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走入黃春明家的人，都會同樣的吃驚：樸實的傳統公寓，扎扎實實5層樓的樓梯，88歲的黃春明和小他5歲的太太林美音，一對年過八旬的老夫妻，竟這樣日日操勞雙腿、爬高爬低。

對於來客，林美音也必先「警告」。上個月（2022年11月），台灣大學校長管中閔與祕書為了頒給黃春明榮譽博士，事先拜訪連繫過程中，林美音不忘提示：「我們這裡沒有電梯哦！」由貧窮匱乏的時代走來，幼時失恃老來喪子、生命幾度遭無情鞭笞，黃春明、林美音不把身體勞役當回事，卻習慣設想別人可能的為難。這是質地素樸人才有的體貼。

8年前罹癌，身體不僅在化療煎熬中挺過來，病中還能再創作出長篇小說，以《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拿下去年（2021）金鼎獎，成為最年長的獲獎者。黃春明精神飽實，除了聽力稍減，記憶力依然滿格。「身體會老、但腦筋沒有老，他現在每天都還是有固定時間閱讀、寫寫東西，他的身體跟不上他的靈魂。」採訪時，林美音全程在旁，即便可能是聽了一千遍的故事，還是興味盎然。

百聽不厭，因為黃春明是台灣最會說故事的人。

那是1945年8月14日。「村子裡聽說天皇要廣播了，天皇廣播叫『玉音放送』，當時收音機是真空管、只有有錢人家才有的。大伙聚在有收機音的人家前，圍在一起聽。」這是77年前的事，那年黃春明11歲，如今說起每張人物面孔、場景細節，恍若昨日。

老青少一起聽著天皇放送，卻有三種不同的情緒。黃春明阿公那代的老人覺得終於要回歸「祖國」歡欣鼓舞：「若是按呢，真正萬幸呀！」父親那輩完全受日治教育，甚至做過日本兵的年輕一代，一聽「天皇」就隨即「立正」站好，當昭和天皇念出「無條件投降」時，眼淚撲簌就落下來。

「我阿公就拍了我爸一下：『啊，咱贏了啊，你是哭啥！』看，那時台灣人的情緒，就是那麼混亂、矛盾。」

然後村裡早年渡海移民的福州人，一直壓在箱底的國旗也趕緊給拿出來了，小毛頭們就興奮好奇地跟在後頭看。「我那天很晚回家，到家了阿媽問我：『哪會遮暗轉來？』我說：『佇咧看國旗呀。』阿媽說：『啊，國旗生做啥款？』我就畫給她看。」黃春明的阿媽照著他的畫，用布縫製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國旗有12道光芒，我那時只畫了8道光芒呀，因為福州人國旗壓得太久了，怎麼弄也不平整。」

以為擺脫了日本統治、擺脫了殖民命運，「誰知道光復了，也一樣是殖民，所有行政長官都是他們（國民政府）、還管得更嚴，」黃春明說。

這場戰爭究竟誰輸誰贏呢？迄今島內人民心裡仍印存各自不同的記憶與答案。

黃春明忘不了的還有，國民政府來了後，在學校張貼「不能講方言、不能隨地吐痰、不能隨地丟垃圾」的生活公約，氣得他一把撕掉。同樣的事，日治時代他已經歷過一回，「不能講方言、就是不准台灣人講自己的母語，講一句、老師打一下巴掌，但學生實在違規太多、老師懶得打，就要講方言的同學分成兩排站好，然後轉身面對面，要學生打學生，他們還給這個取了名字喔，叫『掌臉對抗』。同學不好意思打同學，打得輕輕的，老師看到還會再用力打一次說：『就是要像這樣打下去！』」

特別在終戰前幾年，各方面控管更加緊收，家戶門上的銅環鐵扣，都要被日本徵收；農民全部被要求種蓖麻葉，因為種子可以提煉機車油；褲腰袋都鬆了，還動不動得響應「愛國捐獻」。不到10歲、小小年紀的黃春明，也要去溪邊挑石頭給學校，「還得要走到溪的最上游去喔，因為上游的石頭比較大，挑回來給學校，做什麼呢？是讓他們做碉堡、抵擋美軍轟炸。」擠壓台灣一切人力物力資源，就是給日本打仗做後援。

「最可憐的是原住民，被徵兵到南洋菲律賓打仗叢林戰爭，很惡劣的天氣、還有蚊蟲，日本軍人都要戴戰鬥帽，耳朵兩旁邊和後面還要再加上布片防護，原住民不用，拿出刀就可以衝了，是吧？這一段的紀錄和報導很少，但日本人國會紀念館裡的圖書館還可以找到資料，他們給原住民讚美，但是那種讚美啊～不是讚美他們英勇或者是英雄，是那種好像說你要打獵的話，如果要打狐狸就最好就用臘腸狗，它的嗅覺最好啊，你要打什麼獵物、就用什麼狗最好，是這樣子的一個讚美啊！」黃春明如今講來仍是憤慨。

