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桌幾乎都是蔬食的宴席上，茹素的葛若鄰（Caroline Gluck）沒動多少筷子。她說她從小就對食物格外挑剔，餐桌往往成為與母親拉鋸的戰場，直到上了大學，終於能確保所有進到嘴裡的都是她滿意的。

但事情並未就此盡如人意，因為現在葛若鄰從事的工作，很多時候根本沒辦法讓她吃好睡好。

今年53歲的葛若鄰來自英國北倫敦，目前擔任聯合國難民署（UNHCR）駐伊拉克資深新聞官，受訪前3天剛離開駐地巴格達。當地，聯合部隊正與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伊拉克北方大城摩蘇爾（Mosul）激戰，爭奪控制權。

有戰爭的地方，就有無家可歸的人，有難民的地方，就是聯合國難民署執行任務的地點，諸如修建難民營、提供庇護，也需要專業新聞官報導當地最新的難民處境和他們的故事。

為了安全起見，在伊拉克的國際組織基地都設置在巴格達「綠區」（Green Zone）。綠區周圍由3.7尺高的T型水泥牆保護，出入安檢高度嚴格，所有人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控制，而且只要一出建物，就必須穿戴標準裝備包括安全帽、防彈背心；另外也不准人們在外頭行走，如果要到哪裡，必須搭乘武裝車輛。

因為有任務在身，葛若鄰約莫每週會出門一趟，到離巴格達約3、4個鐘頭車程的難民營訪查，因此有機會四處走走，與難民聊天透個氣。問她不覺得危險嗎？她說庇護難民的地點離最熱的戰火前線有段距離，因此新聞官的工作風險可說比身處衝突前緣的戰地記者來得低些。

不過，「有時候，其實是沒有來由的堅信。你就祈禱自己不會在錯誤的時間點出現在錯誤的地方。」葛若鄰說。畢竟去那邊的目的是為需要的人提供援助，如果一直擔心東、擔心西，根本哪也去不了，也沒有辦法幫助任何人，「所以，你只能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縮小風險，小心行事，然後就十指交疊祈禱吧。」

工作風險雖稍低，但並不因此減損報導帶來的影響。前陣子葛若鄰收到一封email，寄信人是住在英國的伊拉克人，聽到她在廣播節目上分享，提到聯合國難民署目前很難在伊拉克取得更多土地來建造難民營，寄信人轉告家人後，他父親決定捐出伊拉克的土地供難民使用，葛若鄰大受感動，「這讓我覺得非常謙卑，只要繼續做（報導），人們不時就會聽到，然後做些決定，造成影響、造成改變。」

葛若鄰在綠區的宿舍看起來像個大型貨櫃屋。住宿區的牆裡牆外堆滿整面沙包，每個房間裡只有一個小方型窗，待在室內幾乎見不到太陽，問她豈不是有點像戰地牢房？她笑說沒那麼糟，住過最糟的地方其實是特種行業的紅燈區。而且，當聽到連巴黎或比利時都會發生爆炸，她覺得目前待的地方說不定是世上最安全的區域。

對葛若鄰來說，生活上最不方便的也許是當地難買到任何新鮮蔬果，食堂提供的蔬菜也少之又少。所以每次回巴格達前，要是旅途不遠，葛若鄰的行李箱必會塞滿新鮮蔬果或是她喜愛的芝麻菜，可能再加罐花生醬或幾塊起士。

走過80多個國家，葛若鄰回想，最難以讓素食者生存的恐怕是南蘇丹。她記得2010年底來到南蘇丹，報導國際樂施會（Oxfam）在當地計畫執行的情況；南蘇丹因為連年內戰和部落之間的暴力衝突不斷，人們長年四處躲槍砲，糧食、乾淨飲用水和基本衛生習慣都很缺乏。

在南蘇丹2個星期的葛若鄰，每天每餐都只能以當地某種蔬菜泥裹腹，到後來即使真的很餓，她再怎麼逼自己也吞不下盤裡的東西。她也記得，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那段日子，一切毀壞、物資匱乏，進入災難現場後每天只能咀嚼穀物棒供應身體所需能量，別無選擇；後來她暗自發誓，未來幾年再也不碰這玩意。

