繃緊的空氣，連心跳聲都聽的格外清楚，海關通道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幾位台灣的海關人員盯著我的中華民國護照， 然後異口同聲的說：「不行喔，妳沒有簽證，所以無法入境。」

我站在原地，對著「國境」另一頭不安的父母親大聲喊著：「我不能入境。」

這是發生在我大二那年的春天，我和父母親前往菲律賓參加華商會議，回程日本時過境台灣，媽媽對我說：要不要順便回台灣見見大哥。到了台灣之後，爸媽很順利地入境了，我卻被擋在國境之外。

之前我都說是回台灣，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想回也回不了。媽媽在海關另一頭安慰我：那好吧！我打電話給二姊，讓她去羽田機場接妳。

就這樣，爸媽進了台北，我在桃園機場大廳等候下一班飛機回日本。到了羽田機場的海關，我拿著無國籍的證件進去，日本的海關看了證件，又抬頭看看我，把我的外國人登錄證收過去，接著把我叫進一個小房間說：妳現在回台灣吧。

剛才台灣不讓我進去，現在我回到日本，我是有日本永久居留證的人，妳叫我回台灣？海關說：「妳的永久居留證過期了，妳就是不能進來。」

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被夾在國與國的邊境之間，體驗了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感受。我那時感覺自己像一粒灰塵，每個地方都要把我掃出去，沒有人需要我。

那是我第一次實際感受到，哦，原來「無國籍」這三個字是這個意思，沒有一個國家需要我，也沒有一個地方我可以回去。

混亂的思緒跌入過去，想起我為什麼會成為無國籍呢？

我的父親出生於中國的黑龍江省，母親則來自湖南省，他們在國共內戰的時候離開大陸到了台灣，我的5位哥哥姐姐都在台灣出生長大。50年代，父親拿到獎學金赴日本留學，隔幾年，他在橫濱中華街找到工作，橫濱華僑也希望他留在日本，於是母親帶著5個孩子赴日，一家7口在7個半塌塌米的公寓展開新生活。

我出生在1971年，隔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跟中華民國斷交。我們家面臨國籍的選擇，到底是入日本籍？還是要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但是，我的父親出生於東北的地主之家，外公則是國民黨的軍人，所以他們才在國共內戰時離開中國大陸。因為這層背景，我的父母親沒有選擇這些國籍，我們家因此變成「無國籍」。

從小，我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例如，年滿16歲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都要申請外國人登錄證。我第一次拿到登錄證時，上面寫著我是無國籍，我就問我爸爸：我為什麼是無國籍，我們不是中國人嗎？

他跟我說了一些外交上面的事，當時的我還不能夠了解。最後我只記得父親說：妳就挺著胸，妳要有自信，走到外面人家就會認識妳「陳天璽」。

上大學後，因為我讀國際關係，經常需要出國，出國旅遊需要攜帶好幾個證件，像是中華民國的護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的僑居民旅遊證，還有日本發給無國籍人士的再入國許可書。從小，因為無國籍的身分需要填寫表格，我被訓練的很會處理文書作業，而且只要按部就班申請，出入國並不會受到阻礙，因此，即便是「無國籍」我也不以為意。

直到大二被堵在國境之外的那場意外。那份強烈的委屈，事發後我仍不敢跟朋友說，況且我也覺得沒人能體會這種感覺。在那之後，我只想快點離開日本，我認為我之所以有這些被歧視的經驗，全是因為我生活在排外的日本，如果能到民族大熔爐的美國，可能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所以我就留學到美國。

取得博士學位後，我不想回日本，想到一個新的地方重新開始。我想到聯合國工作，可能到那裡我就不必顧慮國籍的問題，所以我應徵了聯合國。

到了聯合國面試，面試官問：妳是日本人嗎？我說，不是。他再問：那妳是中國人嗎？我說，實際上我沒有中國國籍，面試官說：那妳到底是哪裡人？

我說我是無國籍的。他說，我想聘用妳，但我們需要聯合國會員國國籍的人才能聘用，妳先去辦個日本籍，再回來跟我應徵吧。當時我發現，即使聯合國也不能包容我這個無國籍的人。

那次的挫敗，觸動我心裡最深的傷疤。突如其來的無力感，竟是20多年累積的挫折砌成的。

高中時，我知道自己與身邊的同學不同，想要融入班上卻又做不到。因為，我一直藏著祕密，我不敢讓別人看到我的身分證件，即使身邊親近的朋友，我也不讓她們知道我是無國籍。

上大學申請留學獎學金，卻因「無國籍」而四處碰壁。所有的獎學金條件都有國籍這一項，發給日本人的獎學金僅限「擁有日本國籍者」，發給外國人的獎學金，則需要提供證明身分的文件。

