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客室裡，程偉豪與殷振豪比肩而坐，訪談中以學長學弟相稱，表面上像是師父帶著引領入門的弟子，嬉鬧之間，又更像一起拼鬥的夥伴。

37歲的程偉豪，電影資歷已將近10年，是新生代導演裡「大學長」，已開始發掘新人、培養團隊。2019年間，他與共同編劇金百倫一面創作《緝魂》、一面尋找新導演，加入未來創作計畫。以〈浪子回頭〉、〈浪流連〉、〈這款自作多情〉等系列MV聞名的殷振豪就這樣被他相中。程偉豪欣賞殷振豪敘事準確，又探索出浪漫愛情的影像風格，邀請他加入韓國電影《不標準情人》的翻拍計畫中──程偉豪監製、殷振豪導演，改編得台味十足、目前仍居台灣年度票房冠軍的《當男人戀愛時》，於焉誕生。

同為千禧世代的創作者，談到創作養分，在影迷流連的藝術院線之外，他們坦言都深受好萊塢、香港電影影響；因為對彼此作品欣賞，合作過程更迸發創造能量。

「提到程偉豪的電影，我都要想想怎麼講才好，」比程偉豪小5歲的殷振豪說，自己跟程偉豪合作有特別的火花，「自己拍電影時，是憑藉柔和純粹的感性，程偉豪則有許多對商業元素的理性思考。」

理性與感性，聽來是老生常談，卻是兩人口中能夠共融、加乘必備條件：將創作直覺放進精密的公式中，透過商業算計後，架構出類型電影該要怎麼拍，才能拍出生根在地的溫度。訪談進行中，程偉豪喜歡從大局著手回答問題，像是心裡有張藍圖，按照架構尋找答案；殷振豪則從旁穿針引線，不時有真誠妙語，炒熱氣氛。

談起《緝魂》與《當男人戀愛時》，程偉豪和殷振毫都不諱言，想拍出的是能面向觀眾、打動人心的大眾向作品。那麼，除了創作者本身熱情挹注，還需要哪些條件，才能促成精彩的商業作品降生在觀眾眼前？程偉豪認為，商業電影能夠推陳出新，產業乘載的「數量」是先決關鍵。

「號」角吹響，投資者躍躍欲試，類型電影從小成本開始試探：青春校園、熱血喜劇；再轉向恐怖驚悚、犯罪懸疑。程偉豪嗅到驚悚電影能做到「小成本高娛樂」的贏面，鎖定驚悚類型開展創作，第一部長片《紅衣小女孩》（2015）就開出紅盤，接著《目擊者》、《紅衣小女孩2》（2017），票房和口碑雙贏，從民俗靈異到都會觀察，不斷嘗試，帶動系列電影與相關類型的市場空間。

數量，很重要──這是程偉豪對「產業」下的第一個註解。他認為，電影產業要往前走，需要培養的不只是導演個人才情與藝術洞見，還包括幕前幕後的群體積累，「同一類型的電影拍攝數量增加，技術工作者就有機會去練身手，所謂的『產業』，其實就是這些電影工作者的總合。」提及產業體質，程偉豪注重工作經驗，類型敘事有跡可循，案子多，大家自然會愈做愈好。

就程偉豪看來，類型電影的數量提升，觀眾會有更多機會認識銀幕上的面孔，「以《當男人戀愛時》來說，是否有許瑋甯就是票房保證？或許不一定，但觀眾認識她，知道她是誰、喜歡她在幕前幕後的不同狀態，這些種種，都會慢慢形成培養明星的條件。」明星的培養，不只受益於拍攝當下的電影，也是觀眾接近台灣電影的一座橋梁。

而在《緝魂》中，飾演男女主角的張震和張鈞甯，也被認為突破演技，完成表演生涯近期代表作。張震為演好片中癌末檢察官的角色，不只親身走訪台北地檢署、刑事警察局等地進行田野功課，觀察檢察官生活樣貌與行為儀態，揣摩角色的威嚴與氣質，更在3個月內瘦下12公斤、剃光頭髮，瘦骨嶙峋的凋萎肉體，從內而外讓角色張力展延到極致，在2021年台北電影獎中與《當》片的邱澤，都是最佳男主角呼聲很高的角逐者。

程偉豪說，選角是電影創作時的重要環節，「張震以往的銀幕形象，會怎麼跟我的創作結合？他又可以帶著這部電影往哪裡去？身為創作者這些問題都會在心中翻滾。」思考角色與演員如何呼應與對照，是創作者的重要功課，剩下要做的，則是期待讓他們產生有機的影響。

