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它們的原因可能是多麼地隱蔽，但歷史學卻能使人希望：當它考察人類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體時，它可以揭示出它們有一種合乎規律的進程，並且就以這種方式，而把從個別主體上看來顯得是雜亂無章的東西，在全體的物種上卻能夠認為是人類原始的稟賦之不斷前進的，雖則是漫長的發展。⋯⋯因為我們如果放棄這條原則的話，⋯⋯令人絕望的偶然性就會取代了理性的線索。 ──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1784年）

《讓過去成為此刻》卷四「白色的賦格」各篇小說，與前三卷顯得有些距離，但仍然在深處相連。做為同一時期的寫作，它們關於的，是整個歷史時間中的邊緣人物──無論在戰後初期的鎮壓，日後對鎮壓與抵抗的追憶，抑或後來在戒嚴中建構出來的獨裁開發型國家體制。它們並不直接談論政治抗爭，乃至國家體制銘刻在身體上的痕跡，至多，是在邊緣之處被捲入。這讓其中角色，更靠近戒嚴時期島嶼多數人們的生命經驗。但他們也都未曾搭上體制的成功階梯。他們殘缺的日常生活，於是以一種距離的對位，悄然呼應著島嶼70年來的政治時刻。

「那些事情，跟今天的我們的關係是什麼呢？」讀完前面三卷，多少會在心裡浮現這個問題。不過這不僅屬於連解嚴都彷彿許久以前的2020年讀者。對這四卷中，1980年代前後的許多小說作者而言，1950年代記憶的出土，也已經是太久的事情了。他們怎麼透過回望過去，思考並不確定的未來？他們怎麼想著「那些事情」，怎麼確認自己在歷史時間上的位置？透過這零餘的一卷，回到彼時，那份對位中顯露的三種歷史時間，三種回答的方式，或許，有助於正在閱讀的我們，找到自己的答案。

那不僅關於長年的噤聲與開口的艱難，也在當年理想與現實的差距。1951年2月，台南的地下黨負責人，27歲的台南工業職業學校教師何川，在槍決前夕寫下絕命詩：「笑著看向紅色朝雲漸漸亮起，破曉前的黑暗，抱住我的屍體吧。（原為日文：紅の雲明け行くを，笑まひ見つ，曉闇よ我が屍抱け。）」 其中，充滿了對紅色革命勝利的信心，自己的死不過是將要到來的明天的獻身。在那一代人，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是那麼清晰的線性歷史進程；眼前苦難的島嶼，以及命運相繫的中國大陸，將會擺脫帝國主義下半封建半殖民地處境，邁向新的未來。

然而，經過近30年，當下一輩青年重新發掘那一代人的骨骸，卻不再能像前人一樣，相信歷史有著必然的科學規律，相信資本主義將要消亡，而革命將帶來更好的世界。在彼岸，取得內戰勝利的共產中國，對舊社會的改造實驗鑄成巨大悲劇。計畫經濟的僵硬，政治運動的殘酷，隨著文革結束，開始為外界所知。另一邊，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的台灣，則受到美援支持，以技術官僚主導，參與國際貿易體系，推動加工出口經濟發展。在獨裁開發國家下，社會力量逐漸積累，與政治、經濟形成複雜的關係，日益超出當初馬克思主義所能解釋。

於是，前三卷各篇，經常浮現出一種後革命時代的荒涼。集體的、線性的、通向未來的時間不再，代之的是破碎、偶然、不確定的歷史時間，個體生命被拋擲到其中，在各個記憶的碎片反覆穿行。從〈月印〉裡為了不明白的寂寞而告密地下黨丈夫的新婚妻子，到《浮游群落》中迴盪烏托邦文學夢想、中共革命理論、現代文化產業之間，終於破碎的同溫層群體，郭松棻與劉大任筆下，總是帶著回望與悲憫的目光。那些細節那些日夜，因為回望而逼近當時，卻也顯示「當時」已經那麼遙遠。在當時──那眼睛看向未來的時刻──誰會這樣細緻地看著這一切的開展呢。在被巨大歷史事件打斷的生活裡，面對眼前殘垣的迷惘與徬徨，微小的努力與無心的傷害。將重壓之下的人性打開來的殘酷，與不做評判的哀傷，其間溫度，說著曾經的革命信念的深重，也說著與那信念的距離。因為深重而有回望，因為距離，因為信念不能解釋的事物，而帶著悲憫。記憶的穿行之間，他們試圖將其中最貴重的事物，凝煉、也退向一己的存在，以回望的方式，確認自身與革命歷史的聯繫及距離。

