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盈良哥哥的天賦異稟，對這個家庭既像祝福又像詛咒。盧盈良小學四年級時，大他兩歲的哥哥阿志發現自己能夠與神明溝通，從此，小小年紀就成為「神職人員」，但對原本就沉迷各式賭博的爸爸來說，大兒子接收的神諭所象徵的不外乎明牌。從盧盈良小時候，全家便因賭債而不斷搬家跑路，他因此不太有機會跟其他家庭小朋友一同成長。當他意識到哥哥可以跟神明溝通時，已經有人開始來家裡問事了。

原先，他只覺得好酷好帥，但漸漸家裡變得複雜，每天晚上頂樓神明廳都有問事喧嘩，有人忽然失控又被抑制下來，就像電影中的驅魔場景，也有原本不良於行的，當場又能走路了。但再後來，愈來愈多的人都是來問明牌的。

盧盈良的爸爸跟鄰里叔伯們，每天在神明廳泡茶，聊大家樂的明牌。盧盈良漸漸不那麼喜歡家裡氛圍，甚至覺得有點丟臉，不想跟外人說起哥哥會通靈，怕人家來問明牌，也怕哥哥被貼上神棍斂財的標籤。而當所有人的注意都放在哥哥身上，卻沒發現原本家中最會讀書、功課最好的他，國中開始了吸毒混幫派。

那時安非他命剛出來，幾乎沒有管制。盧盈良因個頭小卻打架勇猛不怕死，被稱為小辣椒、小鋼炮，完全就是當時電影《少年吔，安啦！》中顏正國所飾演的那般逞兇鬥狠的吸安少年模樣：「在我們村子裡人家看到我都怕，因為每天打架，學校老師也不敢管。還去打人家議員兒子，（我）被修理得很慘。本來在升學班，後來被分到放牛班，去了誰都不認識，也是每天被打，不然就是逃學，不想去學校也不想回家，因為回家家裡沒有溫暖。」

「爸媽為了生活從早就出去賣早餐，晚上就是忙神明的事。他們知道我已經很誇張了，但我覺得我爸媽也不知道怎麼去做一個好的父母親，他們為了生活也無能為力。那時我也不知道怎麼去面對自己的不安和憤怒，就會找任何藉口跟家裡拿錢，去窩在（賭博電動玩具場）台子間，常被我爸抓回去打，他打人很兇殘，失手會打到殘廢那種，我媽都需要出來解救。」

當年的小混混成為如今的導演，其實始於一個逃離家庭的衝動。

盧盈良國中畢業時，跟媽媽騙錢說要報名考高中、高職、專科，雖然錢拿去打電玩花光了，最後仍良心發現去報了高職，跑去嘉義考試，考上了省立華南高商，吊車尾進了廣告設計科。他說，當時不知那是學什麼的，反正省立的就好，私立肯定念不起。就讀後他開始學畫，發現自己原來有點畫畫天分，畫一個石膏像，可以3、4堂課就坐在那邊，像進入到另一個世界，也慢慢安定下來。

「有個放片DJ很愛喝酒，常常問我要不要貼他的班（臨時代班）。因為想賺錢又不想回家，就去貼班；在一個很小的房間放VHS，放片DJ室得監看每一間的播出畫面，就一直跟著看，覺得電影好酷喔，開始萌發想要拍電影的想法。我也知道高職畢業留在嘉義沒有辦法做這些事，一直想離開，無法在那環境繼續待下去，因為看不到未來。這樣講可能很現實，但我並不想成為家裡某一個人那個樣子。」

想要去外面過自己的生活，即便沒有遠大的目標，就想著或許可以拍片，18歲那年，盧盈良一個人到了台北。

和媽媽說想去台北，盧盈良記得媽媽一面炒菜一面說：「好啊，你有本事你就去啊。」次日早上，爸媽3、4點出門，他就自己整理行李，坐野雞車北上，在台北車站睡了一天，翻了報紙，找到三重一間頂樓天台的小房間，接著找到一間製作公司，從攝影助理、場務，傻傻地開始幹，在片廠師徒制度裡每天被罵得如同豬狗，就這樣開始接觸了影視製作圈子。

當時的他，絕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拿著攝影機回到當初逃離的家裡。這過程，花了23年。

《神人之家》一開始並不是一個計劃拍攝的作品，而是一個浪子回家的理由和拿出攝影機的藉口。有一天盧盈良的媽媽忽然打電話給他，說想拍遺照。盧盈良說：「我媽會這樣跟我講，表示這件事她很在意。我阿嬤走的時候沒有遺照，是請人家來畫的，很醜，我媽說她不要這樣，死都不想這樣。那時候我也沒有答應她，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她跟我講這事情時，我很有感覺，而且有點難過。可能是年紀到了，還是有些東西累積在自己的心裡面，突然就被她這件事觸發了，我身為一個兒子，至少要回去帶她去拍照。」

「那時看人家國內外紀錄片裡這樣的家庭議題很多，也想拍一些home video家庭影片素材留念。另外一點是我很怕回去沒事幹，就跟大家杵在那邊，而且我們家人很容易吵架，如果我帶攝影機回去，還可以躲在後面找一點事給自己做，不至於跟他們一直在那邊大眼瞪小眼。」

