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其一坐下，說了個新消息：「我在拍我的第二部電影。」就在以為話題會從他的第一部導演作品《愛是一把槍》聊起的時候。他入圍第60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首映還沒起跑，耐不住創作癮，又往前翻了好幾圈。

是被電影之神眷顧的人。2015 那年，25歲的李鴻其就以《醉・生夢死》連續拿下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第52屆）、台北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第17屆），那是他第一次演電影；8年過去，33歲的他交出自編自導自演的《愛是一把槍》，直奔威尼斯影展，帶回「國際影評人週」單元（Settimana Internazionale della Critica）為鼓勵新銳導演首部電影而設的「未來之獅獎」（Lion of the Future），單元主席費奧倫蒂諾（Beatrice Fiorentino）送給《愛是一把槍》「充滿新意、生猛且活力滿滿」的正面評價。

李鴻其想當導演想了好幾年，手裡的劇本大綱也有好幾個，像吸引力法則，逢人就聊，光是翻讀他過往的訪談也能拼湊一二：關於兩個14歲青少年視角的故事、關於真實存在的啞巴朋友、關於結合紀錄片與劇情片的非典型愛情⋯⋯，但最終寫成拍成的不是那些，而是《愛是一把槍》，描寫一個剛出獄的小混混「番薯」，他想重新度日卻晃蕩於過去，難逃命運的無奈。

戲裡，番薯的朋友都有好房子，又是景觀陽台又是豪華透天，不像他住家徒四壁的破屋，在海邊打工，向遊客出租陽傘一支100，錢慢到還不了母親在外欠的債。床下壓著一把槍，再不樂意終究還是回道上去賺快錢，像入獄前那樣。

名為《愛是一把槍》，是每個人面對番薯手裡那把槍時的各種態度。

「你看露露，她是我的女朋友，『你他媽的槍是不是還留著？我要報警抓你！』這很正常也能理解。第二個是母親，跟我要錢，要我怎麼給妳？我一天就賺100塊200塊，（她欠）50萬誒！妳不就是要我走回以前那條路？妳對我的愛是這種方式。第三個好兄弟帽子，『你他媽的現在怎麼變這麼慫啊！你槍拿著！』這就是社會人，他希望你再重振起來，『你要再大尾一點才有用啊！』最後是七號同學，她接受你任何的東西。」

他講戲，角色像活起來，在眼前跑了一遍。

演番薯，不是他原本的計畫。最初他找了一個認識的「兄弟」來演，結果真實人生更戲劇，兄弟惹了事，打電話來說不好意思，沒辦法演了，李鴻其只好自己上，說這樣比較快。上場對戲時，他是番薯也是李鴻其，「有時候演著演著我會突然，Cut！這太假了，你（指與他對戲的演員）平時不是這樣跟我講話的啊。」

他很在意真假，為了貼近演員的語氣，寫劇本時他把每個人約去咖啡廳聊一輪，「我會拿著電腦對他們說，這句話你說一次給我聽。」如果念起來不順，很假，就一起討論怎麼改。結果到了拍片現場，「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五都不按劇本拍。」是改情節還是改對白？「全改。演員每天都收到我改的劇本，他們就問：我到底要看哪個？」講一講自己都笑出來，他自嘲地說：

「不要每次都看劇本嘛！我們劇本寫這麼差你還看劇本，這個現場給你更多東西，你還要看劇本？」

想想也是，對他這個曾在電影開拍前被導演張作驥丟到市場學賣菜3個月、被中國導演畢贛找去貴州凱里住2個月的演員來說，演戲出於生活。把該準備的準備好，到了現場隨時可以拋掉。

怕我們不信他每場戲都是田調來的，要我們隨意舉例子來考他，那就番薯在家門口燒風琴那一場吧。「之前我去宜蘭找另一個要來演的兄弟，他正在燒老櫥櫃，我說你在幹嘛！？他就說，啊不然叫環保局來要300塊啊！」於是就有了這場戲。他想，反正番薯既不爽又沒錢，一把火燒掉剛好而已。

他出生在北部金山，父親賣茶壺，母親開餐廳，從小叛逆，15歲休學去讀華岡藝校，之後到了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碩士還特別選擇了文大哲學所，對學習充滿了渴望；他在上研究所時已是新人影帝，但仍老老實實找喜愛的老師上課，為的是跳出框架，汲取養分。

李鴻其的眼神總是很亮很專注，他熱望創作，遇過的人事物都成為他的靈感來源。「我很多朋友是社會人，尤其金山那邊，以前跟他們混得很熟，這個故事有一半以上是按他們經驗寫的。我寫一寫會打電話問他們覺得這怎麼樣？他們有時會說，你這太假了！不是這樣的啦！」

