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執行長張淑慧的社工生涯裡，有一位女孩境遇最令她牽掛，「孤女中的孤女」，她這樣形容一位因無國籍而飄泊不定、只能寄人籬下的女孩蒂蒂（化名）。

「我就像一抹幽魂，飄蕩在台灣上空。」張淑慧曾經看過蒂蒂日記裡寫下這句無奈的心聲，但誰也幫不了蒂蒂的忙。蒂蒂在滿18歲，即將脫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基本權益保護時，仍舊是無國籍狀態。此後，她真的就像一抹幽魂一樣，張淑慧再也沒有見過她。

蒂蒂的故事是這樣：印尼籍的移工媽媽將襁褓中的她托給隔壁鄰居阿嬤，從此消失無蹤。阿嬤邊等邊養，漸漸地有了感情，也捨不得把蒂蒂送到警察局去。雖然兒子媳婦反對，阿嬤依然待她為己出，家裡多了一個黑戶小孩。

台灣為屬人主義，媽媽是印尼籍的蒂蒂，照理應歸為印尼籍。但因生母失蹤無法辦理印尼國籍，依台灣現行規定，她也無法被阿嬤收養歸化為台灣人。

沒有國籍、沒有戶籍的她就像一個透明人般，未出現在政府的任何紀錄上，隨著蒂蒂長大，健保、就學等問題也隨之而來。當蒂蒂到了該上學年紀卻收不到入學通知，阿嬤只好求助政府，蒂蒂的情況才曝了光。

蒂蒂運氣很好，遇到願意留養她的阿嬤並被通報到社會局，因此至18歲前，她可以暫時保有兒少基本權益，但因沒有台灣國籍，無法辦理台灣戶籍。十幾年來，蒂蒂只有外交部每隔一年就要換照的「外僑居留證」，能證明「她」存在於台灣這塊土地上。

即便上學，但蒂蒂沒有學籍，只是以「寄讀」身分就學（不會有畢業證書）。張淑慧描述，寄人籬下的壓力讓蒂蒂自小壓抑，即使因膚色不同被同學欺負，也不敢吭聲，是一個極度缺乏自信、寡言的女孩。

在家中，蒂蒂也沒有家庭的歸屬感。她被規定不能與「家人」同桌吃飯，每一頓飯，只能等阿嬤把飯菜拿進房間。對阿嬤的孫子來說，蒂蒂不是家人，只是一個「寄住的人」。

她的生命只剩下阿嬤，她不敢再多要求什麼。阿嬤幫她準備什麼她就用什麼，她從來沒有零用錢、沒有漂亮髮飾、沒有零食、也沒有任何奢侈品。

「人生而有基本權，可是她不認為她有人權，她不認為她有班上發言的權利，她也不認為她有擁有快樂的權利，她也不認為她有看病的權利、花錢的權利，因為那些根本不是她的。」張淑慧忍不住嘆氣，蒂蒂永遠是班上最乖、最安靜的女孩。

張淑慧說，蒂蒂曾經跟社工提過她很喜歡Hello Kitty，這是第一次她主動提起有喜歡的東西，從來沒有裝飾品的她，好喜歡Hello Kitty的蝴蝶結。「她也覺得Hello Kitty很像她，因為她沒有嘴巴、沒有聲音、是不能講話的，跟她一樣。」

畢業季到來，蒂蒂看著身旁的同學們熱烈討論大學生活，她卻只能選擇就業，因為沒有戶籍無法繼續以寄讀身分上大學。在校成績優異的蒂蒂，卻因身分無人敢聘用，最後只能選擇沒有勞健保、不用身分證的低等勞力工作──幫餐廳熬湯。因為無國籍的限制，她無法擁有更好的工作、追求自己的夢想。

讓張淑慧最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次接觸到阿嬤的時候，阿嬤正想盡辦法幫蒂蒂介紹男朋友。

「這囝仔唯一的出路，就是嫁後台灣人，不然台灣人永遠不會承認伊系台灣人。」阿嬤語重心長的說出這句話。她已經試過所有辦法了，就只剩下這條路可走。（編按：要取得台灣國籍很困難，除了以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外，就只剩投資移民一途。但投資移民所需要的資產條件並非蒂蒂可負擔。）

張淑慧不知道滿18歲結案，後來失去消息的蒂蒂究竟在那裡過著什麼樣的人生。但假設，她真的嫁給台灣人了，她會怎麼教育她的小孩呢？這些無國籍兒童所生的孩子會怎麼看待台灣社會呢？張淑慧提出了這些沉重的問題。

「因為資訊不足，他們沒有表達意見的機會，這群無國籍小孩身上看不到任何兒童人權。」

張淑慧認為，除了小時候缺乏權利，長大後他們也會面臨身分認同、文化適應等困境。一路上走過來，孩子的心理健康在不同時期都會有很嚴重的問題，繼而影響他們對待這個社會和自己的方式。