18歲離家後，盧盈良便與家中疏離，直到41歲拿著攝影機回家拍攝，才有機會好好看看家人的模樣，看看他們的生活在這段期間經歷了什麼。但他卻發現跟當初離開時沒什麼改變，父親依然沉迷簽賭，哥哥依然辛苦地謀生，媽媽依然為丈夫與兒子操煩，神明的庇佑似乎並沒有為這個家庭帶來更多的福分。

盧盈良哥哥的通靈，讓許多信眾30年來不斷回來求助，從躲過劫難到求子成功等佳話頻傳，但諷刺的是，既無法讓自己父親逢賭必贏，也無法保證家裡田地豐收。那時，哥哥種青椒種不好，想要轉型種小番茄，花很多錢，家中費用更是捉襟見肘，媽媽私下問他可不可以幫幫哥哥。

「大概要8、9萬塊，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數目，我自己也沒有錢，但我也想幫我哥。其實我哥真的很拚，從一大早天沒亮就出門工作，傍晚才回來，他也不會抱怨，他只想要好好地靠自己的方式去改變生活，改變他兒子對他的看法，我覺得他試圖想要做一個好父親，但不知道該怎麼做。我覺得沒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

為了幫哥哥，盧盈良把已拍的一些素材剪成15分鐘短片《阿志》，拿去提案給新北市紀錄片獎徵件，該片得了2018年的優選影片和1萬美元的獎助，開啟為了賺獎金而一路參賽的旅程。他把獎金分給哥哥，哥哥也很開心，家裡因為他的拍片，除了得到實質獎助之外，更在生老病死之外有了一些快樂正向的東西可以分享。家人的關係和家中的氛圍，竟也慢慢產生了奇妙的變化。

盧盈良一直沒有認真思考把家中素材拍成電影，卻在各種因緣俱足之下，被各界的獎助和評審的期望推上了作者之路，「好像一路都是別人鼓勵做出來的，而不是自己想做的。」最難以解釋的老天安排，出現在2019年的金馬創投。當時義大利、台灣籍監製陳璽文建議他將《阿志》發展出的紀錄長片《神人之家》試著報名金馬創投的WIP（Work In Progress）單元，他趕在最後期限前送件後，開始出現戲劇性發展。

金馬創投原本通知沒入選，他平靜以對，心想都是命中註定，沒想到次日陳璽文打給他，說金馬創投通知因前一組資格有問題，《神人之家》以備選第一組遞補而入選。接著在金馬創投頒獎典禮上，因WIP單元只有一個獎項，他不抱任何期待，後來果然由柯貞年的《無聲》獲得。他原以為「可以喝酒了」，沒想到台上竟繼續宣布，那年評審決定多頒一個獎給紀錄片，他就這樣獲得了2019金馬創投會議「WIP文策院原創獎」。那是他頭一次感覺，彷彿冥冥之中真有什麼力量在推動著他拍出這部片。

盧盈良以前對哥哥有很多的不諒解，直到回家拍攝，才透過鏡頭以另一種角度理解了哥哥。

「以前我會覺得我哥就什麼都不做，跟我爸一樣，每天都待在家就是喝酒，工作也都做不長久。我哥因為喝酒，還出車禍傷到一隻膝蓋，後來連那些粗工都沒辦法做，就跟我爸媽一樣去弄早餐車，四處擺攤子，或是路邊賣鳳梨，有一餐沒一餐。我哥有幾次跟我說其實他很羨慕我可以一走了之，說他也想走，但辦不到，因為他沒有那個本事，不知道出去外面能怎麼生活，也放不下我父母親，因為我已經走了，都是他在照顧。他也覺得，爸媽把腦袋才華那些好的基因都生給我了，他沒有我這種可以去做其他事的本事。」

身為一個創作者，拿著攝影機拍攝自己家人或許不堪的真實那一面，成為作品拿出來給眾人看，其實心裡最過不去的那個人是盧盈良自己。從拍攝、得獎到如今即將上映，他一直覺得自己以一個創作者身分在獵奇或消費自己家裡的故事，覺得自己非常自私。

「我一直到現在還有這種感覺，而且愈發強烈，尤其在我很幸運地拿了一些獎項之後。因為我發現這些什麼好的頭銜啦，什麼最佳紀錄片啦，百萬首獎啦，都到我身上來了。我都在接受你們的訪問，去映後QA，好像很厲害，可是說實話我不喜歡這樣，而且覺得有點痛苦。因為我爸我媽我哥的生活，其實一點也沒有改變，我不知道怎樣去消弭覺得自己自私的念頭。」

