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秋天，俄羅斯反對黨──亞博盧黨（Yabloko）的黨魁謝爾蓋・米特羅欣（Sergei Mitrokhin）競選議員，選舉當天，他在自家所屬的選區投給自己一票，他的家人也在這個選區投票給他。開票過後，果不其然米特羅欣落選了，他自己也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在自家所屬選區獲得的票數是「零票」，投給自己的那一票消失無蹤。這是前KGB（蘇聯國安會）探員普丁（Vladimir Putin）主政下的俄羅斯，有選舉，甚至還有「假的」反對黨、「假的」NGO，扮演批評當權者的角色但永遠不會越過普丁設下的界線，還經常表示他們的忠誠愛國。

新形態的獨裁者彷彿整容大師，能將表面整得和健全民主國家差不多，這就是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所說的「獨裁者的進化」（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獨裁者2.0、3.0已和史達林不同，容許選舉制度，並善用它。南美洲的查維茲（Hugo Chávez）透過選舉以及公投，消除所有的權力制衡機制，創造出一個權力無限擴張的政府。他任內讓委內瑞拉幾乎每一年都處於選舉年，在選舉造勢狂熱中，多數人會忽略使他們日子難過的真正原因，成為一股易被煽動的盲流，四處衝撞，不知往何處去。

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投票記》是《盲目》續作，《盲目》的原書名是「關於失明的散文」，和「關於清晰的散文」（《投票記》原書名）為對稱，盲目與清晰，在薩拉馬戈的世界裡從來都不是二元對立的截然劃分。一座城市裡明眼人突然眼瞎，像傳染病似地一個傳一個，在經歷彷彿失樂園、地獄變的文明理性崩毀之後，倖存者又一個一個恢復視力，《盲目》的結尾寫道：

「我們為什麼會失明。我不知道，說不定有一天我們會知道。⋯⋯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失明，我認為我們本來就是盲目的。盲目卻又看得見。看得見卻不願看見的盲人。」

《盲目》，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著，彭玲嫻譯，時報出版

薩拉馬戈式的「盲目」有個很特別的設定，眼瞎後並不從此進入一片黑暗世界，而是像待在永無止盡的白晝裡，「他們在腦中已自有一盞過分明亮的燈，明亮使得他們瞎了眼。」睜眼瞎子更像是一種心因性盲目，薩拉馬戈說：「最糟的盲人是不想看見的盲人，這是偉大的真相。」軍人開槍，因為服從而盲目；密告陷害他人，因為恐懼而盲目。滾輪裡如小白鼠的社畜是盲目的，只需要繼續往前跑，服膺時代進步與GDP指數的上升，汲汲營營於生計，對政治冷漠，從來不需要真正的看見。

在永晝裡盲目，人們得不到休息，睡著也像是醒著，醒著像是在夢遊。這一抹刺眼的「白」，薩拉馬戈很巧妙地將之延續到《投票記》，成了一張張空白選票。第一次投票是個暴雨天，右派政黨得票13%，中間派政黨獲得9%，左派政黨獲得2.5%，其餘超過總投票數70%都是空白票。當局可以臨時延長投票時間，也可以說第一次投票不算。第二次投票是個豔陽天，空白選票不減反增，超過8成。決定出門投票與否的不是天氣，而是無聲的集體意志。空白票像是從水面下發動攻擊的魚雷，「白」成了「白死病」，成了禁忌的語詞，「一樣東西若是沒有名字，就不會真的存在」，空白的紙成了沒有顏色的紙，白色毛巾成了牛奶色的毛巾，那場全國盲目被遺忘4年後又被提起，為了連綴由官方所定義──新型態的盲目。

就顏色而言，破壞選舉制度總是連帶著「黑」：暗地裡不能見光的賄選、黑箱作業，或者投票時突然停電。「白」是射進黑箱裡的一道光，堅持投出空白票的空白人在書裡沒有具體面目，薩拉馬戈不描繪這些角色，輪番上場的是臉譜化的官員群像，一群依然盲目的人，偶爾他們在謊言裡也會夾藏著實話：「投空白票和前一次的盲目一樣，是一種破壞性的盲目，要不就是一種清晰的視力。」；「4年前我們瞎了，我現在是在說，我們可能仍然是瞎的。」

《投票記》，喬賽．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著，彭玲嫻譯，時報出版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4年前戳破日常景觀的那一場「盲目」，讓人退化為獸，置身於極端處境，當他們再度回復為人，他們知道真正的看見是一種需要學習鍛鍊的能力，而非與生俱來，是「一種清晰的視力」。並未學到教訓，只是封存禁忌語詞的當權者，4年後依然是瞎的，投進黑箱裡的空白票，被當局視為汙染，讓首都進入緊急狀態，宵禁、封鎖、關閉電影院等場所，禁止任何人進出這座「白死病」城市，設計車站爆炸案傷及無辜，並發動媒體鋪天蓋地宣傳「你們『再度』失明了」。

失明的究竟是誰？當局執著於不計代價要找出空白票的罪魁禍首，所以看不見真正在眼前的人，空白人為這些猶然不願睜眼的人所做的是，為其點燈，流光似水形成一條光之河，是整本書中最美麗的場景：

當車輛沿街行進時，建築物正面一個個亮了起來，從頂層一路亮到底層，由提燈、檯燈、聚光燈、手電筒點亮⋯⋯每扇窗都大大敞開並且亮著光，亮出了一條洪水一般浩大的光之河，由白色火焰製成的水晶增殖繁衍，指出了道路，照亮了背棄者的逃生路線，好讓他們不致迷路，也不致走岔了路。

《投票記》用了一個典故，《新約聖經》的〈使徒行傳〉，掃羅原本迫害基督徒，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遇到耶穌顯靈，之後短暫失明，有信徒將他治癒，他眼中「有鱗片立刻掉下來」。落下的鱗片是結痂已久的偏執，人出生在世從一雙嬰兒澄澈的眼睛，逐漸變成宗教迫害者、種族主義者、對弱勢他者的壓迫者⋯⋯，鱗片一層層蒙蔽視線，薩拉馬戈教我們還可以「向內看」。《盲目》裡唯一沒瞎的醫生太太（也是《投票記》中的代罪羔羊）「蜷縮起眼睛，向內看，更進去一點，更進去，更進去，進到腦中，讓眼睛觀察腦的內部，觀察那個無法用肉眼看出盲與不盲差別的地方。」

向內看，鱗片剝落，第二次睜開眼睛。在1977年的桃園縣長選舉，原本為國民黨籍的許信良脫黨參選。在40多年前處於肅殺氛圍的戒嚴時空下，作票頻傳，黑箱重重。許信良想出以監票對抗做票的方法，他借來無數雙群眾雪亮的眼睛，果然當天持續傳來民眾監票時發現選務人員撕毀選票的消息。憤怒的人們將中壢分局層層包圍，向警察局丟石頭，把玻璃窗砸得一片不剩，人群密密麻麻彷彿螞蟻雄兵，一輛輛警車被翻得底盤朝天，黑色甲蟲難得露出脆弱的肚腹，最後火燒警局，史稱中壢事件。

「群眾的拳頭，像雨點一般地落在警察的小圈子上，警棍和拳頭互有斬獲。然而雙方的眼神顯得有些恍惚，動作都非常生硬，非常彆扭。拳頭沒有握緊，警棍也打不結實，好像雙方都是從來沒打過架的人似的。群眾似乎還在猶豫，像警察這樣之威權，真的是打得的嗎？而平時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裡的警察，在初次面對團結而憤怒的群眾時，也有了一份不可克服的畏懼。」

（編按：本文由時報出版提供，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