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傾城而出，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司令部看表演。當時傳言，中共的軍隊要綁架西藏宗教領袖作為人質，一傳十，十傳百，達賴喇嘛所居住的羅布林卡外圍滿成千上萬的藏民，衝突一觸即發。

7天後，1959年3月17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離開西藏，開始一生流亡的命運。半世紀前達賴喇嘛的出走原因，向來眾說紛紜，中共官方與西藏流亡政府各持己見。達賴喇嘛像一枚正反兩面的錢幣，不是極度醜化，就是全盤神化，在李江琳這本書出現之前，一直缺少公允客觀的第三方說法。

現居美國的學者李江琳，2007年以來持續研究西藏流亡史，親赴印度和尼泊爾訪問將近20處西藏難民定居點、超過300位來自西藏三區的難民。李江琳訪問得來的大量口述史，佐以可靠文獻，細密織起達賴喇嘛驚心動魄的「出西藏記」。

1959年3月，達賴喇嘛的出走並不是一次偶發事件，戰爭有前奏，也有續曲，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一場不為外界所知的祕密戰爭並未因此結束。作者將場景從定點的拉薩，拉高到整個青藏高原。西元八世紀，藏密始祖蓮花生大師曾預言：「當鐵鳥在天空飛翔，鐵馬在大地奔馳之時，藏人將像螞蟻一樣流散世界各地，佛法也將傳入紅人的國度。」

一千多年後，中共駕「鐵鳥」、騎「鐵馬」碾過高原，藏人奮起抵抗，死傷無數、生者被迫離開家園，流亡印度、漂泊世界，預言就此成真。

1956年至1962年，中共解放軍打著「民主改革」的口號進入藏區，彷彿提前預演文化大革命。鐵蹄踐踏之處，寺院崩塌、經卷焚毀、藏族文明刨根，演變成一場浩劫。

「打仗死人太多，那裡的水幾年沒法喝」，藏人用這句話道盡戰爭的慘烈。中共官方版黨史對入藏時的血腥屠殺始終模糊焦點，企圖以「鎮壓武裝叛亂」、「肅清反革命分子」粉飾太平。一甲子過去了，這場戰爭仍未解密。在倖存者被迫緘口、流亡者無力發聲之下，真相逐漸模糊。 李江琳再次發揮「重現歷史」的縝密功夫，走訪數百位西藏耆老、解開軍方機密檔案，與中共官方出版資料比對，反覆對照與考證，塵封的過往終於從歷史深處一點一滴地浮現。

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二哥，家中五位兄弟只有他未出家成僧。有這樣一位活佛轉世的親弟弟，嘉樂頓珠跌宕起伏的人生際遇，並不比弟弟遜色太多。

從弟弟被認證為達賴喇嘛之後，原本只是尋常農家的一家人，在1939年遷往拉薩。嘉樂頓珠的養成教育只有一個目的：將來輔佐弟弟治國。1945年，達賴喇嘛成年前的攝政──熱振仁波切，安排嘉樂頓珠到南京讀書，希望他將來能肩負與中國的外交重任。嘉樂頓珠的監護人地位顯赫，正是國民政府的主席蔣介石。嘉樂頓珠在中國古都接受完全漢化的教育，日後也娶了一位漢人妻子朱丹，是國民政府位高權重的軍官之女。

1949年國共內戰失敗後，蔣介石退守台灣。與國民政府關係匪淺的嘉樂頓珠夫妻買了機票離開中國，流亡印度，比他的弟弟達賴喇嘛的流亡早了10年。中共上台後，很快在1950年進軍西藏，流亡在外的嘉樂頓珠與西藏境內的反抗者互通有無，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西藏地下游擊隊之間的聯絡人。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前，嘉樂頓珠早已幫弟弟向印度總理尼赫魯申請政治庇護。流亡初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精通英語、中文、藏文的嘉樂頓珠，能夠與流利的外語與世界各國領袖交涉，讓西方關注藏人的流亡處境，也將達賴喇嘛推往世界，嘉樂頓珠居功厥偉，不負當初「輔佐弟弟治國」的使命。

本書最大驚喜，是可以藉由嘉樂頓珠的眼睛，看到更具人味的達賴喇嘛。從這本回憶錄，還可以看到國際外交局勢的詭譎難測，嘉樂頓珠以一個受國民黨栽培的流亡藏人之身，如何周旋在共產黨、國民黨與美國、印度之間。