製片廖哲毅是李鴻其的多年好友，導演出身的哲毅，認為李鴻其讓他看到了什麼是「有導演天賦的人」：

「這不是學院教得來的，他需要有自己看世界的角度、自己的哲學理解，這是藝術創作者必要的東西，否則只會是復刻別人。這是為什麼鴻其對這些角色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他是從生活裡長出來的。他有生猛，也有導演優雅的一面，很有當代電影語彙的感覺。」

電影開頭，番薯說了一段自己命中缺水的事──這給了主角一個看似宿命論的定調，做與不做都顯得無力。「你有沒有發現，番薯他就是一直看著發生的事，一直飄來飄去，也沒幹什麼事，鍋就從天上砸下來，好像永遠問題都會找到你：你的母親、你過去很奇怪的感情，或是別人對你的期待。」李鴻其說這角色不怨天，但就是很「被動」：

戲外的李鴻其不被動也不宿命，積極得很。年輕時想學音樂，老家金山哪來音樂教室？自己跑去網咖搜尋，找到基隆有就搭車去；高中讀藝校熱衷看舞台劇，每年八校戲劇聯演，他場場報到，「同學很怕我，只要我在就會問，你們看了沒？看幾場？」教官似的。大學時愛看金馬影展，不折不扣影迷，為了搶票順利，還會研判情勢安排人手幫忙，「以前買票要在ibon排隊，我說金山一定沒人，叫我媽去幫我排我媽還罵我，她說『吼！你看一個電影看成這樣！』我說『這台灣不會上！』『啊你就網路看啊！』『這在電影院看不一樣啦！』」

從小在三個女人（奶奶、媽媽、姊姊）高度期待的關愛裡成長，李鴻其也有他躺不了的平。「我拍個電影，我媽也一直念，她說你好好當演員不好嗎？之前我做演員，她就說你好好做個工作不好嗎？我說電影要補拍，她說你這錢回來了嗎？我說拜託，我要拍第二部了！」連珠炮像說段子，氣氛頓時歡樂，「雖然我說得很好笑，但在創作的時候這東西還是會很煩。好煩吶，妳可不可以就給我一個鼓勵？」

他說話時肢體動作多，加重語氣會用手指敲桌，清脆作響。做演員前，李鴻其玩樂團，做鼓手。網路上還能找到他在自家練鼓的影片，挑的曲子節奏都特別快，打得猛烈。若以科學解釋，借用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ät）的《大腦與行為》（Brain and Behavior）研究報告，裡面分析了專業鼓手大腦與普通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具有更高效率的神經傳導能力，使他們在面對節奏轉換時，四肢反應更為靈活。

廖哲毅清楚記得他們是在2020年12月31跨年開機，初期拍攝團隊相當精簡，導演、製片，攝影師、錄音師（還兼共同編劇與演員），當時劇本故事與現在的版本大不相同，主場景設定在台北，拍了40多分鐘素材，結果因疫情爆發停擺。

等了幾個月，疫情解封準備重新開機，算算只有13天的拍攝期。那時故事有了新走向，不僅原先的素材用不上，設定好的場景也得推翻重新再來，廖哲毅回想當時的情況：「最困難在於要怎麼在沒什麼資源、沒給大家這麼well-paid的狀態下，要大家配合，繼續信任導演的決定。我需要大量溝通，鴻其自己也付出非常大的努力，去讓大家相信為什麼這樣做，不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是因為有更好的拍攝想法。」

拍片每多一天，就是多燒一筆錢，問李鴻其資金怎麼來？「沒投資方啊！我自己出錢。」初期他投了大約200萬。200萬是什麼概念？對比一般小成本製作的長片預算約在2,000～2,500萬元，又或是文化部「短片」輔導金上限300萬元，就完全能理解廖哲毅說的：「超爆累！大學拍片之後就再也沒有這麼累了。我跟他說他欠我一個很大的人情，我拼盡所有的力量幫他完成這部電影。」

錄音設備也是用他自己的Zoom H6配上便宜買來的mini mic，相較於「比較合理的」電影收音設備，可想而知錄音品質。後續有個趣事，廖哲毅有次遇到處理聲音後期的杜篤之，這位拿過12座金馬錄音、音效獎的杜哥見他就說：「你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喜歡《愛是一把槍》嗎？因為它聲音錄得很差，我很有挑戰！」沒想到被勾起職人魂的杜哥還因此全程親自操刀，真是因禍得福。

