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麼都說了，你還要我說什麼？」遭審訊的男子雙眼凹陷，神經繃到最緊。「我們要的，是名字。」筆錄上的身家背景和足跡清清楚楚。進行審訊的特務時而誘導、時而威逼，特務說已經找過他的愛人，同伴也將案情全盤托出，以此恫嚇要他別再頑抗。

慘澹藍光照遍禮堂，佈景寫著「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恍惚中，觀眾穿越回1950年代審問政治犯的小房間，亦虛亦實，這是「再拒劇團」（下稱再拒）以白色恐怖為題的聲音劇場《明白歌》。

場燈亮起，「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的標語仍牢掛牆上，還有觀眾以為是劇團特地製作的。如今改名「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演出空間，前身是空軍總司令部（下稱空總），戒嚴時期曾設空軍軍法處及看守所，當時牆上訓誡精神的標語如今竟巧妙融入戲劇，毫不違和。

2019年，再拒接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託製作《明白歌》，全台巡迴前的試演便辦在空總。2022年透過群眾募資，他們再度前往曾發生白色恐怖案件的鄉鎮演出，走訪美濃、金瓜石、銅鑼、豐原，終又回到啟程之地。

在大時代裡，被槍決的屍骨覆於六張犁亂葬崗長達40年，政治犯留下的遺書更被沒收，未送還給他們親愛的人。正是遺書，點燃再拒製作《明白歌》的念想。

「那些書信對我來說很『人』，他交代的不再是革命理想，就是最後時刻要留什麼話給親人，跟以前讀到所謂受難人的形象，或比較教科書的文字是不一樣的，」再拒劇團團長、《明白歌》導演黃思農表示，沒有人把這些演給鄉親看，他們就來做。

只是時間消逝，遺憾難免。表定2021年的巡演因疫情延期，美濃場預計邀請的座談講者，在去年離世。他是來自高雄六龜的吳聲潤，「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創會會長，也是來自美濃竹頭角傅慶華的同事、同志兼難友。研究台灣戰後抗爭史的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林傳凱表示，傅慶華和吳聲潤在台北松山的第六鋼鐵廠認識，因受到二二八事件衝擊，加上想改變工人的生活加入地下黨。後來，傅慶華扛下所有「罪行」，槍決時才28歲，吳聲潤則蹲了12年苦牢。

2016年，柯旗化故居與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合製《夢遊烏托邦》一劇，以台獨運動者、文學家柯旗化的自傳《台灣監獄島》為底本，除劇場演出也推出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沉浸式體驗。這些作品提醒觀眾反思威權統治造成的人權侵害，審視民主和自由的得來不易。

在戒嚴體制下，叛亂犯若願意自新向政府坦承「犯行」，有望換來減刑。但林傳凱提醒，「『自新』意味著從此刻起，我決定跟政府說出這些話的時候，必須跟過去的自己做某個意義上的了斷，必須殺死、否定某個過去曾經認真過的自己，改變我的立場、價值、態度，我才有辦法活下來。」

演員洪健藏回憶，每次演到決定講出案情的招認橋段，是最恐怖的時候，「那是一種屈服，而且原因很『人』，我就是想回去跟家人團圓，那是我們現在很難經歷到，但完全可以感同身受的。」黃思農解釋，劇團不希望政治犯被英雄化，因人與人之間的背叛太過難受，「從逮捕的第一刻就是背叛，到自新時，是我要不要為了活下去講出來。被講出來的人、被套出來的人、沒講卻被誤會有講的人，在他們出獄之後可能很多年沒聯絡，需要很大的過程才能和解。」

所以，必須回到當初每個逮捕事件發生的地方，回到信任關係崩壞的原點。

說到印象最深刻的演出，再拒團員們不約而同想起2019年在高雄路竹。樂手曾伯豪記得，戲幕拉開，後方就是政治受難者黃溫恭舊宅的大門，匾額還寫著「順應國策」。位子坐不夠，鄰居們自己拉椅子來大樹下看戲，那也是黃溫恭的小女兒黃春蘭，第一次在鄉親面前念出父親寫給她的遺書。