當蒂蒂從小到大都已經習慣基本權利被剝奪、忽略，不管身分認同和求職都遇到挫敗時，她要怎麼正確學習當個媽媽去教育下一代？如果連從小就被社工介入輔導的蒂蒂都面臨這樣的問題，更何況是那些沒有被發現的無國籍孩子？

「我們都忘記了最後會產生一種惡性循環，你今天怎麼對待這些孩子，以後他們的孩子就會怎麼對待國家。」張淑慧說。

「隨著現代全球化的進展，跨越國界移動的人口增加，在此情況下，個人的國籍問題亦漸趨複雜化。由於移居到國外的人、移動頻繁的人、跨國婚姻的人增加，漸形複雜的國籍問題亦成為切身的現象。」

今年8月才剛出版《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一書中，已歸化日本藉的華僑作者陳天璽以自身「無國籍」的經驗撰寫了這本書，除了訴說自身無國籍身分所帶來的種種困境外，她也走訪日本，發現在日本也出現許多因外國籍移工增加，所誕生的無國籍兒童，例如菲律賓籍移工和日本人所生的「Japanese-Filipino Children」（JFC）。

移工社會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因為政策與法律缺漏而成為無國籍的例子。

在台灣也是如此。

有別於「屬地主義」，台灣《國籍法》是「屬人主義」，新生兒的國籍是跟隨父母，如果外國籍的女性移工在台灣生了小孩，不肯立刻帶回母國，在台灣極有可能成為無國籍孩子。

最幸運的狀況是，女性外籍移工與台灣人生下小孩，只要生父願意認領，經法院認證親子關係，孩子就可以取得台灣籍。但萬一女方在母國有婚姻關係，卻與台灣人生下小孩，則必須請原本的丈夫聲請「否認親子」的訴訟，證明孩子不是他的，才能讓台灣生父認領。

第一線社工最怕遇到「父不明、母親為外國籍，但行蹤不明」的棘手狀況。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今年6月統計，在台灣行蹤不明的逃逸外勞人數已經達到5萬2千多人，其中女性佔了一半以上。如果這些女性在逃逸的狀況下在外懷孕生子，為了生存，孩子只能跟著媽媽上山下海打零工，根本無法擁有教育、健康保障的機會。

究竟還有多少沒有從黑暗中走出的孩子？目前無從得知。

而在台灣《國籍法》未修改，沒有其他通法解決這些孩子身分卡死的狀況，目前多半靠各機關以「開設專案」的方式，在法律的夾縫中替孩子找到短暫權宜的保護辦法。

現年2歲的歐妹，正一步步走上蒂蒂一樣的命運。歐妹的媽媽是印尼逃逸外勞，在醫院生下她後，隔天就拋下她失蹤至今。 

歐妹現在被安置在聖方濟育幼院內，擔任兒少社工多年的院長周明湧接觸歐妹這個案例後，才驚覺台灣竟有如此大的兒少漏洞。

「我關心兒少這麼久，竟不知道有這麼大的漏洞。」周明湧激動的說，當他發現歐妹的狀況在國內竟然只能走「專案」，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政府都已經應付過幾十個專案，還不修法？」他與幾個夥伴開始著手研究法規，發現目前法律並沒有明定怎麼處理，像歐妹這樣父不詳、母親行蹤不明的無國籍兒童。

「雖然我們看到的只有歐妹，但我其實看到十幾個可能已經長大的孩子，他們更沒有歐妹的時間可以等待。」周明湧認為，兒童人權一出生就該重視，不應該因為不同國籍就有差異。孩子因為沒有選票，往往不被重視。他們也無法自己發出聲音，必須要靠他人將他們的處境說出來。

周明湧說，當他看著一天比一天還活潑的歐妹用圓滾滾的大眼睛看著他，他總會忍不住想像她的未來。

雖然她可以就學，但沒有畢業證書怎麼辦？一旦她滿18歲沒有法律保障後會怎麼樣？

他最擔憂的是，假設歐妹在就讀國中的時候，媽媽被找到。根據法律要隨媽媽一同遣返，但自小生長在台灣的歐妹要如何面對人生地不熟的「母國」，還有那個素未謀面的「母親」？

許多未來將面臨的問題困擾著他，對周明湧來說，歐妹是個活生生的「人」，並不是一個「個案」。這個人可能會因為一條法律的修改，讓她的未來整個改變。

於是他召集夥伴、徹夜研究撰寫草案，試圖推動「國籍法第二條修正案」，未來若父母有一方身分不詳、且有一方行蹤不明的無國籍兒童，經社政單位開案半年後，就可以代表該兒童進行剝奪親權的相關法律程序，繼而歸化國籍、收出養。