而當劉大任的主角，困惑著「為什麼從反1930年代文學觀出發的這一代，竟然又有人回頭去1930年代找出路呢？」黃凡筆下，出獄之後跟入獄之前一樣一事無成的賴索，則執意前往電視台追問當年地下組織的領導，如今投誠返鄉接受款待的韓先生。賴索「用1970年代的腦袋，來評論1940年代的事，占了絕大的優勢」，只是，在故事尾聲，他崇拜過的上級一點也不記得他了。歷史的時間在這一刻，或者，在更早他決定以後不再崇拜任何人的時候，化為一地碎片。就如1979年他耳邊的無數聲音，交錯著摩托車、卡車、救護車，他終究難以再往更深的地方去想了。在喧囂的街聲中，不僅曾經投向革命的賴索，張大春筆下日日讀著蔣總統文告的老兵四喜，也同樣感到世界愈發陌生。永遠的蔣總統死後，四喜再看不到「告全國軍民同胞書」，陷入困惑，決定自己動筆，卻無處登載。歷史轉動，堂皇顯出背後的空無，那些苦痛與求索，都愈發像是黑色喜劇，僅存形式。彷彿，只有不承載任何具體內容的形式，只有背向歷史，才能捕捉到眼前不再清清楚楚分明的世界。

面朝這一荒涼，卻嘗試再一次看向確定未來歷史進程的，則是陳映真。〈趙南棟〉裡，藉著一位女性政治犯與友人兒子在多年後的對話，他試著將1950年代與1980年代的台灣連接起來：

我們，和你們，就像是兩個世界裡的人。我們的世界，要說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歲月，那些人，怎麼叫人忘得了？說你們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見的，全是熱熱鬧鬧的生活。

此前，面對繫獄7年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他已寫就《華盛頓大樓》系列，勾勒資本主義的開展，與其間人性的墮落。也回頭以〈山路〉等篇，重溯獄中所見地下共產黨前輩的精神譜系。

前者近於黃凡所見，卻不滿足於那荒誕、無意義的喜劇。他試圖以馬克思主義方法，將這些扭曲置於跨國企業資本在台灣開展的歷史時間，置於依賴理論的剝削分析，寄望工人階級的自覺。但是，這種熱切終於讓小說篇幅，充斥大段大落左翼理論摘錄，讓其中角色，變成理論的演員，扮演起預先分配的好人壞人。後者，映照郭松棻孤寂的存在維度，重拾抒情筆觸，以前人之死的昇華，接續入獄前作品裡1960年代青年的挫折悲觀。少女千惠以一生長度為告密兄長贖罪，冒稱遺孀，在僻遠礦村持護亡者一家，督促小弟「避開政治，力求出世」。島嶼經濟起飛中，小弟事業有成，帶她遷居城市奉養，她亦年老。但她終未離開那踏上山路的時刻，她看著對岸的消息，擔慮「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前人的死是否將成徒然。一天，看到報上昔日同志的出獄，她更驚覺，責備自己已經久久忘記那些日子，墮落成為資本主義商品馴養的家畜，而決意選擇身體的死亡。

在碎片的時間中，相較於荒誕無意義的喜劇與孤寂的存在維度，陳映真的小說顯得並不完整，甚至難以自圓。而那些小說之未能完整，又來自於他的目光始終注視著一個超出小說的、已然崩塌的、預約社會主義未來的歷史時間。