提起海地，葛若鄰那雙棕色帶點琥珀綠的眼珠子頓時濕潤起來。「海地對我來說，像是留在身體上的一道傷疤，」她伸出手臂比劃切口，「每次提到都觸動我許多情緒。」已癒合成疤的傷口，至今仍隱隱作痛。

2010年是葛若鄰任職國際樂施會新聞官的第2年。她大學畢業後便投入新聞事業，曾任英國公廣集團BBC駐金邊、首爾和台灣的記者，在媒體待了20年後，眼見產業景況日趨低落，她發覺自己被每日新聞纏身，再也沒辦法好好深入報導人的故事，2008年便抓緊機會進入樂施會，為人道救援機構貢獻新聞所長。海地大地震發生後第3天，她和同事便從海地鄰國多明尼加共和國乘坐巴士來到現場。

她記得，死亡的氣味比影像先一步傳到腦海。

「一股濃烈且令人作嘔的詭甜氣味佔滿了鼻孔和肺部。」她在台灣剛出版的新書《三點半後不收屍：人道救援工作者的全球行動紀事》裡寫著，然後才看到躺在地上僅用布遮蓋起來的屍體。

地震倖存者全身沾滿白色粉塵，在城市中無力地遊走，顯然被突如其來的災難嚇到迷茫恍惚，身旁的建築物看起來像是被哪個生氣的小孩隨手撕爛的玩具，四處傾頹，舉目瘡痍。

「每天，人們都會對你求救，你只能說，『救援快來了、快來了』，但救援總來得不夠快。」葛若鄰的聲音略微沙啞。地震襲擊海地首都太子港，打垮國家的神經中樞，運輸和通訊均斷線；原已是西半球最窮困國家的海地，陷入混亂。

在海地的每一天，當地巨大的傷痛籠罩著葛若鄰，夜晚也因耳畔總迴盪哀戚人聲及祈求上蒼保佑的宗教歌聲，難以成眠。

她看到，每個人都掙扎著讓事情快點運作起來，但又非常困難──缺貨車、缺汽油，物資難以運送，分發用水、組織人們也需要智慧，而且一切均需花上不少時間。但隨著美軍接管、國際資源湧入，散落一地的齒輪總算一點一點接合回來。

地震發生後2年，葛若鄰再次回到海地，希望這次旅程可以作為某段極困難時期的「終結」，幫助她把前一次的感受留在過去，然後繼續向前。懷抱著如此心情，她與幾位老面孔重逢，其中一位是瑪格麗特（Marguerite Ulysse）。

地震後兩天，瑪格麗特在充作避難營的足球場上產下了小女兒；當時他們全家如同其他受災戶，房子倒塌，一無所有。2年後，當初在斷垣殘壁中出生的小女娃已經2歲大，瑪格麗特的大女兒回到了學校上課，她的丈夫則找到了工作，正在受訓，一家也搬進新建的臨時居所。

「我去找瑪格麗特的時候，她看起來如此快樂，她對我們伸出的援手是如此開心。」葛若鄰心底以為，人們會對國際組織感到憤怒，會責怪他們為什麼沒多做一些，會質疑為什麼即使這麼多資源進來了，生活卻幾乎沒有改變。直到見到瑪格麗特散發著自信與希望的臉龐，她才寬心，確信從搭建難民營、供水及衛生設施等緊急方案，到偏向長期的扶植中小企業、提供婦女訓練課程等作為，確實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儘管這些改變零散細碎。

災民生活情況看似局部好轉，但整體復原進展仍過於緩慢。時隔兩年，數以萬計家庭仍待在國際組織設置的難民營內，失業或未依照專長就業的比例高達70％，也因為沒有收入而無法找到其他落腳處，連總統府都還是棟2樓震垮、圓頂歪斜的危樓。