而目前修正案送進時代力量黨團內討論，預計下個會期開公聽會。

在《國籍法》沒有修正之前，周明湧仍積極在現有架構中尋求一線生機。

最有可能的突破方式就是走《國籍法》中的「特殊歸化」條文，假設兒童為國人的養子女，就可以有條件歸化成台灣人。換句話說，若讓歐妹被台灣人收養，她就可依父母國籍而自然取得台灣國籍。

看似容易簡單的方法，執行起來一點都不簡單。

因為收出養關乎一個孩子的未來，姓氏、父母、國籍都可能因此改變，必須慎重處理。因此未成年人想被收養通常要有「生父母的同意書」、「收養契約書」、「評估報告」等文件。

但對於母親行蹤不明的孩子來講，要找到生父母談何容易。

負責歐妹的新竹市社會局，經過約一年多協尋歐妹母親未果後，經由新竹地方法院遞狀給法官希望改判監護權。法官審理後，依《民法》第1094條：「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改判歐妹的監護人為新竹市政府，並停止母親親權。

歐妹成為台灣第一個無國籍兒童被改判親權的案例。

停了母親親權後，歐妹目前正透過媒合機構尋找收養人，成功後理應就可在沒有取得生母同意下辦理收養程序。

但是根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收養的成立及終止，必須依照被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雙方的本國法，也就是說歐妹雖沒有國籍，但因為生母為印尼籍，如果要被收出養可能還是必須依照印尼的法律程序走。

問題是台灣目前並沒有印尼收出養法律的翻譯文件，也不知道印尼是否有收出養相關規定。

長期致力於關心兒童及少年權益，目前任職台北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法庭的法官蔡坤湖觀察，其實要透過政府拿到各國收出養法規應該不難，但問題是「誰要去做」？目前外交部並無翻譯法條的服務，只能靠民間團體或是申請人自行找人翻譯，再提交給法官。

但大多數法官為求謹慎，不能完全採信自行翻譯的文本，文本還是必須由外交部認定。「這樣每個個案就很麻煩，因為各國收養制度的翻譯沒人做，即使是社會局要自己找人翻譯都有難度。」蔡坤湖建議，未來如果中央做好這樣的翻譯，就可以應用各縣市，不用每個個案都要重頭來一次。

若歐妹未來順利找到收養人，最後的審判結果仍端看法官的決定。

既然收出養是無國籍兒童獲得國籍的唯一出路，為什麼蒂蒂的阿嬤不能直接收養她呢？為什麼歐妹已經被改判親權了但無法被收出養？

不管國籍法或戶籍法，牽一髮而動全身，商議刻不容緩。最終政府要決定的是，面對跨國婚姻頻繁及大量移工湧入的台灣，未來的人口政策該怎麼走。

許多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並積極提供建議給政府。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科長王惠宜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的觀察是，孩子的數量愈來愈多，沒有減少。不要只看那50個被列管的小孩，不是解決那50個就好，會有源源不絕的小孩冒出來。」王惠宜認為，台灣的解決辦法其實很狹隘，就覺得送回母國就好。

當更高的層級沒有正視這件事情由前端下手，而是由後端的社會局一直補漏洞，根本是治標不治本。

「他們就是等同於我們啊，呼吸一樣的空氣。他們就已經活在這裡，不好好處理他們，就會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王惠宜難掩激動表示，當孩子是在不被期待的狀況下生下來，父母親又疏於管教、放任小孩，都會造成孩子很嚴重的身心創傷，「不只影響這個小孩，也會影響下一代。」

針對這個問題，王惠宜說目前行政院已經請移民署商議，後續會看研議結果，再決定是否要開會討論。

蔡坤湖認為，未來政府應該以兒童最佳利益來考量未來無國籍兒童的國籍政策。「在《兒童權利公約》已經國內法化的前提下，如果政府能在《國籍法》中附帶特殊的屬地主義，讓某種情況下出生的小孩能夠獲得台灣國籍，會比較符合兒童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所稱的兒童，當然不限於台灣籍，所有在台灣的兒童不論有無國籍、任何國籍，都應該受到保護。」他舉例，就算是台灣小孩在美國、歐洲也都收到同樣保護。在美國，即使是非法偷渡的小孩，他們也會特別保護，甚至讓媽媽也留下來照顧孩子。

或許，當我們還在思考是否要分享資源，而政府還在為了國籍問題而糾結時，許多生活在台灣的無國籍的孩子可能只想問：「我很愛我居住的國家，但國家到底愛不愛我們呢？」對土地產生感情、對珍惜的人產生依賴，其實不管有國籍或無國籍之人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