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有時會使用革命的語言，但如帕克斯頓所說，他們「都是受國家元首之邀才出任政府首長」，而國家元首之所以這麼做是「聽取文武幕僚的意見之後，合法行使自己的正式職責」。1923年希特勒曾在巴伐利亞籌備叛變，希望在慕尼黑奪權，當作進軍柏林的踏腳石，但後來被捕，坐了一年牢。那次之後他決定競選官職，不再用違憲的方式奪權。這麼做不是因為他轉而相信法治，而是認為仰賴日漸強大的號召力似乎才是可靠之途，獨裁統治可以留到日後再說。

戰勝的協約國1919年強迫德國接受嚴苛的和平條件，再加上192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率，以及之後的嚴重失業問題，都讓希特勒1919年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在1920年代得到立足之地，但20年代下半經濟得到某程度復甦後，他們仍然只是一個邊緣政黨。這種局面在1929年10月華爾街崩盤後改變。這個衝擊使得德國銀行收回給企業的貸款，到了1932年每3個工人就有1個以上失業。希特勒的政黨是這場經濟危機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在1928年的國會選舉拿下12席和2.6％的選票。1930年9月的國會選舉更增加到107席次，得票率18.3％。納粹黨一躍成為議會第二大黨，超過6百萬人投票給它。

希特勒的主要立傳人伊恩．克索（Ian Kershaw）提出了一個概括性解釋，不只適用於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有些時候，政治人物再也無法溝通，也停止理解他們本來應該代表的人民──這代表一個政治體制走到了危險關頭。威瑪時期的政黨政治人物在1930年就很逼近那一點。」

兩年後，希特勒的聲望仍然有增無減。年老的威瑪共和國總統也是陸軍元帥馮．興登堡的7年任期即將結束。他再度參選，另外還有希特勒和共產黨領袖恩斯特．泰爾曼。興登堡在第一回合投票沒拿下過半數，希特勒居次，但第二回合他拿下37％的票數，超過1千3百萬人投票給他。由於票數很高，希特勒相信自己有資格坐上總理的位置，即掌握大權的政府首長，但興登堡斷然拒絕了他。（興登堡之所以能拿下多數票，部分要感謝社會民主黨貢獻的票，因為興登堡雖然保守，但顯然還是比希特勒好。）

納粹在1932年的運氣有好有壞。那年的7月和11月都舉辦了國會選舉，納粹11月拿到的票比夏天少了2百萬。興登堡以為自己聰明地利用了納粹的弱點，因此最後答應讓希特勒擔任總理的要求，並在1933年1月底完成任命，但刻意讓希特勒周圍的人都是保守派，而非法西斯主義者，相信這樣就能約束他的權力。

希特勒心裡卻有別的盤算。1933年2月27日國會大廈被燒毀更幫了他大忙。

這件事是意外，是荷蘭某個社會主義青年的個人行動，希望藉此刺激德國工人挺身反抗右翼政府和資本主義。希特勒卻趁機把縱火案怪在共產黨身上，並開始打壓共產黨員，連社民黨員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也遭殃。

1933年3月5日，在充斥著恐嚇的選舉中，納粹黨拿下將近44％的選票，新國會的647席有288席被他們拿走。共產黨雖然被殘酷打壓，許多共產黨員和社民黨員被打甚至被殺，但共產黨的得票率仍逾12％，社民黨也有18％。然而，這時納粹不只成了第一大黨，也因為跟保守派結盟而成為國會多數黨。事實上，他們甚至不需要依賴後者的支持就能掌權，因為納粹讓當選的共產黨議員都無法就職，這些人不是被捕就是逃跑。國會在衝鋒隊（SA）和親衛隊（SS）這兩個組織的恐嚇下，只有社民黨的94票反對授權法，其他441票都贊成，這等於把權力從國會轉移給納粹黨。（重要的是，中央黨──戰後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前身──原非納粹的盟友，卻也投下贊成票。）到了1933年夏天，超過10萬共產黨員、社民黨員和工會成員被捕，連官方都估計「拘禁期間死亡的人數達600人」。

