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種子，哪會臭。」影片中吳晟對著小孫女阿k（溪）說。這時，兩人正在書屋外的平台就著枯枝把玩，阿k被刺到後說自己沒有哭喔，接著立刻提醒阿公：「你不要被刺到喔，你是大人。」只見吳晟輕聲附和：「我是大人。」

這是文學紀錄片《他還年輕》的最後一幕。在祖孫互動結束進入屋內之後，導演林靖傑留了一個靜態鏡頭作為整部紀錄片的句點：如「川」字排列整齊的細小枯枝中間，是兩顆綠色的種子，彷若「小」字置於其中。這個結局對於一部以土地為創作根源的詩人紀錄片而言，實畫龍點睛──是渾然天成的自然詩篇，童稚言語如詩，落入畫面成字，令我印象深刻，回味再三。

太過驚喜，因此向導演確認為何以這個互動作為結局，林靖傑則如此詮釋：這是小孫女懂得照顧阿公的感受，表達對阿公的關照。而在成排枯枝中的兩個種子，代表新生，「這不就是『他還年輕』嗎？」

「他還年輕」是吳晟的作品，經妻子提點成詩，是對玉山的詠讚，而年輕，是指向台灣這座島嶼。雖以此為紀錄片名，年近80的詩人總不斷在紀錄片中感嘆自己生命力流失，已然老去，只想趕緊回到書桌，繼續屬於作家的「心靈活動」──在攝影鏡頭掃過處，我們可以看到吳晟傾愛的「懷抱俠義」的浪漫主義詩人，從黎剎（José Rizal）、聶魯達（Pablo Neruda）、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到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無一不碰政治，皆是關懷社會，與吳晟的實踐類同；且鏡頭還帶觀眾一起到達的遠方「書桌」，即是賞識吳晟「土地的吶喊」這種新聲音的文人前輩──聶華苓與瘂弦。觀眾從這些剪輯中，感受到的是不同國籍背景流派文人間的欣欣相惜，也看到了「文學史」。

然而，談到鄉土文學，談到文學史，談到浪漫主義，就不能不提到曾立論著述「沒有土地，哪有文學」的葉石濤。雖同是台灣重要作家，帶有鄉土文學性質，葉石濤與吳晟明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創作者──除了皆生於日治時期（葉石濤出生於1925年／大正14年，吳晟生於西元1944年／昭和19年），同屬男性，有妻有兒，以教職為生之外，寫作的時代不同、背景不同、創作根源地不同、文類不同，受到的教育及文學思想影響，乃至文壇交遊，亦有所別。若以文學作品來論，兩者甚難並列研究，但紀錄片是影像工作者對作家及其作品的「重建」與「再現」，是另一種「創作」，因此，可以從影像文本中找出比較的空間，提取討論的元素。

例如，書桌。在林靖傑監製、許卉林導演的文學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中也有處理到書桌──從受訪者的敘述與照片資料可知，出獄後的葉石濤曾局促到拿板子放在腿上作為書桌，低頭勉力「刻字」，也曾在書冊堆疊的一角以小桌子寫作，最後終於有個真正的書桌──整個房間唯一有光、緊鄰市井、正迎車囂之處，是他獨自進行「心靈活動」的空間。

在文學上，葉石濤與吳晟同中有異，但在紀錄片中的「再現」，則可異中求同。《台灣男子葉石濤》、《他還年輕》這兩部文學紀錄片依序在今年夏秋上映，不免讓人有了比較空間，有諸多元素可以提取、探究，例如吳晟孫女阿k提醒的「刺」，在各種不同的象徵意義上，不僅吳晟，很多大人也都會被刺到，包含葉石濤。「刺」生得如何，有什麼影響，可以有多方想像，對我而言，那是政治與暴力，而拔掉刺、照料傷的，或許是伴侶或許是家人。

故我先就個人特別關注的兩個議題框架，略做討論如下。

首先，是知識分子與政治。無論是否積極參與社會，不管有無關注政治，葉石濤與吳晟兩位作家在不同時期都受到「政治」影響，令他們無法寫作；無獨有偶地，兩位作家也於不同時代，提及作家之有用或無用。

1951年，葉石濤因為購買「匪書」而受到牽連。原被施以感化教育，但國防部在上呈總統蔣中正的簽文中，特別圈出葉石濤與另一人，稱其「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故判決遭到變更，為5年有期徒刑──諷刺的是，又因蔣中正連任獲得減刑。

在那個時代，政治犯出獄亦如瘟神，葉石濤僅能擔任臨時工友以餬口，故感嘆自己是「無用之人」：

「人落魄到這個地步也只好任人踐踏。在那荒蕪的1950年代裡，人能夠僥倖保存一條老命，從那惡魔島回來，也等於是獲得上帝的垂憐，又有什麼不滿可言？糟糕的是我跟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小知識分子一樣，身無一技之長，真是『無用的人』。」