〈趙南棟〉試圖將未來與回望結合，更進一步凸顯出這份錯落。他以抒情視角注視孑遺的兩兄弟，描繪上進努力的哥哥，如何在跨國藥商中面對勾心鬥角，描繪俊美的弟弟，如何像一匹獸，忠實於自己的欲望，將他的溫柔善良傾注於一個又一個的女性，四處流連。但那溫煦目光，卻始終只是上一代人的投射。為了重新將偏離軌道的歷史時間導向正確的未來，隨著情節進展，他簡化了角色，否定了在經濟與社會變遷中生活的複雜與可能性。在已被預定的結局裡，為了證成革命的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帶來人性的墮落，再無其他。與抒情相對，兄弟兩人的自我只是一具空殼，在陳映真的線性歷史時間裡，他們的角色決定了他們的意識，哥哥終將不由自主地成為那「富裕、貪嗜、腐敗」世界的一部分，弟弟終將神智不清地用秀麗的眼睛顫抖地吸著強力膠。「兩個世界」裡的人，終未能開始對話。

這樣，當兩兄弟的父親，老去的政治犯，臨終前在病房裡恍惚夢見當年的難友，再一次熱切地繼續看守所中的對話，儘管他們意識到個人時間與革命許諾的歷史時間的差距，卻只能歸諸「歷史暫時地改變了軌道」。陳映真終究不能放棄規律的、有方向的、確定的歷史進程，不願承認歷史時間中的偶然與無意義，那置身荒原上看向未來的目光，終究只能停在30年前槍響的時刻。他對社會主義未來的執念，卻更加確認了此刻的荒原與碎片。當革命理想對現實的解釋變得僵硬，個人生命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進程不再重疊，他在小說中彌縫文學時間與政治時間的企圖，反而進一步揭示了兩者的斷裂。

對於文學與政治時間的斷裂，體察最深的，當是李渝。她以相反的角度，提出了最為敏銳、溫柔與堅定的宣言。〈江行初雪〉描繪鄉間的一尊千年菩薩塑像，與古寺所聞，為了治療中共老幹部，一位少女被當作藥方的死。關於這篇被視為反共的小說，她寫了一篇附記，寫一種無關於政治文化的，「卑微而悲情的歷史觀」。她寫道，如馬奎斯所說，有百年的孤寂下的忍受，而有迎接的重生，那才是文學的主戲：

當某日今天也成為宋元明清下的一個章節時，主義或體制不過都是歷史上的一個詞彙，或是歷史滔滔前去中的一股細流罷了。⋯⋯政治下蠕動的那一群無力卻頑抗的人物，在悲劇中生活，卻比悲劇更長久。

1956年《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發行量1萬2,000本，1972年《大學雜誌》發行量3萬，1975年《台灣政論》發行量5萬本，1979年《美麗島》的停刊號到了14萬。陳映真被捕的1968年，台灣國民一年平均所得307美元，出獄的1975年是979美元。4年後黃凡寫就〈賴索〉，1,958美元。郭松棻〈月印〉發表的1984年，3,233美元。〈趙南棟〉刊載的1987年，5,379美元。

每一本政治刊物在不同的讀者手裡傳閱，每一張鈔票後面也周轉著多上幾倍的流通，當民主化運動與資本主義的時間高速行進，1980年代前後的台灣，文學的時間卻已經走得更遠，走到了李瑜筆下的「某日」，走到歷史地平線盡頭的荒原。

「屬政治的請歸於政治，屬文學的請歸於文學」，李渝寫在標題的，並不是戒嚴體制下明哲保身的裝飾，也非日後某些號稱理性中立人士的犬儒。在1984年，那毋寧是一種激進而決絕的政治宣言，試圖從政治底下，奪回被代表發言百年的文學，與其描寫的微小生活。

但是，當「白色恐怖」、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做為描寫的對象，那究竟屬於政治還是文學？

我想起多年前拜訪過的一位老先生。那天，請他談談自己的事情時，「我為什麼會捲入這個事情呢，」他開口說，「那就要說到，1840年，英國在廣州發動了鴉片戰爭，開始了中國百年的苦難⋯⋯」那自然不是我要問的，而來自當年地下黨的某本宣傳教育小冊子，某個他尊敬的「上級」、「大哥」對1948年國共內戰局勢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文學該怎麼回答他呢？在他心裡更重要的革命理論化的歷史，跟我更想知道的他自己微小的歷史，哪一個更靠近文學要書寫的真實呢？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捕捉那無力的頑抗，同時捕捉那些微小碎片曾經想像的更大的世界，卻不落入體制與主義之中呢？