根據西藏傳統，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維持密切的精神關係，班禪喇嘛是無量光佛的輪迴轉世，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在人間的應化之身。身為格魯巴教派至高無上的菩薩，藉由綿延不絕的靈魂轉世，達賴和班禪互為師徒，其中一人仙逝後，另一人便肩負認證往生者轉世化身的重責大任。

1959年當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他和十世班禪喇嘛從此隔著喜馬拉雅山，直到1989年班禪喇嘛過世前，緣慳一面。

流亡在外的觀世音，有家歸不得；留守在內的無量光佛，即將要遭遇毀天滅地的浩劫：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革開始，紅衛兵將班禪喇嘛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此後班禪喇嘛單獨監禁長達10年，在獄中他常遭到羞辱與杖打，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才出獄。

八○年代政治風氣稍稍鬆綁，中共准許班禪喇嘛回到西藏。1989年，班禪喇嘛回到他的領地日喀則，重建札什倫布寺，將歷代班禪喇嘛的遺骨重新放回寺中，卻突然心肌梗塞過世，「被毒殺而非自然死亡」的傳聞始終沸沸湯湯。

十世班禪喇嘛過世後，十四世達賴喇嘛雖然身在海外，但仍然和西藏內部、班禪身邊的高僧保持密切聯繫，依傳統規矩，達賴喇嘛必須要擔起認證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重責大任。

1995年5月17日，當時只有6歲的男童更登確吉尼瑪（Gêndün Qoikyi Nyima）被公安從家中帶走。當時他剛在3天前被達賴喇嘛宣布為十一世班禪喇嘛，但中共宣稱更登確吉尼瑪只是「普通小孩」，將他「保護起來」，從此下落不明。中共當局馬上宣布另一位兒童才是第十一世班禪喇嘛。中共所下的這一步棋是，只要掌握班禪喇嘛，那麼當現今的達賴喇嘛圓寂時，下一世的認證也掌握在中共當局手上。認證轉世的權力背後，有更複雜的政治目的，美國記者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在1994年透過跟訪達賴喇嘛，也加入尋訪下一世班禪的過程。作者在入戲之餘，難得能保持一種抽離，從這段尋訪過程映照出西藏與中國之間糾纏難解的歷史脈絡。

以英語寫作的著名詩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又譯丹增宗智），是出生於印度的流亡藏人第二代。1959年，丹真宗智的父母跟隨達賴喇嘛穿越崇山峻嶺，逃到印度。第一代流亡藏人不會說英文，只能當築路工人，建造當時世界海拔最高也最險峻的公路。丹真宗智在路旁的簡陋帳蓬裡出生，母親生下他10天後就上工，繼續鑿碎大石蓋公路。

2001年，丹真宗智以散文〈我這種流亡〉（My Kind of Exile）參加全印度英文散文競賽，獲得非小說類首獎。流亡藏人第二代大多能流利使用英語，但在丹真宗智之前，流亡的經驗鮮少被講述，只因為身在印度的藏人會有種罪惡感，覺得該被關注的是山那頭，中國境內藏人水深火熱的殘酷處境。

當博巴（藏人）第一次來到卡納塔卡定居時，他們決定只種玉米和一點蔬菜，因為他們說靠達賴喇嘛尊者的恩澤，不出十年他們就可以回家了。然而現在芭樂樹都已經老了、枯萎了；種在後頭的芒果種子都開始長出果實了；屋子旁邊的椰子樹已肩並肩長成大樹。當年輕的一代散布在世界各角落為學習、為工作忙碌著，老人們拿著轉經筒坐在太陽下，一邊喝著青稞酒或酥油茶，一邊談論著過去在圖博那一段曾經有過的美好歲月。這種無盡的等待似乎在重新詮釋永恆的含義。 ──〈我這種流亡〉

1959年藏人流亡到印度，轉眼已過一甲子，第三代、第四代散布海外紮根，從德里到東京，從瑞士到洛杉磯，四處可為家，但這些安居之所，都無法稱為「家鄉」，或許只有詩歌與文學，才是無根流亡狀態中的安住之地。