1973年，黃春明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短篇小說〈莎喲娜啦．再見〉，主角卑屈帶著日本客戶到礁溪嫖自己同胞姊妹，民族自尊在現實生活下低頭，但最終給主角另一個機會，主導一次崇日大學生與日本觀光客對話，令大學生對自己的媚日無知與日本人對國家侵台的罪行雙雙道歉，再以對方的語言互道「莎喲娜啦！」、「再見！」。文章發表後不久的9月29日，日本與中共建交、台日斷交。〈莎喲娜啦．再見〉為振作戰後再度失落的民族自尊，儘管對應的是國際政治的殘酷，小說的抒懷並不阿Q。不久後黃春明小說被譯為日文、也是二戰之後日本最早翻譯的台灣文學作品，日本文化界掀起黃春明熱，〈莎喲娜啦．再見〉讓日本人看見了「自己的另一面」，形同小說中日本觀光客致歉寓意的另一種實踐。

再前一年，美國將琉球歸還給日本，未與台灣協議即把釣魚台一併歸還日本，引爆台灣在美留學生帶起一場保釣運動。而更早的1972年，黃春明發表〈蘋果的滋味〉，亦如預言紀事。小說描述工商社會轉型下被迫到城巿謀生的工人，遭美國軍人賓士車「撞斷了腿」，住進美國醫院、嚐了美國蘋果，價值認同由抗拒到迷亂，在美國人「照顧」下，漸忘「傷害」的事端。亦是在1979年台美正式斷交前，預先對美援時期下台灣依賴美國物資、軍事協助如同另一種被殖民的省思。

〈莎喲娜啦．再見〉和〈蘋果的滋味〉，被認為是1970年代民族意識抬頭的社會氛圍下，作家與知識分子對凝聚民族文化認同的迫切，展現出對西方殖民文化滲透焦慮的反映。

這樣的集體焦慮，點燃了1977~78年鄉土文學論戰，複雜的政治風向、文學路線和社會價值交錯，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展開激辯，一度捲動政治肅殺鬥爭的暗湧，也讓台灣文學焦點帶入被忽視已久的台灣社會現實。但黃春明的創作路跡和時間點清晰可辨，關懷鄉土的腳步早先於運動之前，「這個裡面（鄉土文學論戰），有意（政治目的）、無意（文學論證）都有，也動搖了一批人的心，但我和王禎和是沒有涉及，我們倆個在一旁笑。」黃春明的意思是，他和王禎和一直守在鄉土現場，不需要為了證明「鄉土文學」之名去創作：

「這不是一個什麼文學專利。許多人是用理論做基礎去創作，我是用生活做基礎。」

黃春明坦言，自己在文化上一直對美、日「很感冒」，「寫下這些小說，和時代背景是有關的，但我不是隨波逐流的人，也不是愛講話的人，不去寫那些論文並不是我沒有理論。我覺得論文是讀書人寫給讀書人看，讀書人根本就沒有生活。沒有人會說讀一篇論文很感動的。小說才是一般人看的，才是真實的生活。」

他直言，討厭「理論派」。鄉土文學論戰日後被檢討最多的，亦是這場轟轟烈烈以文學之名的論戰，多在理路的論述，針對實際作品深度剖析檢視反而不足。

時至今日，黃春明坦率依舊，對文學審美觀始終有自己不媚俗的觀點。鄉土文學論戰搖旗手之一的王拓代表作〈炸〉，當年頗受讚譽，但黃春明說：「我覺得不好。」這篇文章是他去《文學季刊》幫忙做編輯時刊登的作品，「但王拓拖到最後一刻已經要排版了才交稿，我也沒辦法不刊登，」講著講著激動起來說，「這篇文章在說，一個漁村男子生活不好，太太生病，把太太要買成藥的錢拿去賭輸了，最後沒錢買藥，跑到漁船旁扶著漁船嘆息、感傷，旁邊的廟在演戲，傳來『叮！咚！喳！』的聲響，男人心裡想到『情！痛！慘！』、『情！痛！慘！』一個捕魚的人，會有這樣的sensitive嗎？結果當時人家說這好的不得了，狗屁倒灶！我再講這個真的會腦衝血，我流汗了⋯⋯，」當場一把扯開紳士領巾、解開襯衫扣子，「不能被理論害死了！生活要手腦併用，不能只用腦呀。」他攤開雙手，衝著的不是王拓，是時而本末倒置的文學價值。

