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壩從未如此出名過。這個無足輕重的小鎮，才剛設立第一個紅綠燈，連四川人也很少聽過這個地方，更遑論去參觀了，但現在阿壩讓西藏又變成頭條新聞的焦點。這裡成了世界的自焚之都，登上全球各大報紙的頭版。白皮書、國會聽證會、學術會議都熱烈地討論阿壩。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Gary Locke）試圖調查，並請求造訪阿壩，但他最遠只獲准到松潘（Songpan）。松潘同屬較大的阿壩州，但離阿壩鎮有160公里。

不止記者與外交官試圖進入，其他地方的藏民也為了自焚這個明確的目的而來。藏人把阿壩的主要街道（中國地圖上標示為302省道或洽塘路）改名為英雄路（Pawo Road，pawo在藏文中是英雄或烈士的意思）。為了不讓人進來，通往城鎮的路上裝了很多攝影機，以閃光燈拍下所有路過的車輛與乘客。坦克陷阱與鋼筋做成的高斜路障，封鎖了所有進城的入口，而且幾乎每個街區都有。穿插在三輪車與小推車之間的，是展現最先進防暴技術的車輛，充滿了未來感。一輛白色裝甲車上裝有攝影鏡頭，鏡頭可對準旁觀者。另一輛迷彩色的裝甲車上裝了機關槍。一輛車體很長的白色車輛，後面有個炮塔。裝上警用閃光燈的大巴士，載著人員展開行動。

2011年，中國的國內安全預算是950億美元，首度超越了國防開支。人權觀察組織的一份分析報告顯示，從2002年到2009年，阿壩州的「維穩」預算增加了6倍，那個金額約是四川省非藏區預算的5倍。

目睹自焚事件可能帶來人身風險。每起自焚案件中，至少都有6人被捕。許多人被捕是因為遺體問題引發的衝突。一旦有人自焚，旁觀的藏人會馬上衝過去認領遺體，舉行傳統的祈禱儀式與葬禮。如果自焚者還活著，他會被帶到一個安靜的避難所等死。關於垂死的自焚者在中國的醫院裡遭到折磨的恐怖故事時有所聞。

2013年12月23日下午2點，在麥爾瑪的行政中心，一位名叫貢確．車臣（Kunchok Tsetsen）的男子自焚。當時學校還沒放學，所以附近有些家長準備去接孩子。他們看到自焚者時，衝過去幫忙把遺體裝進一輛貨車。現場的監控攝影機捕捉到整個過程，所有介入的家長都遭到逮捕。一位曾是僧侶的人告訴我，那天下午他的妹妹去接女兒放學，因此遭到逮捕，被判3年徒刑。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壩的藏人對城鎮周圍的警戒線愈來愈不滿。警方用警戒線封鎖了賽寺附近的中石化加油站。他們只能用身分證買汽油。政府也禁止他們購買罐裝汽油或煤油，這對鄉下的藏人構成了一個問題：他們不常進城，需要囤積汽油或煤油；而且家裡沒電的人仍使用煤油燈照明。一位開小雜貨店的婦女出售煤油給僧侶，後來那位僧侶自焚了，導致那位婦女被捕。

然而，最大的不便是，阿壩的通訊幾乎完全中斷。固網、行動電話、3G都受到影響。從2011年到2013年，連從北京打電話到阿壩的政府單位都很困難。有段時間，警局與郵局還能上網，但之後也完全切斷了，不像中國多數地方只是遭到審查而已。這促成了一種全新的現象：網路難民。阿壩的居民必須越過邊境到青海省上網，那裡的網咖仍有營業。

商務人士（其中一些是中國人）呼籲政府官員恢復通訊。沒有電話與網路，經濟生活也遭到扼殺，但是當局堅持不恢復。既然無法阻止自焚，他們至少可以阻止大家發現自焚的消息。沒人傳播的自焚，就像森林裡倒下的樹一樣無人知曉。

事實上，阿壩發生的事情，幾乎都會被各種攝影鏡頭拍下來。藏人是喜歡嚐新的早期採用者──在摩托車與太陽能電板之後，他們最早買的東西是iPhone或三星的Galaxy手機。手機與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影機，拍下了許多自焚的影片並公諸於世，這是社群媒體時代的第一次，YouTube上有十幾支自焚的影片，每一支都令人毛骨悚然。在阿壩的自焚影片中，一位自焚者像火球一樣穿過一條昏暗的灰色街道。另一位自焚者抽搐著，像一張扔進壁爐的紙那樣皺了起來。那些完全遭到火焰吞噬的身體，最後縮得像孩童一般，整個碳化扭曲。最慘烈的是旁觀者的尖叫，那是一種尖銳的哀鳴，像動物被勒死一樣。

那些自焚者常在大家普遍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微信」上，留下告別的文字與影片。其中最善於表達的，是一位傑出的轉世僧侶：索巴喇嘛（Lama Sobha）。他留下一段9分鐘的影片：「我願把我的身體奉獻給光明，以驅除黑暗，使眾生免於苦難。」

