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感師團隊，常態編制在美術組底下。電影美術的分工，從負責設計與管理的藝術總監與美術指導開始，統籌旗下陳設、道具、搭景、木工、園藝、質感等。質感團隊身為美術組其中一環，平時鮮有獨立曝光機會，金馬獎將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頒給陳新發，除肯定個人貢獻之餘，也在殿堂級舞台點亮「質感師」專業。

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聞天祥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有別於其他競賽項目，「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經過多年流變，意不在競爭獎項，而是肯定在幕後默默耕耘的電影工作者。該獎項之前身，為1997年增設之評審團特別獎，原意即為表揚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後經多年發展，給獎對象逐漸從導演、演員或其他重點技術指導者，打開角度，不僅限於表彰競賽項目本身涵蓋的電影工作者。

「這個獎項在2002年間一度叫做『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之後才改為『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名稱轉變已經暗示評審，不一定是找最佳，也可以有其他理由來肯定傑出，」聞天祥表示，2014年起該獎項取消入圍制度，改由複選會議時進行討論並直接選出得獎者。獎項的功能與意義，由複選評審自行解讀，判斷當年度的給獎對象與理由。

金馬獎提供評審主動提名權，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項，是評審們最常絞盡腦汁、發起提名權的項目。聞天祥透露，今年沒有競賽影片替陳新發報名本獎項，反而是複選評審們在審片時反覆注意到陳新發的出色成果，主動提名陳新發為本年度得主，「除了發哥參與眾多入圍作品、工藝出色之外，評審們也熟悉他為台灣質感工作所奉獻的努力、對人才的培育，還有對專業的重視。最後的討論中，發哥壓倒性地勝出。」

「對於行業的奉獻者，這個獎項是電影圈內溫暖的眾聲恭賀，也是往電影圈外推廣的機會。透過影迷相傳或媒體報導，讓這些專業工作者被榮耀、被相當尊重地介紹，」聞天祥表示，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項發展至今，削弱早年的競爭色彩，如今是相當「有感情」的一個獎項。

片廠的油漆師傅入行，一路站上被金馬評審肯定的舞台，陳新發不只有個人修業的努力，也在產業環境中力求突破。

陳新發從2000年代初期開始接觸電影美術，在那時，電影美術裡的質感工作少有專業分工，「以前很多是美術組帶著一些念美術系的實習助理，就讓他們負責做質感。」回憶早年情景，發哥直言，台灣電影產業資源與知識都相對匱乏，之後依靠跨國合製團隊引入國際方法，「質感師」的概念才開始在台灣成形，「那時候《詭絲》（2006）在台灣拍攝，日本團隊，裡面就有3位質感師，慢慢地，這些工種在台灣才被區分出來。」

「跟老司阜學習，其實不容易，他們不是老師或講者，不會歸納教學。他們願意做給你看，但細節只能你自己去體會。」對於歲月如何轉變「質感」，他在過程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發哥說，看一塊百年磚頭，去研究它的歲月變化，要用文字傳述，講三天三夜都說不完。「比方說，以前的人沒有水泥漆，他們把粉末加進黏滑的豬血裡，再混和植物染劑上色，用布慢慢推上去。現在不需要再用豬血做漆料，但理解時間的變化，就要回去研究以前的方法。」

心心念念「時間」二字，對陳新發來說，電影是時間的藝術，「觀眾去看電影，兩個小時裡面，看的可能是一個人的一輩子。」陳新發認為，質感追根究柢是影像語言的一環，表達時間的變化：

「質感師就是時間的推手，電影裡有一條時間軸，我們要把每個階段的層次都做出來。」

「我是一個女性美術，20年前，所有人都叫我去嫁人、不要做這個。我和發哥有那種『從被人瞧不起，一直走到現在』的同理。在工作內外，這種革命情感是很多層次的。」身為多年戰友，聊起獲得金馬獎肯定的陳新發，蔡珮玲比發哥本人還雀躍。

回憶與陳新發的合作，蔡珮玲表示，自己與發哥結識很早，在發哥還在利達片廠擔任油漆師傅的時候，兩人就已經常因廣告工作碰面，「對發哥的第一印象是他脾氣很硬，剛開始他還是油漆師傅，如果要改他的顏色，他就會生氣。」2011年，蔡珮玲準備進入《星空》劇組擔任美術指導，「當時，發哥正在四處尋找工作機會，他有很多技術想突破，我也想做出不同的質感效果，於是就共同合作。」

合作過程中，蔡珮玲的印象盡是陳新發在態度上的堅持。「他天天在片廠裡做，沒日沒夜地做。做好之後，我們把材料送去拍攝場景，他的方法很新，大家不熟悉，我就看他一直跟木工、跟油漆師傅爭吵，」蔡珮玲說，最讓她震驚的是，有一天晚上，她接到了發哥的電話，「他電話打來就大哭，『小玲，我是真的很想要、很想要把這部電影做好。』我後來跟我的助理講，都沒有人相信在他外表下藏著這樣用心的一面。從那之後，我跟他就是兄弟，我百分百相信他會全力以赴。」往後合作，蔡珮玲常與發哥聊電影故事、談角色經歷的時間，共同摸索出電影美術的可能性。