不幸的是，今年10月初，海地又遭逢颶風馬修（Hurricane Matthew）侵襲，造成超過500人喪生，17萬5千人無家可歸，災損高達20億美金。更諷刺的是，2010年地震後來到海地協助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意外帶進海地人完全沒有抗體的霍亂，潛伏的致命細菌隨著颱風重創後缺乏乾淨飲用水而迅速擴散，疫情全面爆發。

才剛從前次災難泥沼中掙扎著起身的海地，如今又被重重推倒在地。

葛若鄰不諱言，在海地那段時間，國際組織受到許多批評。包括為什麼救援這麼慢才到？為什麼當人們顯然需要幫助，還需要一一評估所有人的狀況，找出最需要幫助的人？這也是她從記者角度思考時，腦中會冒出的疑問，直認為應該及時把幫助送到所有需要的人手上，刻不容緩。

但當現實是交通中斷，是資源有限而難民無數，救援組織必須依照人道救援綱領指認出誰是救援目標，設下提供救援的最低標準門檻，清楚算出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難民營等不同大小單位每天應獲得多少公升的乾淨用水，試著做到公平。

身為組織面對媒體疑問的新聞官，葛若鄰試著給出一些答案，試著盡可能呈現事實本來面目，盡可能誠實以對；但當一日將盡，各家媒體根據各自新聞議程設定決定報導角度，可能是帶著開放心胸平衡報導，可能原本目標就是批評、踢館，也非她能掌控。

葛若鄰自認記者DNA已經深入體內，這也是樂施會、歐盟人道救援署（ECHO）、和聯合國難民署任用她的原因，希望借重她的專業，做出會讓新聞機構感興趣的報導，讓更多新聞跟進。不過從單兵作業或是跟攝影合作即可發稿的記者，到成為人道救援組織新聞官，稿子從自己決定即可，到需經過縱向和橫向部門層層審核、修改、簽署同意後才能放行，著實讓她花了一番工夫才適應。

「有時這讓人很沮喪，因為人們總是想改稿，而且不見得有好理由。」葛若鄰認為，她是記者，她才是最明白故事的人，原本的故事就是以她認為最佳的方式寫下來了；她可以接受對方提出有信服力的原因並據此更動內容，但不能接受因為寫作風格等問題來改稿。

另外有些時刻──當她待在非常糟糕的旅館，當電話線路不通，當她的相機壞了，當她的電子設備出問題，當天氣超級炎熱而她還得跟其他人擠在一起──「我就會想，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

但每當葛若鄰開始採訪，她就重新恢復活力。身為一名新聞記者，總是希望待在事件發生的現場，而她的工作也總引領她前往災難熱點國家。譬如索馬利雅飢荒現場、東西非糧食危機現場、辛巴威匯率大跌面臨經濟危機時等；許多國家備受考驗的時刻，她都在現場。

而且，相較於為媒體工作時打帶跑的行程，與一地的人事物連結不得不淺薄，如蜻蜓點水般帶過，葛若鄰當新聞官之後，在一地起碼待上15天，更能深刻了解當地動態，甚至與當地人成為真正的朋友，發展出私人連結。她說，採訪過程中遇到好多不可思議的人，能夠聆聽他們的故事並傳達給其他人，讓她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譬如葛若鄰在約旦的時候，遇到一位敘利亞難民女性。她在大馬士革大學（Damascus university）唸英語系，因為先生在敘利亞面臨生存威脅便一起來到約旦，後來因為需要大學文憑方便日後求職，即使已經懷孕，仍獨自一人回敘利亞完成學業。

葛若鄰說，逃出敘利亞的旅程很不容易，她出來之後竟又獨自帶著身孕回去，對她的勇敢感到非常震動。每次葛若鄰途經那座難民營，都會回去看她，聽聽她的近況。

問葛若鄰，這股記者魂到底從哪來的？她翻出陳年往事。她的父親從事報紙、雜誌等印刷工作，葛若鄰從小跟在父親身邊嗅聞著油墨和紙張的氣味，上學後自然而然選擇參與編輯學校報紙刊物，也一直相信著自己未來會當記者。