早在1933年，希特勒就在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的幫助下煽動全國一同抵制猶太商店和企業，排擠猶太人（根據「種族」而非宗教所定義的猶太人）對文化和教育造成全面的影響。1934年，5,000名大學教師中約1,600名因為本身是猶太人或反法西斯而遭到免職。除了有上級的鼓勵，底下也充分配合。學生在加速讓猶太裔和反納粹教授被開除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被愈來愈多人吸收。希特勒畢竟「有過人的天賦：靠口才打動群眾的魅力」。

希特勒的很多追隨者都渴望他獨攬大權，如今他得以往那個方向更快速邁進。阻礙他完全掌權的一個因素是，保守勢力可能跟軍隊結盟，尤其有些資深軍官愈來愈擔心納粹黨的武裝組織衝鋒隊（即SA，共450萬成員）過於自大。他們不但逮捕、毆打、殺害猶太人、共產黨員和社民黨員，甚至在野心勃勃的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的帶領下爭取高於軍隊的權力。

希特勒的反應是選擇制裁衝鋒隊的領導階層。這不但是對軍隊的暫時讓步，也是他認為對自己有利的一步，因為他漸漸懷疑羅姆對他的忠誠。最後他派人逮捕羅姆並將他槍決。效忠希特勒的親衛隊原本地位低於衝鋒隊，如今地位翻轉，衝鋒隊最後「變成一個只從事軍事活動和訓練的組織」。

1934年7月希特勒跟衝鋒隊攤牌，同時間他也要處理來自不同地方的可能威脅。槍決衝鋒隊領袖跟槍決幾名受人敬重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同時發生，其中包括前總理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將軍及其妻子。然而，希特勒和戈培爾強調這麼做是要讓衝鋒隊服從紀律，兩人把這次清算解釋成阻止羅姆發動政變以及將德國推向不斷革命的英雄之舉。這套騙人的說詞讓很多德國中產階級信以為真，以為是希特勒拯救德國免於混亂。

不過，直到興登堡1934年8月初逝世為止，希特勒都沒有達成百分之百「元首國家」（Führer state）的願望。興登堡垂死之際，希特勒設法通過一項重要的憲改，規定總統一旦死亡，該職位就跟帝國總理合併。由於總統是軍隊指揮官，這就表示這項大權轉移給希特勒之後，他就會正式被稱為「元首兼帝國總理」。從那時候開始，他的專制傾向變得更為明顯，意識形態目標也更加清楚。雖然是自大狂，鼓舞希特勒的卻不只是對權力的渴望，他同時也「鼓吹不可動搖的信念」。他對歷史發展的種族詮釋，伴隨著歷史由「強人」主導的強大信念。

1934年時，一般人提到希特勒都稱「我的元首」，而他自己在跟大多數納粹領袖人物說話時都直呼他們的姓。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雖然當時還沒有出現「形象」這樣的字眼）上的心力遠比政策內容要多，只有他深深著迷的領域例外，例如消滅猶太人的影響力（最後變成消滅猶太人本身）、增強德國的軍事力量，以及外交政策。

納粹體制有一個重要的層面不能算極權體制，那就是其他許多政策的辯論都在希特勒之下的層級發生，下級會遵循他的大方針，做事盡可能合他的意。這樣反而增強了他的無限權威，雖然難以親近、無法預測的任意干預、冗長的獨白和對政策細節缺乏興趣的領導方式，很難造就有效率的政府。

希特勒討厭可能會出現批判性討論的內閣會議。1933年他還帶領著聯合政府，裡頭的保守派多於納粹黨，內閣一個月開4、5次會，直到夏季休會，但之後次數就少很多。他偏愛一對一會議，這樣才能掌握主導權，而且他嚴重偏袒某些部長。到了1930年代後期，內閣就不再開會，所有貌似聯合政府的成分都消失，體制內沒有人會懷疑元首才有最後決策權。希特勒決定聚焦的政策都由他跟他任意召來的人士商議後決定。