「拍片數量、明星制度⋯⋯這些活絡電影產業的條件，從單部作品中看不出全貌，而是無形的累計，如果持續深耕，就能感受到它在延續下去，」程偉豪談到，他入行幾年來，觀察到工作團隊的技術累積有大幅提升；主流電影的明星卡司也開始由與他同輩的演員擔任，「這些條件離完全成形還有一段距離，但已經走在初步階段。」

電影流變像一條長河，對於特定類型的作品而言，敘事手法會逐漸演變出既定慣例。

不論是科幻電影如《緝魂》或愛情電影如《當男人戀愛時》，只要先聽到「科幻」與「愛情」，觀眾心裡就已經各有想像，這就是「類型電影」的功效，同時要承繼過往作品的慣用語法，又要在結構中，找到新的可能性──要滿足觀眾的期待，又要給觀眾新的驚喜。在找到「新東西」之前，創作者要先找到類型電影中既存的樣本。

《當男人戀愛時》改編自韓國愛情電影《不標準情人》（2014），描述面惡心善的討債集團打手，在催債過程當中，對一個背負父親遺留下鉅額債務的美麗女子動心。殷振豪認為，究其原型，此類故事是「小姐與流氓」的公式演變，韓國原版《不標準情人》用吃炸醬麵的飲食日常、雜亂街道與街坊鄰居去為故事添上新風貌。對殷振豪來說，韓國文化元素是不可複製的環節，重要的思考，自然是自己如何再為這個遠渡台灣的愛情故事添上新元素。

「但我不太用類型元素去思考《當男人戀愛時》。跟學長（程偉豪）不一樣，他能把好萊塢商業元素玩得很好，我則是會多順著感性面，把東西放進架構。」殷振豪提到，當他回過頭思考《當男人戀愛時》的樣貌，他以自己出發，把以往喜愛的電影融入創作當中。「我很愛港產片，喜歡《天若有情》、《旺角卡門》；但我也喜歡台灣電影，喜歡《青少年哪吒》，這些電影都影響到我，自然而然地，也就影響到《當男人戀愛時》。」不刻意追求與臨摹，對過往作品的印象就會產生啟發。

而對程偉豪來說，改編自中國科幻小說《移魂有術》的《緝魂》則有不同課題需要思考。電影保留原著故事概念，並另以原創的情節發展去描繪「靈魂轉移」的可能性。

程偉豪認為，「科幻」概念要在東方背景中成立，太空探險、外星人降臨等概念，對觀眾來說會有接受門檻，因為亞洲觀眾普遍缺乏相關歷史連結。從文化角度來看，更合理的設計便是從接近現代的時空背景著手，透過諸如英國科幻影集《黑鏡》（Black Mirror）、科幻驚悚電影《人造意識》（Ex Machina）等作品做為參考，尋找一個更貼近生活，也更能讓觀眾接受的「東方科幻」類型。

如何能夠讓科幻電影不只是照搬歐美電影中的既定想像，而可以在華語市場生根落地，「這是主觀判斷，但我會主動評估觀眾的理解與接受度，這些評估，會再影響電影創作中許多細小的判斷，」從接近現代的美術、視覺氛圍出發，再一點點置入生死、靈魂與個人生命經驗，程偉豪費盡心力，希望解決東方科幻電影常見的「水土不服」問題。

至於電影要能觸動觀眾，不論是殷振豪或程偉豪都認為，最後仍都要回到「對生活的理解」。

「儘管是做商業、類型電影，也不能偏廢對生活的觀察，」程偉豪說，自己的電影常有許多類型框架，跟日常生活難免有所偏離，但在電影創作中，他始終都在找一個屬於自己觀察生活的角度，「那就像是一個施力點。不論是寫作劇本、前置作業，或是現場跟演員溝通，你都需要那個跟自己有關的施力點，才能真正去決定很多事，」除了公式鋪排之外，適時留意自己經驗的反饋也同樣重要。

《海角七號》象徵一個時代的里程碑，另一個10年過去，新一代電影人走向更多商業上的可能性。想要嘗試的題材與類型自有許多，然而，什麼是屬於當下世代的台灣電影氣質？又是另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

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公告之〈2021年1月至6月電影市場動態〉，《當男人戀愛時》票房累計超過新台幣4億元，擊敗《哥吉拉大戰金剛》（3億5千萬）、《靈魂急轉彎》（1億4千萬）等好萊塢強敵，截至9月仍高居年度第一。電影宣傳以「台式新浪漫」為號召，但究竟什麼是「台式浪漫」？

「對於我們這個世代來說，可能開始會在意文化認同感，」殷振豪提到，近期在電視劇方面，可以看到《斯卡羅》、《火神的眼淚》，撇開類型不談，其實都是呼應觀眾想去發掘身邊點點滴滴的欲望：這塊土地可愛的地方是什麼？討厭的地方是什麼？有哪些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族群在這裡生活？