當時哥哥第一次轉種小番茄卻淹水慘賠，讓盧盈良狠狠地看清了自己作為一個拍攝家人的作者竟有多冷血。

「第一次他問神明說是否要種小番茄的時候，我就知道一定會出事，因為我看過太多他的例子，就是想做什麼都做不好，我還興沖沖地想驗證一定會出什麼事，然後失敗。我哥從不會打電話給我，那天凌晨大概6點我在睡覺時他打來，我就知道一定有事，我就把通話錄下來，他說小番茄都淹掉了。我那時候才意識到自己真的有點殘忍，一方面心想『我就知道』，一方面又覺得我怎麼可以這樣想，他已經很難過了，我是人家的弟弟，我還要錄下來當作素材，我到底怎麼回事啊？」

更大的糾結是來自於拍攝他自己帶媽媽去看海。片中一個拍攝媽媽晾衣服的鏡頭，是他頭一次聽她說出「從來沒有去過海邊」。嘉義民雄其實離海不遠，從民雄到東石不過30公里，看海這種不用大富大貴才能做得到的平凡願望，對媽媽來說竟是奢求。「後來我發現很多媽媽都沒看過海，我回嘉義放映之後，很多學姊或同學說他們家裡的媽媽也都這樣，一輩子就被關在家裡。我媽也是她要開始思考死亡才會想到這件事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遺憾，但在拍那場當下我覺得是一個遺憾，我開始對我媽有一些補償的心態，想要幫她圓一些她想做的事情。」

這個「帶媽媽去看海」的念頭，將盧盈良身為作者與身為家人的身分拉扯推上了最高點。以紀錄片倫理的角度，怎麼可以去拍攝一個明顯是設計安排的鏡頭呢？他跟團隊討論很久，到底要不要拍：

「那是身為人子的慾望？還是身為作者的慾望？說實話我已經分不清楚了。我知道帶媽媽去看海這件事，我勢必是會做的，但團隊的人知道我很矛盾、很拉扯。他們問我為什麼想拍？又為什麼不想拍？如果回到初衷是想留下一些家庭紀念的話，那就算今天沒有做成這個案子，我還是會拍啊。但我現在會不會想要消費自己家庭故事的那種念頭愈來愈清楚明顯？」

盧盈良內心的糾結，沒有人可以幫他解決，他的團隊只能告訴他：「你要想拍的話，就好好拍下來。畢竟這是媽媽第一次去看海。」於是他豁出去了，這場拍攝媽媽看海的旅程，成了這部紀錄片裡一場需要事先勘景並申請台鐵許可才能完成拍攝的美麗設計，並且出動雙機和另一位攝影師，把盧盈良自己也拍了進去。身為導演、兒子、拍攝者、被攝者的眾多身分，至此已完全無法分割。

「為什麼會帶媽媽去看宜蘭的海？因為我也沒有去過很多地方，那是我自己看過最漂亮的海。我想把我看過最漂亮的海分享給她。我想帶她看藍天白雲有沙灘的海，而不是像嘉義的都是蚵棚。」

「我媽也不太有機會來台北做長途旅行，可以跟我在外面過一夜。我就是要很明白地讓看的人知道，這是我想幫我媽圓的願望，這就是設計出來的，我是人家的兒子，而且我對這件事很在意，我必須帶她去做這件事。我也不會去想你們買不買單，只是想把兒子跟媽媽相處的畫面好好拍下來。那天我們也多安排一位攝影師，因為那個時刻太難得了，我也想把自己留在那裡面，那是我跟我母親第一次出遊，我想好好地記錄下來。」

過去因對家中的反感和逃避，盧盈良從未到家頂樓的神明廳去拜拜，直到因拍攝《神人之家》而有的這幾年歷程，才讓他感覺似乎真有某種力量在指引著些什麼：「從我媽給我那通電話開始，到我回去想要留下家庭影像這些事情，我後來曾經有想過，這整個劇本一直到現在，似乎是某些神明已經寫好的。」

但諷刺的是，盧盈良第一次上樓拜拜，是他父親離世以後。他哽咽地說：「從我爸確定癌症而且不接受化療那時候，我心裡就一直在想，我爸那些醫療住院看護等花費，所有這些開銷費用一定會落到我身上來，其實我也付不出來，其實我有偷偷在心裡跟神明說，我希望我爸可以趕快走，一方面不要痛苦那麼久，一方面我覺得我負擔不了。而且他走了對大家都好，他不用那麼痛苦，我們也不用再這樣子繼續討厭他，不需要大家再這樣很痛苦地相處，不需要再去負擔他的很多經濟上、情感上或病情等狀況。」

「這一生我求的事，好像沒有一件應驗，只有這件事就如我的願了。」

這樣的想法，讓他覺得自己自私又不孝。去向家裡的玄天上帝拜拜，究竟是感謝神明還是向神明懺悔？神明廳只不過就在家裡透天厝的四樓，盧盈良卻繞了太大一段路，才終於走到了神明的面前。

盧盈良的爸爸因為沉迷簽賭而賭上了全家，媽媽因為對丈夫的愛而賭上了自己的一生，哥哥則因對神明的奉獻而賭上了一生的生涯。然而，在父親走後，這一家人卻也因為《神人之家》這部電影而重新以另一種形式凝聚。因為要定剪，盧盈良問家人要不要看片，他們總說「不用，這是你的作品」，但終究有些事情需要討論，家人因此成立一個手機群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