2011年11月，一直有人請求達賴喇嘛對此發表意見，但他的聲明往往不太明確。「自焚需要勇氣，非常大的勇氣。但是，那樣做有什麼效果呢？」他告訴《BBC》，「只有勇氣是不夠的，還得運用智慧。」後來他解釋，他那樣說是為了勸阻自焚，但又不想因為譴責那種行為而冒犯那些自焚者的家屬。「事實是，如果我說一些正面的話，中國會立即指責我。」他說，「如果我說負面的話，那些人的家人會非常難過。他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並不容易。」

達賴喇嘛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那些以他的名義自殺的年輕男女，拿著他的照片，為他的長壽祈禱。那些自焚前發表聲明的人，大多表示他們希望達賴喇嘛回歸西藏。然而，自焚也是對達賴政策的一種含蓄反對。達賴喇嘛呼籲非暴力、耐心、與中國人合作，但那些呼籲都毫無效果。藏人藉由自焚，突顯出他的失敗。

西藏維權組織的處境也很尷尬。他們不能讓大家以為他們鼓勵年輕的藏人自殺，但自焚為早就從新聞頭條中消失的理念帶來了宣傳效果。

阿壩的藏人對國際事務不太熟悉，但很多人都聽過突尼西亞的水果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2011年，布瓦吉吉的電子秤遭到沒收後，他憤而自焚。結果，他的自焚引發了連串事件，最後促成了阿拉伯之春。不少藏人認為，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中國。嘉央諾布（Jamyang Norbu）是美國的藏族知識份子，也是能言善道的西藏評論家。2011年11月，他的部落格上寫道，自焚事件可能是：

「喚醒藏人採取行動的終極犧牲，就像布瓦吉吉的自焚把中東那些受壓迫的人民從數十年的恐懼、冷漠、憤世嫉俗、厭倦中喚醒了。」

自焚事件頻傳，使中國的領導高層陷入恐慌。那不僅僅是面子掛不住的問題，北京對於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獨裁政權的垮台繃緊了神經。年輕的中國人受到中東那些事件的啟發，在北京組織支援民主的示威活動。雖然只有少數幾個中國人敢出席，但國際記者團都參加了那些活動，並做了相關的報導。

中國的官方媒體展開攻勢，試圖挖掘醜聞，以抹黑自焚者。例如，新華社在一篇名為〈自焚真相〉的報導中聲稱，那些自焚的青少年成績不好，自殺是因為受不了競爭；一名自焚的婦女與酗酒的丈夫發生爭吵；另一位自焚者是因為偷了八千人民幣而感到內疚。新華社也聲稱，那位自焚的喇嘛與一名已婚女子有染。

一位僧侶告訴我，他的家人承受了極大的壓力，被迫表示自焚者患有憂鬱症。他認識一位妻子自焚過世的若爾蓋人，中國當局對那個男人說：「你應該說你的妻子是因為悲傷而自殺的。如果你這麼說，就可以獲得一筆喪妻的補償。」那個男人拒絕那樣承認，中國當局便以共謀致死的罪名將他逮捕。

截至2019年11月，共有156名藏人自焚，其中約三分之一是發生在阿壩及其周遭。其中30人是以前或現在的格爾登寺僧侶，他們大多來自麥爾瑪，其餘的幾乎都是來自安多與康（青藏高原的東部地區）。就連唯一發生在拉薩的那起自焚事件（發生在大昭寺前），也是來自阿壩的前格爾登寺僧侶。

阿壩的自焚事件為何高居青藏高原之冠，原因尚不明朗。阿壩並非中國統治下最窮的城鎮，其居民比其他一些地方的百姓富有。這裡的公共設施與基礎設施，也比青海省的許多藏族城鎮好得多。在青海省的許多藏族城鎮裡，汙水流經街道的露天排水溝，以前的牧民被迫定居在水泥屋裡。2011年，格爾登仁波切在美國國會委員會作證時表示，原因在於1930年代藏人遇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阿壩。

「這一區的人承受了一種特殊的創傷，造成橫跨三個世代的極度痛苦，這個傷口難以遺忘或癒合。」

在西藏的每家茶館、每戶人家、每個帳篷裡，都有關於自焚的討論，但大家通常是壓低聲音說。談論自焚，暗示著你握有第一手資料，那可能使你被捕。一位70幾歲的僧侶，住在阿壩以西10公里的一個村子裡，他的住所是在大風吹拂的山上。他告訴我，在某些情況下，佛教是允許自殺的。

「這完全取決於你的動機。如果有人這樣做是為了造福藏人，如果這樣做有助於達賴喇嘛回歸故鄉，如果這樣可以獲得歐美的支持，幫我們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那就是值得的，不是嗎？」這位僧侶有一個小他幾歲的親戚並不同意這種說法。她對於一位年輕人在附近的城鎮自焚感到難過。「他的父親雙眼失明，母親罹患肺結核，我們正努力提供一些食物與金錢來幫助這家人，但現在沒有人可以照顧他的父母了。」

這些自焚者讓藏人感到驕傲的一件事是，他們徹底接受了達賴喇嘛有關非暴力的教誨，所以他們不傷害別人，只傷害自己。

《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著，洪慧芳譯，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