關於這些，編選者在卷四的嘗試，或許是一種回答的可能。這些小說並不全然關於白色恐怖，並不全然關於革命，也不全然關於回憶的碎片，而關於與之並行的，一天一天存在的生活。從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下的農村與工廠開始，甚至於從1920年代山裡的族人被遷村到平地學習種稻開始，這些小說構成了另一種歷史時間。

它們同樣帶著一種荒謬的黑色喜劇質地。但是，在經濟起飛途上落下，未能抓住機會，乃至被狠狠撞翻在路旁的位置，在文明的碎片裡，構成了一道連續的時間。某一次雨水延誤了曬穀，出外到了城裡卻沒有出人頭地的失敗子弟，假扮成功商人，回過頭來詐騙了村民的收成與寄望。在底層勞動的父親，被美國官員的轎車撞上，卻諷刺地獲得了讓同事眼紅的慰問賠償，孩子也在醫院大口咬下了蘋果。在模糊不清的，僵硬理論難以捕捉的資本主義進程中，這些微小的生活事件，在邊緣的位置，以一種連續的無聲的沉默，一種不強加詮釋的沉默，確認著等待回答的歷史時間的另一種存在。

它們同樣帶著黃昏時分回望的目光，同樣在記憶中往復，然而與政治與信念更拉開距離，更朝向日常的細節。在那裡面，於是比起決絕與哀傷，有著一種更為強韌的生活土壤。陳若曦筆下，那用「我要掃廁所」回答政治檢討指令的老人；蔣曉雲筆下，當年地方的少爺美男子，出獄後為了回鄉探親，用唯一的專長書法，幹起假造古董字畫生意；賴香吟筆下，比起敘事者、那悔恨的懷抱革命的男主角，更為亮眼的草根命、餓不死、總能在跳蚤市場掏到好貨的女主角⋯⋯；在荒原上，彷彿仍有什麼在一夜雨水過後奮力地生長著。

如是，當這些蔓生，在白色恐怖的歷史時間之旁，賦格對位，在其中交纏而生的時間，便超出了黨國政治史的時間，超出了單線的進步歷史進程的時間，也超出了將上述加以拒絕，將世界視為碎片的時間。

在其中，黨國的主義與體制，並不像它們對著「全國軍民同胞」與「人民」宣稱的那麼強大，那麼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充滿孔隙。那些規則，在最基層的生活中，既顯出暴力也顯出無能。田雅各筆下受了文明教育回鄉的原住民青年，筆挺制服被老家認不出氣味的小狗一口咬破；黃春明筆下，外事警察不得不帶著美國使館人員，在沒有門牌的違建矮巷裡奔跑徘徊，尋找被撞傷的工人；宋澤萊筆下，下鄉說明的農政官員，說著台下聽不懂的秦始皇治水歷史，推廣村民買不起的拖拉機，拿不出減稅辦法，在奚落中只能高呼共體時艱。如同田雅各的原住民遊行隊伍，人們將開口，要求使用自己的名字；如同陳若曦的老人，將拿起筆，即使後續仍然空白，也在日記本上寫下新的日期。

然後，也在其中，那馬克思主義分析中被簡單視為「貪嗜腐敗」的資本主義進程，也以它衍生的各種問題，以其生命力，以日益複雜的社會形態，對於黨國簡化的治理體制，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質疑。在受騙的集會裡，在為了自己一年打拚賺來的錢的絞盡腦汁裡，那最終未能告成的村民，對於這個「貪嗜腐敗」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他們說：「只要告得有理，就是一個圓圓的地球也可以把它給告扁。據說美國總統犯法都遭到罷免啊！」

從這裡回頭，會看到什麼樣的台灣？

1977年，中壢事件。1978年，台美斷交，掀起移民浪潮。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案。1985年，十信案百億超貸。1986年，反杜邦示威，同年，黨禁被衝破。1987年，反五輕抗爭，同年，股市開始狂飆，同年，政府宣告解嚴。1988年，五二○農運，蘭嶼反核。1989年，房價倍數上漲，無殼蝸牛運動。1990年，地下錢莊鴻源吸金千億倒閉。1991年，國會全面改選。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

