60萬移工，這群移工媽媽與小孩，也成為台灣丟不掉的責任。只是，政府看待她們是違法者，責任只能外溢由民間承擔。
「反正我跟我太太生活還過得去，只要她不說話就好了。」馬爸爸笑著說。當他協助安置的人數增加，他擔心這些移工媽媽在原本的屋子住的太擠，打算在中永和再租透天厝，作為第二號安置所。馬良棣已經60多歲，前年才剛從一場大病中恢復，身邊親友都勸他退休，「我怎麼能退，我退了她們怎麼辦？」支撐馬良棣的往前走，是小時候祖母的教誨：只要有回教徒需要幫助，不管哪個國家，只要你能伸手拉他一把，真主都會看見。
兩年前的初春，新竹市的行道樹添上新綠，應是充滿希望的季節。苗栗聖方濟育幼院院長周明湧卻疾走在新竹署立醫院的走廊，他隔著嬰兒室的玻璃窗望著一名女嬰，她的臍帶剛脫落，身上還有血絲，在保溫箱裡香甜地睡著。她是逃逸外勞生下的小孩，只知道媽媽是印尼人，生產後就離開醫院，新竹市社會局緊急找來周明湧協助安置。
周明湧為她取名Ophelia，取自聖經中「仁愛」的篇章，冀望她的一生能被充滿愛地照顧著。然而，被遺棄的故事，不會有童話般結尾，註定生命經歷跌宕起伏。
周明湧親暱地喚她「歐妹」，出院第二天就接回育幼院照顧，牆上貼滿小歐妹的成長照片，周明湧記得歐妹第一次會爬、第一次開口叫他，他帶歐妹去過屏東海生館過夜，也抱著她嘗試攀岩、溯溪。2歲的歐妹長得漂亮，微卷的頭髮和一雙玻璃珠似的大眼睛，性格上更是令人心疼地貼心。保母回憶：某次他的手受傷打上石膏，不滿2歲的歐妹趴在他身邊，用小手輕輕拍著說「呼呼」。
周明湧看著歐妹熟睡的臉，經常忍不住想像她的未來。歐妹的母親是印尼籍的逃逸外勞，國籍上應該是印尼人，無法取得我國國籍，也不能按我國的收出養法規被出養，但是，她又需要尋獲生母辦理相關手續才能取得印尼國籍。在等待的時間漩渦裡，她是透明的無國籍人。
如果她長到國中，某天突然找到她的媽媽了，她就必須和陌生的母親回到印尼，該怎麼辦？如果她18歲了，育幼院不能繼續照顧她時（按規定，機構只收容18歲以下孩子），她還是無國籍人，變成國際間的人球，又該怎麼辦？想到這裡，周明湧不敢再想，拉著照顧她的兩名社工，從年初開始，三個人下班後分頭研究國籍法，經常忙到11、12點才離開育幼院，終於在5月份將修法倡議書寄給立法院各黨團。
周明湧開玩笑說：「我們應該是全台第一個育幼院轉作倡議團體的。」才40出頭的周明湧，戴著細框眼睛，臉上總堆滿笑，只有談起歐妹時聲量會不自主加大，「我們眼睛只看到一個歐妹，但是台灣移工一直在增加，這樣孩子的比例一定會上升，我想到的是歐妹以後的孩子該怎麼辦。」
他想知道現在台灣有多少孩子和歐妹一樣，社家署回覆各縣市安置的非本國籍兒少有50人。但是，《報導者》記者獨家取得一份官方資料，近5年非本國籍新生兒中，無法取得合法居留證的人數至少300人，這些小孩多是父母親不在身邊的無依兒童，應由各縣市社會局協助安置。
記者詢問兩份數據之間的巨大落差，社家署副署長陳素春認為，即使母親行蹤不明也不代表這群小孩需要協助，萬一小孩真的需要幫助，都能夠請國人找各縣市社政單位協助安置機構或寄養家庭。
但是按目前規定，這群移工孩童的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都需由社會局開案才能保障。因為參與健保就醫需以居留證為前提，移民署目前同意以專案形式，核發「暫時居留證」給予等待尋獲生母的移工孩童，不過需要社政單位介入開立個案；至於就學權益也需要各縣市社會局行文至教育局，以寄讀方式讓小孩入學，等待取得正式居留權後再補發畢業證書。
聯合國兒少權利公約第7條規定：「兒童出生後應立即登記，並自出生起有取得姓名與國籍的權利。」且兒少權利保障不因兒童父母或監護人的種族、膚色、性別、語言或其他身分背景的不同而有任何差異。依據英國邊境局資訊，只要居於該國年齡5歲至16歲的兒童，不論移民的身分如何，都應該接受完整的義務教育；即使採嚴格血統主義的日本也規定，母親若為外國人在日本境內產下子女，仍有義務向戶政事務所申報出生，學齡兒童即使家長非法居留，教育局仍會通知小孩接受義務教育。
「我以為天賦人權應該是一出生就有的權利，怎麼會是孩子出生後，還要大人一個個找，然後拜託政府給他權利。」周明湧很急，他擔心這些孩子在政府互踢皮球的時間裡，不知不覺就長大了。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少科長王惠宜也很急，她在今年5月份一口氣安置了8個孩子，突然明白有更多孩子是政府沒掌握到的，「你不要看那50個被安置的孩子，不是解決50個孩子的問題而已。」她也希望能放寬國籍法，在下班後撰寫政策白皮書寄給政務委員。
許多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等待， 但孩子不能等。 他的骨骼正在形成， 血液正在生成， 心智正在發展， 對孩子我們不能說明天， 他的名字是今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智利女詩人，194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已經很難再去追問，那些母親們在異鄉生下小孩，又冷冷地把孩子遺棄的舉動，是嫌棄、還是無奈。這些小孩正在長大，他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只希望和普通人一樣地長大，周明湧盡可能讓歐妹像普通的孩子一樣，獲得完整的愛。
父親節那天，他帶育幼院的孩子到金山的海邊遊玩，夕陽餘暉印成金色海面，歐妹在海邊玩的一身濕，周明湧蹲下來幫她擦去臉上的海水，不知情的人看到這畫面，都會認為這是對幸福的父女。
「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有那一天，歐妹長大要結婚了，我能不能牽著她的手，把她交給下一個人。」周明湧突然嗚咽，始終講不完一句話，他一直在想：我該怎麼交給另一個男人？對方的家庭會不會看不起她的身分？「每次想到這個，我就會覺得一定要幫這個孩子取得她應有的權益。」
2017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SOPA） 【卓越人權報導獎—二獎】《無國籍的移工小孩—『沒有名字』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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