1936年，希特勒在德國的聲勢已經毋庸置疑。納粹在那年的選舉拿到將近99%的選票，雖然不少人是害怕投下反對票會下場悽慘才投給希特勒。儘管如此，這時候希特勒明顯已經得到德國大多數人民的支持。經濟復甦、人民對國家軍事力量重生的驕傲，以及全國普遍相信希特勒是偉大領袖，這些都是當時的政治實況。沒有人比希特勒本人更相信自己的天才。如克索所說，「那種不可一世──召來災難的傲慢自大──不可避免，並在1936年達到顛峰。」1938年初期，希特勒對奧地利獨裁者許士尼格說，「我已經達成了我的所有目標，或許已經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德國人。」

德國大眾對希特勒「由衷且廣大的支持」，一直延續到二戰中期。（他錯估外交政策為德國帶來禍害，也毀了自己。）納粹德國結合了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以及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所擁有的制度。

即使在戰火肆虐期間，希特勒的魅力漸漸消失之際，國家制度仍然維持運轉。然而，對希特勒來說，國家的主要目的是把一名偉大領袖推上最高權位並效忠於他。早在1920年他就公開說過：「我們需要一個天才的獨裁統治者。」有個地方上的納粹領袖讚揚希特勒是「比耶穌基督還偉大跟強大的新領袖」。希特勒本身的魅力、他1930年代結束前所創下的政績，以及德國最需要的莫過於一名強人領袖的集體迷思，都是百萬人為他著迷的原因。

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為，當「成功」跟「大眾的強烈喜好結合時」，就算是偉大領袖也往往變得驕傲自滿，導致他們「自以為地位崇高、才能出眾，其實不然」，也「因為自以為是而貿然採取許多魯莽、甚至毀滅性的冒險行動」。雖然希特勒的偉大是一種假象（煽動邪惡的能力除外），那也是肯定能掀起毀滅性冒險行動的假象。

專制統治確實遲早會刺激受害者站起來推翻政權（雖然暴力革命往往是另一種威權統治的序幕）。然而，即使是獨裁君主也無法只靠武力統治，因為他必須要能說服周圍的人（他的禁衛隊、軍隊將領或政治警察頭子），讓他們相信效忠他有利於國家或個人利益（更常是兩者都有）。

比杜爾哥年長一些的大衛．休謨（David Hum）認為，「要是一個暴君的權威完全來自恐嚇，就沒有任何理由要害怕激怒他。因為他身體的力量能影響的範圍很小，他進一步擁有的力量一定要奠基在我們自己的想法，或是其他人認定的想法上。」

因此，說服力和武力都是獨裁領袖不可或缺的裝甲。20、21世紀的獨裁統治者擁有啟蒙時代思想家想像不到的利器和媒體，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發揮極致的大規模群眾集會，到電子監控、廣播電視，甚至對傳送訊息的完全掌控。左右民意需要組織的幫忙，畢竟統治現代國家跟帶領18世紀作家所謂的「野蠻部落」很不一樣。撇開傳統君主不論，很多民主化時代的威權政府都覺得有必要製造民主的表象，包括其實沒有選擇的「選舉」，藉此作為政府得到人民支持的證據。一黨獨大的執政黨通常在安排這類選舉和動員選民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確實有證據顯示，有政黨撐腰的獨裁統治者比沒有政黨支持的個別統治者在位更久。政黨不只有助於動員，也能多少「約束政敵的野心，使他們效忠統治者」。

極權政權為了合理化執政黨和領袖對徹底掌權的野心，通常會描繪出一幅輝煌的前景，一個新的黃金時代，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鼓舞大批人民，蘇聯、義大利和德國就是如此。用來合理化極權和威權統治另一種較為普通的論點是，這樣能重建秩序，穩定政府。秩序之說很吸引人，因為一般人多數時候都希望有和平的環境，在穩定的社會中養兒育女。倘若有人告訴他們，不選擇獨裁政權承諾的「秩序」，就是選擇內戰和無政府狀態，而他們也相信，很多都會樂意或勉強支持當權者。