「妳還在媽媽肚子裡面，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識！嗚呼！世間再也沒有比這更悽慘的了。雖然我沒有看過妳，抱過妳，吻過妳，但我是和大一（大兒子）、鈴蘭（大女兒）一樣疼愛著妳。春蘭！認不認我做爸爸呢？慕愛我嗎？慚愧的很！我不能盡做爸爸的義務。春蘭！妳能不能原諒這可憐的爸爸啊？」

洪健藏說，那次演後座談，他坐在觀眾席和旁邊阿伯聊天，「他說『這些事我都知道』。所以是一個大家好像都經歷過、都知道，但都不能講的事情，一直到現在透過一個演出，再把它召喚出來。這個經驗很特別，不是我們平常在劇場演出會經驗到的事情。」

劇場的意義在於打開對話的空間。洪健藏認為，有些歷史被壓得很扁，故事能賦予立體的血肉，「我們生長的土地上一直有政治議題要面對，常因為立場的關係有爭執，我覺得回到人的角度，仔細看過去那一段，把它擺放到現在，或許立場不同，但可以有比較多彼此體諒的空間。」曾伯豪則笑稱，台灣一直有很多「國」，省籍、階級、政黨或各種劃分，異質共存來自溝通跟理解，而共感是第一步，「有共感才有可能會打開場域，如果說劇場的某一個面向是廣場的話。」

《明白歌》今年走唱到苗栗銅鑼，正是客家佃農子弟曾梅蘭的故鄉，為找尋被槍決兄長徐慶蘭的遺骸，他多年奔走，1993年意外發掘六張犁亂葬崗，出土政治受難者被歷史洪流掩蓋的過去。由於過程極戲劇化，尋墓情節也被放入劇中，樂手蔣韜說，創作底本很大程度參考陳映真少數留下的紀實報導。

1968年全球左翼思潮與行動風起雲湧。法國五月學運、美國大學生上街反越戰、古巴革命家格瓦拉剛死於玻利維亞游擊戰──台灣卻因50年代對左翼的肅清，一片噤聲。陳映真出獄後始終掛念，要將這段歷史帶回大眾視野，1990年代初期，《人間》大篇幅刊載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報導文學，曾任《人間》雜誌攝影師的蔡明德，亦記錄六張犁亂葬崗出土的系列相片。六張犁加上解嚴後異議空間逐漸開放，迎來報告劇《春祭》。

「主要是，整台戲裡，沒有我這個角兒，我也沒有半句詞兒，你懂嗎？」他說，「關了將近30年，回到社會上來，我想起那一台戲。真像呢。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台詞，叫我說些什麼哩？」 ──節錄自陳映真小說〈趙南棟〉

鍾喬說，政治受難者的心情恰如小說所描繪，「他們赫然發現這世界再也沒有他們的舞台，那樣悲哀沉重的心情，但是透過戲劇希望將當年的真相重現，原來他們的事情可以用戲劇、文學的方式被記得，即便並不是記得他們自己，而是他的難友或是革命同志。」

鍾喬成立的差事劇團，從2018年起也推出《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戲中壁》、《戲中壁X》等劇，將過去的報導和小說搬上舞台，《范天寒》原型是楊梅三洽水山區的客家政治犯梁雲漢，《戲中壁X》則對話革命劇作家簡國賢。25年的跨度，問鍾喬為何還做白色恐怖的劇場，他說是「近鄉情怯」。

如今，台灣也有由研究者、藝術和教育工作者組成的「安魂工作隊」。2018年起，他們透過讀書會，以身體、聲音、版畫、錄像等形式，結合檔案與創作，把白色恐怖故事帶回地方，至今已累積超過500場的活動。

工作隊自述「安魂」的意義，他們關注白色恐怖中消逝的抗爭者，這些身影在記憶缺席，也就是失去了「魂」。安魂工作隊希望藉由「串聯群眾、共同創作」的方法，讓這些政治受難者前輩再次浮現在曾身處的鄉鎮，開啟民眾跨域串聯的力量。