在印度北邊的達蘭薩拉，是俗稱西藏流亡政府的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簡稱CTA）所在地，流亡初期篳路藍縷，原本住在高原的藏人，要忍受印度的酷熱天氣，苦不堪言。半世紀後，印度流亡藏人社區已建立民主制度，投票選出議員，以及相當於總理的司政，也開始「獨立」與「中間路線」的討論。達賴喇嘛個人魅力的光環，也將西藏議題帶向全世界。

在山的另一頭，中國境內藏人卻因專制政權而難以出聲，藏人作家唯色（藏名：茨仁唯色），透過美國自由亞洲電臺（Free Asia Radio）每週撰寫評論，是來自西藏現場唯一的獨立之聲。唯色的書只能在海外出版，出書後付出代價，她的通訊與出入都遭監視，唯色的名字也成為中國境內網路的禁忌。

「只要有了紀錄，就有了存在；有了一點一點的真相，就有了與權力者鬥爭的可能。」唯色紀錄下西藏正在發生的生態浩劫：中國的國營企業在青藏高原的水源地採礦，造成下游嚴重汙染。也記錄下拉薩古城的觀光媚俗化，漢人來此建造大型商場，使得藏族傳統文化日益喪失，文化刨根的程度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出「黃牌警告」。

中國境內藏人與海外流亡藏人的長期隔絕，導致資訊被誇張放大，唯色也提出呼籲「藏人毀於希望，漢人毀於猜忌。」她希望海外藏人要冷靜地觀察、核實，而非盲目樂觀地輕信各種由中共所放出來的消息。生存在彷彿《1984》小說場景中的真實西藏，當謬誤被當成真理的時候，「對治的唯一辦法就是清醒，經驗與常識以及事實才是最可靠。」

王力雄的政治寓言小說《黃禍》，曾被選進《亞洲週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被譽為中國最敢言的小說家。王力雄長期關注中國的民主發展，尤其是維吾爾人以及藏人的處境，他走訪新疆，寫出《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也花了十幾年的時間，騎馬步行走遍西藏人跡罕至之處，《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被認為是漢人所寫關於西藏問題中最客觀公平之作。

漢人和藏人長期以來糾結難解的對立關係，使得從漢人角度看西藏問題總不免偏頗。王力雄的妻子是著名西藏作家唯色，夫妻長期為境內藏人發聲，王力雄對西藏有其深層理解。另一方面，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他更能從外部的視角，挖掘藏人習焉不查的矛盾。中共政權與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王力雄並不偏向哪一邊，而是用政治現實剖析「無法破解的『局』」，他自承，目前也還找不到解方。

也許我只能展開一幅西藏的畫卷，讓你隨我一起在西藏令人神往亦令人心碎的歷史與現實中漫遊。那裏的天湛藍，雪峰耀眼，寺廟金頂輝煌，那裏有青棵、犛牛、酥油茶和糌粑，幾百萬人民與神靈鬼怪共度了千年寧靜，現在正被輾軋進那片高原的歷史巨輪所震盪。 ──《天葬》

萬瑪才旦是西藏最重要的中生代導演，執導的藏族題材電影，曾多次入圍威尼斯等國際影展，《塔洛》（2015）、《撞死一隻羊》（2018）也曾入圍金馬獎最佳劇情片。電影作品揉合西藏傳統宗教與冷酷的當下現實，在夢境與詩意間穿梭，自成魔幻寫實一格。

萬瑪才旦也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日等文字譯介至各國。他在台灣出版《嘛呢石，靜靜地敲》，以中文書寫的藏族題材小說。開篇〈烏金的牙齒〉，敘事者我娓娓道來，那個從小一起長大、老是要人家拉一把、讓他抄數學作業的兒時玩伴，被認證成轉世活佛，所有以往朝夕相處所建立的關係都被倒轉了，嘻笑親暱不再被允許，取而代之的是頂禮膜拜。

萬瑪才旦的小說文字，和他的鏡頭一樣乾淨簡練，所描述的時常是藏人面對現代化之後，傳統宗教與思想在其中所起的化學變化。轉世活佛始終弄不明白，「聽說有人證明了一加一等於三，這是為什麼呢？」萬瑪才旦在這裡埋了一個很深的梗，不便明說的有其言外之意。前蘇聯獨裁者史達林曾說「一加一等於三」，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極權寓言小說《1984》也說「二加二等於五」。西藏傳統文化進入當代，中國當局制訂活佛轉世應遵守的法律，歡迎來到「一加一等於三」的美麗新世界。