到美國參加新生酒會，大家都以「where are you from?」取代問候。可以翻譯成「妳從哪裡來的？」，也可以是「妳是哪國人？」之意，我總以「 I am Chinese.」輕鬆帶過，狡猾地迴避了國籍的問題。

從小因為無國籍受到歧視，我告訴自己，我必須比別人加倍努力，未來有天能憑藉自己的專長，活躍在國際的舞台上。沒想到這些年的努力，在聯合國門前竟是不堪一擊。

我要面對自己一直不敢去碰的無國籍問題。我開始研究全世界無國籍者，去過很多國家聆聽他們的故事，然後把這些故事都寫在一本書上。

逾期居留的外國人所生子女，在最近成為無國籍兒的主要原因，代表案例是小安德烈。他在1991年於日本醫院出生，母親據說是居住在日本的菲律賓人，生產前她委託一對美籍的牧師夫婦收養腹中的孩子，生產後數日，小安德烈的生母拋下他出院，從此行蹤不明。

安德烈的出生登記上，沒有父親的資料，母親僅聽說是菲律賓人，因此他的國籍被登記為菲律賓。這對美籍牧師夫婦依照約定照顧小安德烈，某天，他們要帶小安德烈回美國度假，前往菲律賓大使館辦理護照，結果，菲律賓政府拒絕發照，並回覆：如果生母不親自出面，提供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證明小安德烈是菲律賓國籍，菲國政府無法發行他的護照。

最終，日本政府認定其為菲律賓國籍，但菲律賓政府不願發給國籍，小安德烈在互踢皮球的情況下成了無國籍。

日本的國籍法採屬人主義，出生時父或母是日本人才能取得日本國籍，但是國籍法中亦提及，若「在日本出生，父母均不詳」的情況下，孩童可取得日本國籍。因為這條規定，小安德烈的養父母提出確認國籍的訴訟，他們主張小孩的父親不詳，也無法確定母親的身分，因此應被認定為日本籍。

經過4年纏訟，最高法院最終判定小安德烈為日本國籍，日本舉國譁然。在安德烈事件之後，日本社會也開始關注日籍父親與外籍母親「私生子」的國籍問題。

許多來自菲律賓的女性到日本從事表演工作，她們大多在俱樂部或酒吧當陪酒女郎，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日本男性與菲律賓女性所生的小孩急遽增加，這些小孩被稱為「JAPANESE-FILIPINO CHILDREN」。當父母未婚生子，這些小孩的國籍也會有問題，安娜就是這樣的孩子。

她的媽媽是菲律賓人，爸爸是日本人，她在日本出生長大，但是她的父母沒有結婚，安娜是所謂的「私生子」，母親沒有把她的出生報給政府，所以她就成為無國籍。

在安娜8歲的時候，警察逮住她的媽媽，準備遣返她們回菲律賓時，才發現安娜是法律上的透明人。安娜回到菲律賓後，一句菲律賓話也不會說，突如其來的壓力，讓她一下子瘦了8公斤。

無國籍者的生命故事，經常勾起我深埋的記憶。過去我每每被無國籍的問題困擾時，總是哭著入睡，若能像我一般哭到把枕頭都弄溼，然後睡一覺又醒來的傻大姊個性，那也還算是幸福的。在我接觸的無國籍者中，日日為此所苦而誤入歧途，或精神上承受巨大壓力而罹患精神疾病的大有人在。

因此，我在2009年成立一個非政府組織「無國籍網絡」。一方面希望給予無國籍者支持力量，取得國籍的路相當漫長，我要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有許多無國籍者同樣在路上；另一方面，我這幾年到處去演講，希望讓大家知道無國籍者是如何生存的。

無國籍者經常被誤會成是非法的人，可是就因為有國籍制度，才會產生無國籍的人。像我從小到大沒犯過法，我是因為外交關係、安德烈是被生母遺棄，而安娜則是因為國家國籍法的衝突才變成無國籍。台灣無國籍孩童的情況和日本很相似，只不過日本比台灣早了10年，這些無國籍的小孩都長大了，我們今年才處理一個無國籍的女孩在日本上大學，協助她取得居留證也幫她募集學費。

這是全球都在發生的故事，我希望大家能更理解無國籍者，給他們自信。不管我是什麼國籍，我的名字「陳天璽」是在前面的，而不是我的國籍代表了我；我的朋友認識我，是承認我這個人，而不是因為我的國籍。

其實，在流動頻繁的移民時代，國家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不過，我們的國籍法卻始終僵固。反而，無國籍的人像一面鏡子，讓大家知道我們的國籍制度有些缺陷，也讓我們去反思，到底我們的國籍制度合不合乎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