不過葛若鄰沒料到，明明對文化藝術領域比較感興趣的自己，明明大學時在時尚雜誌《柯夢波丹》（Cosmopolitan）實習的自己，後來會成為新聞記者，而非時尚編輯。問她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她淺淺笑說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她向來不做職涯規劃，有什麼機會來到眼前，她覺得有趣或辦得到就抓住，僅此而已。

就像跳了差不多10年的騷莎舞（Salsa），是她在BBC派駐台灣期間，陪朋友去上舞蹈課，後來覺得這些跳舞的人怎麼這麼開心，也跟著學，沒料到愈跳愈有興致，最後成為她多年來最重要的腦內啡和幸福感來源。

學會騷莎舞後，當葛若鄰初抵陌生國家，雖然絕對避免把自己一人丟進女人容易備感威脅的場所，譬如酒吧，但她總會想辦法找到一間騷莎舞俱樂部，放心的跟同樣純粹來享受舞蹈樂趣的陌生人一起轉圈，進行有氧鍛鍊，順道結識新朋友並融入當地社群。她眨眨眼說，「你知道，有工作以外的熱情，很重要。」

我們可能以為，總是涉足苦難國境又懂得跳舞放鬆的西方女子，當如電玩《古墓奇兵》裡的女主角蘿拉一般，身材高挑、肌肉結實，但眼前的葛若鄰，身高目測可能不到一米六，身型嬌小到差不多可以套進Ｓ尺寸的衣物──這也是為什麼她來台灣的時候總會挑幾件牛仔褲或衣服。

晚餐前走在永康街，葛若鄰特別拐進街角一間古著店。她說，走遍全世界後，她在台灣找到了另一個自己──原來，有位定期在店裡寄賣二手衣的小姐，每次拿來的衣服或鞋子，葛若鄰穿上都剛好合身、合腳，讓她直呼那位未曾謀面的小姐根本是她的分身。

這些買來的衣物，若是躺不進行李廂，就會被送往葛若鄰在柬埔寨的住處，「人們去柬埔寨後，要不愛上它，要不厭惡它；我屬於前者。」曾在金邊擔任駐地記者的葛若鄰，脖子有條戴了快20年的七彩石頭項鍊，宛如她的幸運項鍊，便來自柬埔寨。

葛若鄰與柬埔寨結下的緣要從1991年說起。那年她剛加入BBC World Service部門，正逢柬埔寨掌權者與19國代表在巴黎簽下和平協定，聯合國之後將接管柬埔寨，直到1993年中全國大選結束。從1976年赤柬掌權進行恐怖統治、屠殺人民，到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境內烽火連年，人民苦不堪言，直到1991這一年，戰火終於熄滅。

葛若鄰在英國不斷撰寫柬埔寨相關新聞，於廣播頻道播出，在撰寫過程中深深迷上這個國家的歷史；她對自己說，有機會一定要親自去看看。她最先趁著休假機會跑去柬埔寨，半年後申請到柬3個月短期工作，之後更進一步申請外派。

開始為樂施會工作後，她選擇柬埔寨當作基地（home-base），並在當地租了間公寓，存放她的書籍和雜物，這塊私人小天地也是她完成第一本書《三點半後不收屍》的地方。

南方國度也許熱意薰人，但對討厭英國冬天、一對到冷氣風口就開始猛打噴嚏的葛若鄰而言，總往溫暖或酷熱的第三世界去，彷彿打從骨子裡注定。她說，已經對旅行上了癮，只要待在同個地方數月，又沒有隔一兩週出差到現場看看，她便會焦躁不安。

即使頻繁的移動和親身經歷苦難，讓她與活在安穩現世中的朋友失去交集話題，感情生活也只限於「游擊式戀愛」，並在情勢緊繃時由於對人的判斷常會出錯而使關係無疾而終，但她知道，為了記錄下人在非常時刻，展現出最殘酷的臉孔和最良善的故事，她還是會在路上，一直在路上。這是挑剔的她選擇嚥下的佳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