長期以來，支撐黨國體制的三個支架──情治系統的社會監控、專業技術官僚主導的經濟發展、吸納台籍新血與派系的地方性政治選舉，在變遷中，其間矛盾愈發明顯；而掌控整個體制的強人身體愈來愈差，他對醫生說，走路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面。那是威權體制既試圖開足馬力全速運轉的時刻，卻也是面對黨外民主化力量挑戰，上頭零件頓卡吱嘎的時刻。那是仍無人能斷言舊有秩序何時告終的時刻，也是島嶼經濟與社會愈發混亂、愈發化為碎片、難以捕捉確切意義的時刻。與此同時，那也是一個日常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捲入公共議題與對話的時刻。

在2020年思考這樣的1980年代，從白色恐怖的現場到其後的回憶，從黨國體制的刻蝕到社會邊緣的生活，最後，將寫於這段時期的各篇小說，放回到它們誕生的時代，經過3、40年的時間，我們得以更清楚地去看到這些文字，以及那個時代的意義：在未來的迷霧中，亦孕育著一種新的政治，那不僅僅關於推翻威權體制，也關於一種日常的、生活的政治。

這種政治，仍然面朝荒原的前方，但並不信靠預先給定的集體歷史進程的規律，這種政治，更為珍視碎片的每一天，但仍然相信在個人的存在之外，從日常對話開始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這種政治，既是新的，也與過去的時刻相連。回望地下組織的時代，這種政治顯得有些遙遠，但又在根莖之處緊密交會。相較日後對革命的鎮壓、革命的挫敗、乃至革命政權的自我異化，這種政治更加靠近1948年某一天，放學時某一位朋友若無其事問起「你對現在的社會覺得怎麼樣？」的傍晚。

在1980年代的目光中，回到革命與其挫敗將要卻尚未開始的傍晚，那線性歷史時間被召喚的時刻。然後，在那青年看向未來的時刻繼續回看，我們將看見，那歷史進程曾經的許諾，既非真實，也非虛幻，而是俄國革命以後，1920年代以來，在台灣、在中國，在亞洲、以至於東歐、南美展開的一種嘗試。那既是社會主義與各式各樣革命想像的開始，甚至於包括與之相對的，鏡像的國民黨黨國體制：在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各地，一種用先鋒黨、集體主義、黨國專政型態，壓縮時間，以趕上先進國家的嘗試。

以革命理論預約未來的時刻，日常被捲入了革命的時刻，革命理論變得僵硬而化為碎片的時刻，在三個時刻的靠近中，那多年前的問句將跨出這些，再一次回到日常的歷史時間，重新在1980年代展開，試著探問身邊的生活與更大的世界的關聯是什麼。

這種探問並不許諾一個美好的未來。那很可能，如同賴香吟筆下失意革命者在民主化之後所感到的，既有讓心中悲情憤怒抒發的出口，也有著其後的敗壞。那甚至有幾分像是，1955年邱永漢筆下，這四卷裡最早獲得「自由」的逃至香港流亡者的告白。在流亡之地，只有錢是唯一可靠的，「愛自由而拋離故鄉」的他們，得到的是自由的殘酷，沒有任何保證，不得不脫離「善良市民」的人格，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然而，這一次，在從日常出發的政治中，曾經遭受創傷的人們，曾經流亡在自己故鄉的人們，終於爭取到了無所依憑與許諾的自由的人們，或許，將能夠把受到創傷的體制，重新打造成共同生活的基礎。儘管如同身在其中的我們在這三十多年裡逐漸知道的，相較於清楚明白的歷史進程，那將是一個漫長的、走三步退兩步、邊爭執邊對話邊畫出地圖的路程。

《讓過去成為此刻：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卷四白色的賦格，宋澤萊、黃春明、拓拔斯．塔瑪匹瑪（漢名田雅各）、陳若曦、蔣曉雲、賴香吟著，胡淑雯、童偉格編，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