然而，這樣把「秩序」合理化有幾個根本的問題。

首先，大多數威權政權本身就不顧法治，訴諸暴力並拆散家庭，動輒逮捕、拘禁、殺害好幾萬人（如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甚至數百萬人民（如史達林統治的蘇聯或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造成大規模混亂。無論怎麼定義「秩序」，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離「秩序」再遠不過。

第二，這種政權因為不用對民間疾苦負責，因此也無能為力解決根本問題，只能壓下問題。當改革或革命終於發生時，問題往往已經變得更加棘手。

第三個問題跟大多數國家都是族群多元有關，威權國家也不例外。尤其在非洲，但中東也一樣，國界由帝國強權來決定，但帝國強權不太會考慮到地方或族群認同。如保羅．克里爾的觀察，「一般來說，在族群多元的社會中，獨裁者要靠自己族群的支持才能壯大」，而社會愈多元，「獨裁者的族群可能就愈小」。這會導致獨裁者在政治和經濟上偏袒自己的族群，資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強勢的宗教團體或族群手中。這麼一來不但會加深族群之間潛在的緊張狀態，也會阻礙經濟發展。

威權統治有助社會穩定不過是一種迷思。在已經確立的民主體制中，政府下台是正常且健康的事，不表示體制或社會產生危機。相反地，威權國家的政府若下台就代表體制出現危機。過去幾十年來，東歐自1989年的轉型，以及中東從2011年爆發的激烈動盪就是最好的例子。不久之前，民主領袖都能享受小康的安適退休生活。如今，很多民主領袖希望退休後能享受榮華富貴，靠自己的知名度賺錢。無論如何，他們的命運都迥異於墨索里尼（被槍決並倒吊示眾）、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舉槍自盡）、希奧塞古（跟妻子一起被槍決），或格達費（被反抗軍虐殺），儘管無可否認還是有很多獨裁者得以安享天年。

眼光遠大的偉大領袖，就是獨裁政權最難以動搖的迷思。這在專制政權比寡頭政權明顯，後者通常把重點放在執政黨的獨特洞察力和智慧上，而非個別領袖的特質。義大利文（Duce）、德文（Führer）和俄文（vozhd）的領袖所代表的意義，在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史達林執政時都產生改變。每一個都代表一個力量、理解力、洞察力超乎常人，而且愛民如子的領導人。

盲目的追隨者賦予領袖英雄特質，有時領袖本身甚至尚未標榜自己擁有這些特質。最顯著的例子是希特勒。他先是相信德國需要一個偉大英勇的領袖，後來沾沾自喜地發現自己就是那一個人。1920年代早期，希特勒還沒開始打造個人崇拜（有別於當時的墨索里尼），但追隨者卻已經聲稱他們「找到了數百萬人心的渴望──一個領袖人物」。到了1920年代末，希特勒相信他們是對的，納粹黨也開始完全聚焦在領袖身上。「對我們而言，」希特勒在1930年說，「領袖就是理念本身，每個黨員都只能服從領袖。」20世紀幾個大獨裁國家的領袖都曾不遺餘力地打造個人崇拜（雖然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有部分是在宣揚他的謙遜），但他們身邊也從來不乏助手和奉承者為他們發明超人神話。

獨裁政權要成功，很大一部分要靠領導人上台時的社會政治脈絡、想分一杯羹的追隨者、出於恐懼事情變得更糟的理由而讓步的菁英（如義大利和德國保守派是因為害怕共產主義才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合作），以及相信一個人能展現國家智慧的盲目崇拜。這些都是「情緒化的尾巴搖著理性的狗」的危險明證。這些例子是人類需要強人領袖這個假象的極致，也是個提醒我們的警訊，這類領袖所掌握的權力若不加以約束，有朝一日必會走向迫害和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