拍完後，李鴻其自己剪了一版，擺在電腦裡好一陣子，覺得搞砸了。「拍的時候很真誠，一定的，但過了一年重新看就會，哎，好像少了那麼點意思，就沒有自信了。」他本想把片子給一些合作過的前輩看，又怕被覺得在亂搞，「很怕他們不理解我在幹嘛啦，怕受傷害。如果他們說這電影不行那怎麼辦，我還要不要拿出去？」

結果是媽媽先看到。「我媽剛好來找我，我正在剪海邊的那場長鏡頭，她看到就說這不行啦！你這不能播啦！我看不懂啦！」兩人又是一陣鬥嘴。另一次他主動拿給合作很久的髮型師看，「我髮型師不看電影的，我就想挑戰啊！你跟我那麼熟了，你都知道我在幹嘛，也是我們這部片的髮型，結果他看了說，誒，這個，拍得不行啦！怎麼跟現場拍得不太一樣？吼！我聽了很受挫，我說你懂電影嗎！」是夠熟的朋友才有的玩笑話，笑完語氣突然一陣柔軟，「很可憐吶，想挑戰又怕，輸出者有時候真的是滿脆弱的。」

有次他喝了點酒，鼓起勇氣拿給也是演員的女友王紫璇看，李鴻其在Facebook上寫著女友當時給他的回應：「她告訴我，我很愛這部電影，一定要把它完成，播出來！」被鼓舞的他帶著初剪找上單佐龍，他是畢贛《路邊野餐》與《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人。單佐龍曾在媒體採訪時說起對《愛是一把槍》的喜愛：「⋯⋯帶著點批判性但卻不迂腐。比起這兩年看過的片子，它就是沒那麼無聊，還很有趣。」於是熟悉海外影展與發行的單佐龍，不僅為電影找到了第二期的拍攝資金，還將它帶往國際。

資金來了，設備和團隊都升級，「第二期經費是前面的四、五倍！最後補拍剪進去的只有五分之一。我甚至還有拍小美（林映唯，飾演七號同學）的戲中戲，她演那種八點檔，槍戰，霹靂火那種的，因為有錢了啊，我把什麼都補了，但全部都沒留。」

有錢不一定好用這件事，廖哲毅提供他的觀察：「當鴻其把東西想得太明確之後，執行起來反而不會像原本的東西這麼有靈氣，因為那才是他更原始的東西。後來補拍有點是為了要補足一些資訊而拍，反而會失真。」他最後補了一句：「不過資金進來還是有幫助啦，至少我們大家有拿到工作費了。」

電影還沒上映，李鴻其說起一個最近讓他焦慮的事：「我朋友的爸媽說要來包場，包兩場，我擔心他們很期待的進來結果，啊？這在演啥？吼現在年輕人拍電影都拍這種的，這鏡頭太久了，看無。我怕跟我媽一樣。」他想到解法，打算引導他們如何看電影：「爸爸媽媽，你們就把它當作是一種社會關懷，像公視紀錄片、記錄底層的。」

拍片時有拍片的憂慮，上映還有上映的，創作者的焦慮永遠都在。

他講起韓國導演洪尚秀：「那陣子洪尚秀連續出了兩三部片，我雖然不喜歡，但我覺得你敢做這個，你啟發我。」洪尚秀的電影常讓演員在日常場景裡漫遊，他們遇見、對話、分別，看起來淡淡的，有時候又不。對李鴻其而言，藝術最大的本質是「啟發」，雖然他仍會好奇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理解了，但也相信作品自會找到它的觀眾。

演戲得獎、導戲得獎，令人稱羨的成就。有什麼是想繼續做到的？他答得真誠：

「我覺得目前為止，我沒有想要去做更大的商業片，或是更大作者表達的電影，我覺得還是如何保持導演或演員的初心。當初為什麼喜歡電影？當初還沒入行的時候，覺得不論有沒有錢，我都想做這件事情，我現在是不是還有保持這種熱情？保持當初喜歡電影、喜歡影像這件事？」

過去曾有大電影公司捧著大錢找上他，「那個預算，是可以讓我拍《愛是一把槍》拍200部（誇飾）那種概念，但最後還是沒辦法，因為他沒辦法讓我做我要做的。 一下說導演我們全然支持你，一下又說導演不行⋯⋯最後我說，對不起我退出。」比起錢，有李鴻其覺得更重要的東西。

如同他特別喜歡一些導演早期的作品，喜歡裡面保留了最純粹的簡單與美好，哪怕裡面有很多粗糙甚至很多缺點，但看得見真誠。正在拍攝第二部電影的他，依然選擇用習慣與喜歡的方式繼續拍：小團隊，自己身兼導演編劇和攝影，女友是主角，演員都是認識的朋友。用最初他理解電影的方式繼續拍，拍熟悉與喜歡的人，懂不懂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