林美音說，「他（黃）年輕時就是憤怒青年。」黃春明也多次公開提及，自己念書時就曠課、打架，從中學到師範學院，先後被退學4次。

其實，當年的「憤青」如今還是個「憤老」。黃春明一直是那隻永遠不老的「黃大魚」，不因時移事往，就把「不以為然」送入雲煙。年過70還曾「揮拳」上過社會新聞。2011年鬧的沸沸揚揚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演講遭抗議事件，演講中途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蔣為文舉牌抗議，指他不用台語文創作「可恥」，惹得老人家當場脫衣、揮拳、怒罵五字經，「我氣呀，氣的是他沒有讓我把演講結論說完，就打斷我。」

雙方爭執在台語文教學的實踐路徑差異，一方側重「語言」優於「文字」；一方認為一旦沒有標準化書寫的文字，語言便不易保存。這亦是迄今台語文推動上主要的分歧。

一直以來，黃春明文學創作特色，不僅視覺上關懷地方小人物，鄉土語言語氣的寫實更是文章靈動所在。「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秘魯作家尤薩（Mario Vargas Llosa），他是用西班牙文寫作，他可恥嗎？有沒有人說他是『西班牙文學作家』呢？馬奎茲（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是哥倫比亞人，《百年孤寂》也是用西班牙文寫的？這些拉丁美洲、中南美洲國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用外來的人的語言去寫，中南美洲很可恥嗎？」黃春明認為，「母語是不能放棄的，但這是生活的語言，它的標準字沒有，話都是借音借字，小孩子在不同的學校、學到不同的字，學習會有困擾。而且，我當時演講的題目是『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我用『商榷』，也不是說定論，我還沒說完就打斷我，想了還是氣。」黃春明的火氣一下子又衝上腦門。

黃春明和林美音早年就在宜蘭地區大力推動本土言語，就是由日治時期以來，母語一直被打壓，孩子和年輕人不會說、不懂台語文的美麗，是他們一直掛念在心的事。1986年就在中研院舉辦過第一次「本土語言研討會」，也促成1991年游錫堃縣長任內全縣推動本土語言教學，「怎麼這樣會被罵可恥呢？」是他們氣憤難平處。

他支持不能將閩南語以「台灣話」定一尊，那對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不公。教育部目前使用的是「台灣閩南語」。黃春明認為，「閩南語是有語音和讀音不同，就是要去說出來。文字化是勉強去追出來。但語言呢，它每個時代都會有新的名詞創造出來，」他隨口秀了串年輕人的流行語，一氣呵成，沒有頓點：「你這個人很『白目』，上面交代你的事情你做到『突棰』，讓人家都『擋袂牢』，你就不要再『牽拖』了好不好⋯⋯，這些用詞都是新鮮的，語言是活的，就是年輕人去說出來的。」這時他又瞬間變身像個可愛老小孩。

有趣的是，老黃作家脫衫、出拳後，竟然收到五花八門的應援物──有拳擊手套上寫著「扁得好」、還有全班學生脫掉外衣穿著汗衫的大合照。原來黃春明勤儉成性，沒聽太太話把破的內衣丟掉，當天一時火冒三丈激動脫衣，卻是露出件破洞的汗衫。「他這個舉動最扣分的是讓我丟臉啦，讓大家以為我這太太失職，」林美音嬌嗔的口吻中，其實滿滿是對另一半百分百的支持。

他心裡不服氣的，還有當年〈看海的日子〉的評論。這本小說是他看了林美音生長子黃國珍時所受的苦，給了他創作靈感。

「『梅子，你不但帶給咱們家好運，整個坑底的運氣也是你帶來的啊！』老母親快樂起來了。 幾天後，整個坑底人都認為梅子的回來是一個好吉兆，山坡地放領的運氣就是梅子帶來的。同時梅子對家裡的負責和孝行，再加上對村人的熱誠，她在坑底很受敬重。」 ──〈看海的日子〉，2000年

「《看海的日子》出版後，有人就評論太浪漫，認為女主角白梅這樣當過妓女的人，怎麼可能回到娘家後立刻就被接受？是不可能的。那是他們不了解，台灣鄉村社會，窮苦的人是會互相幫助的。」

他有資格這樣說，因為他識得白梅，識得白梅出身的漁村。

年輕時從故鄉宜蘭北上台北謀生時，始終找不到工作，最後黃春明在延平北路三段附近的電器行找到頭路。在電器行工作的半年，最主要的顧客就是一旁私娼館聚集的寶斗里，三不五時要去那裡修電扇，他對這些妓女的觀察和出身背景的了解，都源於實際的生活經驗。「在貧窮的時代，沒有一個妓女是自願去，都是被出賣的，她們是沒有選擇的，她們的家人當然不會看不起她。」