2015 年到香港拍王家衛監製的《擺渡人》、2018 年到馬來西亞拍林書宇《夕霧花園》，蔡珮玲陸續發現，在許多亞洲工作團隊中，質感師都不受獨立重視，「香港那時候的編制是由道具師來做質感，馬來西亞則是只有一位澳洲質感師，用比較傳統的方法做。所以，其實不只在台灣，發哥在國際影壇的工作過程中，也常讓外界知道，台灣有一位非常厲害的質感師，他的專業讓人敬佩，會想繼續請他來合作。」

李安執導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2012），是改變陳新發工作觀念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

「李安是貴人！」《少年Pi的奇幻漂流》找台灣團隊參與，陳新發認為，是對於台灣電影產業注入的活水，把好萊塢專業編制，具嚴謹編制的工作方法引入台灣，也改變電影產業人員的工作條件，「以前人家都說拍片仔是沒有生活水準的，那時候我帶李安的團隊去台中，本來想說，拍片的不用住太好。當然，結果直接被打槍。」

陳新發談到，以前台灣電影產業普遍缺乏「以人（電影工作者）為本」的思想。觀念要進步，踏入電影工作的年輕人待遇變好，大家才會有好的工作品質。

「原本我在《詭絲》跟日本人學過一些東西，進去《少年Pi的奇幻漂流》劇組的時候，用比較表現性的技巧去做，結果被團隊裡的美國人飆到差點被開除：『我們是要拍主角，還是要拍你做的牆？』全部退回去重新做！」

陳新發談到，以往在台灣，自持會油漆、會木工、會質感，甚至接電也可以，態度較高傲且自由揮灑；經過好萊塢專業分工的震撼教育，才知道自己必須從零做起，也更重視質感工作的專業能力。「李安告訴我，電影沒有人看，什麼理想都是白搭。要在台灣建立一個電影工業，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劇組進來之後，很多觀念想法才慢慢到位，這是他給我很寶貴的東西。」

從專業思維站穩腳步，陳新發壓低自己的「表現欲」，在自己位置做到最好，首先要服務導演與美術指導的願景。

「我們的工作，其實是要去抒發導演的情懷。像是《瀑布》，鍾孟宏對人生有很多灰暗的看法，我跟他認識久了，了解他的想法。你先進入他電影的故事，去看劇本、了解分鏡，才能再去跟美術指導討論怎麼去體現導演情懷。」

不只是資深導演，陳新發近年參與大量作品，與新導演的合作經驗也有不同火花。「新導演的想法，通常比所謂的老導演更加天馬行空，這些想法衝擊力道很大、有更多嘗試，這種導演通常最後才會成功。」提到同為今年金馬獎入圍影片的《緝魂》，發哥笑談，自己在《紅衣小女孩》就跟程偉豪合作，剛開始對方還是新導演，但現在已經是獨當一面的大怪獸，「像他在《緝魂》的那棟豪宅，就要求到不行，但他也很信任我，放手讓我去做。所以，我常跟年輕人說，你要做到厲害，不要被罵，寧願做到死去活來，也要把標準擺到比導演還高。」

程偉豪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提到，以導演的角度來看，通常不會親身經歷質感製作的過程，常常是「驗景」當下才會看到成果，「發哥能把原先是紙上談兵的場景設計，真實地打造出來，我每次看到都會像小孩一樣非常興奮，快速地被抓進那個原本只是想像的世界，眼前一切好像都是真實人生。」程偉豪也表示，自己的每一部影視作品都有發哥的參與，「主因就是發哥夠厲害，我合作的每一個美術指導，都會去找他來處理質感。」

「在台灣，我以前最常遇到的一句話就是：『沒預算隨便做。』」講到現實環境，陳新發也有無奈，電影工作者想要把電影拍好，但預算不到位，該如何是好？發哥說，拍電影是一個長期的共同創作過程，有革命情感，就像是一個漩渦，會讓人不斷沉醉在其中，這是做電影的動力。若要在有限預算裡面做到最高水準，只能求無愧我心：

儘管如此，只有熱情，依然會無以為繼，「如果片子預算不夠，我底下員工工資發不出來，明年大家就看不到我。我也不要上去領獎了，要去跑路啦。」儘管是玩笑話，在產業中拼搏奮鬥，打趣中也帶有現實酸楚。

「以前拍片都做得像條狗，我希望我努力茁壯、講話有力之後，跟著我奮鬥的年輕人，可以比較像個人。」

採訪過程，陳新發幾句話不離對年輕人的期許，他在台北藝術大學教質感課，工作現場的班底，有好幾個年輕人都從北藝大提拔出來。

做出成績，帶著底下的年輕人一起走上舞台。「年輕人如果看不到未來，他們再喜歡也沒用啊，就會放棄，」談到得獎，陳新發角度放寬，個人名氣先擺在一旁。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也能走上電影最高殿堂，或許可以當個榜樣，給年輕工作者一點希望，「他們看到我得獎，心裡會想：好好做，我的未來可能也是一片榮景。」

無名小工出身，30年歲月功底，磨出台灣第一質感師的身手，心中最大的期盼，是如何能讓台灣電影產業的未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