其中由藝術創作者林子寧和李佳泓設計的「版畫工作坊」，已逐漸發展出成熟的模式，作品曾在綠島人權藝術季展出，更前往韓國光州分享。工作坊開始前，學者林傳凱講述當地的白色恐怖故事，給參與民眾基本認識和靈感；接著，林子寧經由劇場的肢體練習，讓大家模擬白色恐怖下的關押和告別經驗，以演講提及的故事發想創作畫面，擺出動作並拍攝作為版畫底稿，再由李佳泓協助參加者親身刻製和壓印。如此一來，版畫成為民眾再詮釋的歷史版本。

1930年代，作家魯迅在中國大力推廣木刻藝術，由於材料易取得、創作快上手，又能大量複製，版畫被左翼視為社會改革的宣傳利器。1945年，四川藝術家黃榮燦來台，之後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任教，積極推廣版畫。雖是相同媒材，時代變遷下有不同的實踐，李佳泓解釋，「黃榮燦那時候是本人要創作社會寫實的作品，那到我們這邊，會想怎麼讓群眾參與進來，用自己的身體和勞動做出作品。藝術家變成是一個中介，引領他們創作，這是和過去不一樣的地方，藝術家現在是讓渡權力給參與者。」

為工作隊和地方牽線的林傳凱說，讓創作變成加法和乘法，邀請民眾說話，「有時候直接問，他不知道怎麼回答你，但如果用創作轉化，他就可以講得出來。說故事是一種說話的形式，版畫也是一種說話的形式，說話不一定要用嘴巴，可以透過你的感官或感受去說話。」

經由身體，白色恐怖的體驗有機會被同理和想像，除了版畫，林子寧和李佳泓也嘗試營造情境。他們在綠島人權園區帶親子共學團，把大人小孩關進牢房，再一一唱名請他們與獄中之人告別，只能運用肢體和表情，不能出聲。「工作坊結束之後，大人哭得很可怕，看到小孩要離開就一直哭，很難過，」林子寧說，這是模仿當年要被槍決的死刑犯。李佳泓則發現，即便小朋友也能意識到離開房間與死亡的關聯。

至於另一件錄像作品〈驚營〉，則邀請情治人員和政治受難者的後代共同創作，4個參與者在不同的牢房裡，看不見對方、只能聽聲音彼此對話，講述身分和標籤對他們的生命帶來的影響。

祖父是政治犯的茉莉說：

「我不喜歡他們說我們都是紅色的，那是因為他們並不了解，就算我阿公真的曾經是地下組織的人，也不代表他是紅色的，因為在那個年代，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選擇。」

另一位參與者莊鎮陽自剖，他很難想像爺爺這麼好的人，卻是「加害者」：

「他上過戰場也殺過人，知道什麼是死亡，真的很難想像，當他送⼈進偵訊室，當他送上簽呈把人送進監獄，當他去抓捕這些⼈的時候，他知道可能是讓他們去⾯對死亡嗎？」

疑問沒有答案，因當事人已不在。無法解決的懸置，卻是連結和感受的鑰匙。

從政治受難者當事人到後代，不同的創傷經驗都渴望被聆聽。唯有直面，才有縫合，而藝術成為當代最有機會遞出的邀請函。

曾被迫消聲的死亡有了迴響。「創傷可以凝聚眾人力量。再拒劇團的戲，很多是在面對各式各樣的人或集體的創傷，在我們接觸受難前輩的時候，他們是希望把這些講出來的，好幾十年無法說出口，今天僅僅是說出口，就會有療癒的力量發生，所以所謂悲劇或創傷，並不是只有悲觀和負面的意義，」《明白歌》導演黃思農在演出後對觀眾這麼說。

70年前發生的事，如今再談的意義是什麼？曾訪問超過350位政治犯，目送他們不斷凋零的林傳凱說：

讓這些人的故事回到地方，是安頓靈魂也是畫下句點，讓下個段落能繼續。

「因為大家的參與，他們的第二次生命能再延續得長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