新疆、滇緬、西藏、蒙古、與朝鮮交界的東北大興安嶺，中國的邊境線蜿蜒漫長，貫穿眾多族群。柴春芽循線繞行邊境，路途上遭逢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復仇情結、蒙古草原上的神奇薩滿、金三角的美麗罌粟和邪惡毒梟，以及西藏流亡者愈來愈渺茫的獨立建國夢想⋯⋯族群之間的鑲嵌彷彿板塊的擠壓推移， 「邊界」是政治領地的強權劃定，也是人心中的荊棘。

成長於甘肅隴西的柴春芽，生在漢人家庭，卻有著邊疆族群的流盪靈魂。他曾任職於中國最頂尖的媒體《南方週末》，在中國的言論空間逐漸收緊後，2005年柴春芽毅然辭職，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一個高山牧場義務執教，完成紀實攝影《戈麥高地上的康巴人》；也曾多次深入中國藏區並到尼泊爾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區考察。

在本書中，柴春芽從家鄉出發，歷時十多年的行走和田野調查，就人類因宗教、文化和政治而生的邊界問題深入思考。發現原本敞亮的世界，卻因人們砌築起傲慢的高牆，處處設立邊界，將之遮蔽。遮蔽的世界因為杜絕溝通，日漸荒蕪、冷漠和死寂，因此而生出民族仇恨。

西藏是柴春芽反覆書寫的主題，〈圖博特／西藏：憂傷的靈智與魔幻之地〉是本書的最後一章。2008年3月14日從拉薩爆發、繼而蔓延到藏區的暴動，在藏人看來，是繼1959年之後的起義，但柴春芽看到了種族世代仇恨埋下的定時炸彈，反而刺激漢族沙文主義的爆發。2008年後，柴春芽重返他曾執教的戈麥高地，曾一起生活過的人們對他冷漠以待，輕易將關於一個漢人的記憶抹去，「對於漢藏兩個民族來說，那場悲劇是一種感情的撕裂。從那之後，人們變得難以彼此信任。」

台灣攝影師林盟山的名字裡有個「山」字，書名《尋山》，尋的是藏地的高山峻嶺，尋的也是自己，一如許多人去藏地、去印度、去南美洲等物質條件較匱乏的地域，常是為了這個目的。林盟山的名字裡還有個「盟」字，貫串了整趟看似隨性的旅程。快速滾動的現代城市生活中，約定可隨時解除，對於藏人而言，約定從不隨口說出，一旦說出口，便成「盟誓」，1年、2年、3年、5年、10年，都要履約。

林盟山第一次入藏，來到四川4,000公尺的藏區：塔公。他落腳於一間藏傳佛教的僧院，和裡頭的師生共同生活。藏地宏偉的自然風光、藏人迷人的風俗民情、香格里拉被賦予浪漫不實的幻想，讓藏地成為全世界影像上最為氾濫之處。林盟山幫當地學童拍肖像照，首先找來一塊白布當背景，把後頭的藏地標誌通通遮去，鏡頭前只留下最真實的藏民臉孔。最終完成「流動攝影棚──山中肖像計畫」，在2010年於台北展出。

為了履行盟約，林盟山數度入藏，帶著沖洗出來的肖像重返塔山，一一交給當初被拍攝的孩童。《尋山》以文字敘述為主，照片的使用相當節制。取代藏地飽和影像的，是林盟山一路上跌撞不適的身體經驗，擁擠、顛簸、潮濕、疼痛、暈眩⋯⋯

旅行就在環境的置換造成身體和感官的衝擊，引發身體自然的防衛與不適，藉此在身體跟記憶累積能量。旅行最重要的是跟身體勞動有關，去走、去碰觸、去看、去感覺，接觸陽光、接觸空氣、接觸水、接觸人、接觸土地、接觸動物，你的身體會因為受傷疲累而產生記憶，之後轉化為一種能力跟能量。雖說是轉化，但可能是喚醒一些身體的本能，生活太安逸以至於我們張狂的不僅目中無人，更不敬天不畏神。我們的自我意識無端的張狂強大，卻又蓋了盒子，囚禁自己，確認自己的安全於是養成我們在安全無慮的環境下放肆的姿態。 ──《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