1960、70年代那些台北的吧女也是一樣的。「美軍在打韓戰、越戰的時候，台灣就是美軍的休假中心，酒吧文化來，美國的巧克力、餅乾都來了，大家看不起那些酒吧的吧女，但這些妓女、吧女，為台灣賺了很多錢，怎麼看不起人家？我寫這些妓女，我是敬重她們。然後，我們覺得美國樣樣好？」

1967年聖誕節前夕，美國《時代》雜誌（TIME）曾經報導，美國軍方在聖誕節推出「休息元氣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 [R&R] Leave Program），可選擇到日本、泰國、香港、南越或台灣北投「抒解放鬆」一下，台灣被打造成美軍的「性」福天堂。

「是誰把台灣的天撐起來啊？是女人呀，台灣女人受了多少苦，她們是最晚睡覺、最早起床，最辛苦的就是女人，白色恐怖的年代裡，男人抓去關、也是女人撐起家，她們在家帶孩子呀。如果覺得今日的台灣還不錯，那是過去女性打拚建立起來的。」

〈看海的日子〉裡，他讓白梅生下孩子，更用長達4頁的篇幅描寫白梅的生產過程，白梅像是替全台灣承受社會轉型的陣痛。白梅為生活所迫下海為娼，如同台灣幾經殖民承受的壓迫。

他讓白梅抱著生下的孩子去港邊看海，對著太平洋說：「不，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這孩子將來就沒有希望。」因為他心疼白梅、希望白梅幸福，一如對台灣的祈願。

有「文評第一人」美譽的已故中研院院士夏志清，極為欣賞黃春明在〈看海的日子〉中形塑出白梅的崇高品格，和作品裡鄉土與光明的現實主義傾向，更把黃春明與美國南方文學巨擎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相提併論，認為黃春明的信念與福克納相同：相信作家的職責是教人想起人類昔日的光榮──勇氣、榮譽、希望、自信心、驕傲、同情心、慈悲心、犧牲精神，藉以鼓勵人心，使人增加忍受苦難的能力。

作家陳芳明近年也自剖 ，「我過去理解黃春明的作品好像是偏了一點，常常是他在寫親情之愛、鄉土之愛，可是我覺得比愛更強悍的，是寬容。」直至今天，黃春明仍在用他的文字擁抱傳統社會下被犧牲的女性，撫平她們為時代淪陷岐嶇的運命，86歲之齡完成了《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

黃春明的寬容，是來自他能由更根本的面向，去同理及試圖尋找迫害與壓制形成的根源。

他曾在日本的植物學的書上，看到一種在二戰後在全日本遍地長出的草──因為日本地大、氣候不同，植物生態多半有地域性，這種草卻在全日本蔓生──結果調查發現，是二戰後由美軍軍靴下沾的土壤中帶到日本，「這種長在異鄉地的草很不同，佔領性很強，地下的根冠和土壤接觸時會分泌一種獨特的液體，會讓原來本土其他植物的根萎縮、死掉，最後變成強勢的物種到處長、連牆壁裂縫中也長出來，但長得太密集，自己也會競爭、自己先殺自己一遍。」

從植物書上，打開他對台灣族群問題不同的思考。「外省人來台灣時，多半都是不愉快來的，他們也會分泌出抗拒的東西，加上國民黨敗戰的不安情緒，是不安加上不安，本能要保護自己、卻變成去壓迫台灣原本的東西。這就埋下了本省、外省的對抗，本省人叫外省人『豬』、外省人叫本省人『蕃薯』，國民黨戒嚴一久，就造成228事件這樣的事來，那麼多血的記憶呀，但我們卻不去從生理上、心理上來做研究。」

黃春明感嘆，台灣從日本殖民、國民黨殖民，「台灣的本土就不見了，所有文學也是外省人的文學。當解嚴了、人民得到自由，應該是要解放了，又因美國的關係，美國在經濟、文化的侵略，也是另一種殖民。會有（鄉土文學）尋找自己，就是遺失了自己的東西，才會去尋找自己，但我們卻沒有去做這些分析呀。」

老作家心裡還有許多話想說，還有許多書想寫。「我常跟我太太說，我們很幸運呀，也經過日本殖民、也經過戰爭、也經過國民黨戒嚴，也平平安安走到現在。這個數位的時代，我們也經歷。但年輕人未來更不好過，現在的整個環境結構太緊密了，政治、文化、經濟都更緊密，不是打倒一個政權可以改變，以前貧窮也能很幸福、大家搶蓋一條棉被都很開心，真正的快樂就是從這裡出來的，現在這種東西沒了。我現在也繼續做兒童劇，但救不了，你說，救不了為什麼還要做？我知道它的價值呀！如果覺得是做對的事，就不用去論結果，就去做。」

公寓就一直住到現在。從盛年到老年，依然選擇踏實且勤苦的方式，直面生活與文學。眼光持續關注土地與人民，熱情火氣不因時光消退，這是黃春明，也是永遠無齡的黃大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