「我跟一些30多歲的同溫層朋友在看電影，我們就會在意哪邊看起來很假？哪邊很real？這不只是很表面地去說：這就是台灣。而是你要讓觀眾感受到為什麼『這個人，在這個地方，會這樣做？』觀眾被說服，就會勾出記憶與感受。」

發掘生活、發掘文化，最難的是不再能用樣板的方法處理。《當男人戀愛時》上映後，迴響者眾，對於許多人用「台客」理解電影中的角色形象，殷振豪不太認同，他更相信文化難以一言概之，「就像是在彰化找一間麵攤吃麵，你一眼望去，整條路都是阿伯，但每個阿伯都是不一樣的。光是在一個麵攤裡，你看到的阿伯就會有不同的穿著、不同的生活方式⋯⋯。」談到街頭巷尾的人間觀察，殷振豪彷彿眼裡有光，語氣也活躍地上揚。

「角色後面都有原型。一個拿刀拿槍的角色，你會被他打動，因為他放下刀槍的時候，你發現他其實是你的某一個叔叔。你看過這個叔叔、跟他聊過天，甚至被他照顧過，你只是忘記他了，」他強調，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身為創作者，只要找到角色背後不同的人物情感、不同的生活面向，細緻地呈現給觀眾，就能勾動觀眾的記憶。

「殷振豪對大叔有專精的愛，只要碰到大叔，他就會整個人跟著high起來，」程偉豪笑說，自己沒有像殷振豪這樣獨愛「台灣大叔」，卻也會在創作過程中思考語言與文化的感染力，「在做《緝魂》的時候，也有人問我為什麼角色要講台語。其實我們小時候聽爸媽講，可能長大後自己比較少講，但那都是一種味道。創作的時候，自然會回頭想要找這種感覺。」

「就是很常見的，就是生活，」程偉豪回想創作經驗，「能活化故事劇本的，最後往往是日常中真實遇見的一切。」

「台灣有很多狂人，很多中年的傳奇人物，他們看起來很平凡，但各有不同的傳奇故事，這些都是浪子宇宙可能開發的主題，」程偉豪談到，他與殷振豪關注的故事類型可能不太相同，但未來還有機會合體。會變成什麼樣子，兩人也都很好奇。

相較已完成4部劇情長片的程偉豪，首次踏足電影圈的殷振豪，在《當男人戀愛時》創作過程，從鏡頭語言到剪接後製，是由程偉豪在現場一步步帶他熟悉電影製作，「在技術面上，電影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方法，在現場實踐常會靈光一閃，逐漸瞭解整個過程，」殷振豪笑說，程偉豪是完全的實務派，「在現場，他常像是『看好了，我只示範一次』那樣，然後大家跟著他一起做。」

程偉豪則說，自己入行將近10年，跟殷振豪一起工作的過程，讓他像是看到鏡子，反思自己現在的工作狀態，「殷振豪身上有一種新導演的純粹。我在電影產業工作久了，會開始變得世故，聽各種聲音告訴自己應該怎麼做。他的這種純粹，則會提醒我要自己把所有環節都做好。」

「其實，想把自己燃燒殆盡沒有這麼複雜，就是擔心沒有下一部電影可以拍，求生意志旺盛，」殷振豪說，電影初剪試映前一晚，自己完全睡不著，不只是緊張成品狀況，也因為「已經把自己的所有都給出去，如果還是不行，也沒辦法了。」

一冷一熱的組合，不只反映在個性，也反映在電影的視覺冷暖。殷振豪不忘吐槽學長：「程偉豪的電影很好認，你們去看那些畫面亮度特別暗的，像《紅衣小女孩》或《目擊者》，都是暗到看不太清楚畫面，我的電影比他亮很多。」

在嘻笑打鬧之間，兩位新世代的青年導演反映出彼此對產業藍圖的計畫、對電影追求的浪漫，也有更多對於台灣故事「尚未說出」的想像。眾多可能性的期待，歸結在類型電影的實踐，若還有沒做好的、沒被貫徹的，就在不斷試錯的路上，與夥伴繼續前行。

儘管是類型電影，也可能有夥伴情誼。回想1970年代，正值新好萊塢風雲變色，執導《教父》的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Coppola）與《星際大戰》之父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都是新電影革命生力軍，也都曾在對方電影裡協力幫忙。「他們的電影，都不能用商業、藝術一刀切開，而且都會在彼此的電影裡留下合作痕跡。若之後時代洪流經過，後人再評價，發現我們也是（一個電影新時代）其中一員，那當然是最美好的狀態，」程偉豪說，自己也很期待未來能跟更多導演共同合作，找到更多可能性。

殷振豪則笑道，如果拿以往電影人為例，今天是換成他到程偉豪電影幫忙，那就有趣的多，「我要把他的畫面調亮。觀眾就會看到裡面有一顆鏡頭，是特別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