導演許卉林在《台灣男子葉石濤》中以極大的篇幅與力氣，描繪這位作家如何從一個不知民間疾苦，生性浪漫、心向文學的公子哥，轉成一位勤儉卑屈的普通人，有機會取得教職後，仍然受到監控，始終謹言慎行，充分呈現「白色恐怖透過踐踏人的尊嚴對一個知識分子造成的傷害」。

例如，從旁人的口述，我們看到他如何「自我審查」，當面對晚輩不留情面的質疑，他以台語發洩心中的恐懼：「反正我不要再『進去』了！」而他在將文學史與評論的稿件寄給在《自立晚報》擔任副刊主編的詩人向陽時，亦提醒他斟酌使用──只因不願他人受到政治牽連。

戰戰兢兢。葉石濤在解嚴後曾回憶自己那些無法寫作之時：

「當然在這50年寫作生涯中也有不得不輟筆的時候；坐政治牢為了保持一條老命而奮鬥時，當然寫不出東西。失業而徘徊在飢餓線上時也不得不停筆。生存受到威脅，文學之蟲也就敵不過人生的各種折磨和摧殘了。」

不過，葉石濤也不是至死都如此「卑微」。《台灣男子葉石濤》透過年輕文學研究者的敘述，呈現出他對學生暢談文學創作的晚年樣貌。而從可搜尋到的訪談亦可感知，此時的葉石濤頗為健談，無所顧忌，那「無用之人」彷若過去，但「寫作是天譴」這事於他恐怕仍是永恆。

若說《台灣男子葉石濤》是以上世紀、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壓迫，解釋這位出身台南府城的小說家，何以陷入創作困境，《他還年輕》則將囚禁作家、令其噤聲的牢籠架在這個世紀、民主時代的「北農事件」之上──因女兒吳音寧出任台北農產運銷股份公司總經理後捲入的政治風暴，流言蜚語與各種汙衊謠言，影響到偏居彰化鄉間、種樹寫書的父親吳晟。

與葉石濤所處的時代相比，今日台灣社會雖享有言論自由，卻因網路媒介發達，意見無人負責，言語無所節制，形成另外一種傷害。此事件帶給他的衝擊之大，令他彷彿意外跌進了一個異域，無法提筆，無法靜心。吳晟在鏡頭前說，這是一種集體罷凌，不管再怎麼忍都有內傷，而這就是邪惡集團的用意：「這個社會一直逼我，逼得我無法靜下來。」

儘管紀錄片拍攝的兩三年間，吳晟受其此風暴影響至深，故鏡頭前的他「凝」得明顯，彷彿困在叢林走不出來，但完成《北農風雲》的他也吐出怨氣，宣示要回到書桌，繼續寫作。這兩年的痛楚氣凝，是「音寧的事」，也是他人生的某個逗點，卻被清清楚楚收在以他為主角的文學紀錄片中。吳晟雖說尊重導演的創作，卻不太認同那種窩囊是自己的真實樣態。真正的他是單純且帶著幽默感的。

不過，熟悉吳晟，且曾與他在運動場合奮戰的伙伴，恐怕對螢幕上、皺著眉頭操煩的詩人毫不陌生，也對那些豐沛情感的落淚時刻記憶如新。當他想要離開書房、站上街頭時，「牛性」就會上身，表情也是「凝」。2010年，反國光石化，吳晟帶領藝文界連署倡議時，悲憤完全寫在臉上，激動時就寫詩，公開朗讀時往往帶著眼淚，像是在發表〈只能為你寫一首詩〉時哽咽落淚，朗誦〈煙囪王國〉時亦是無法抑制情緒，低頭啜泣。

好不容易國光石化案叫停，中科四期引水工程卻悄悄踩進詩人家門口的土地，環境運動接二連三，吳晟只能以詩一次又一次控訴。2012年春天，結束在行政院靜坐行動的他，寫下了〈無用的詩人〉，向太陽控訴，向天公控訴。

我寫不出有力的詩句 可以阻擋金權集團 貪婪的怪手，埋下暗管 大口大口吞噬水源 大片大片凌遲農田 我寫不出尖銳的詩句 可以剝去官僚 硬化了的心肝，重重蒙住 那一層一層名利的油脂 我寫不出動人的詩句 可以喚回粒粒皆辛苦的歌詠 可以喚回從遠祖傳承下來 疼惜土地的情感 無用的農村詩人，擱下筆 農民鄉親，放下鋤頭 一起去都城的權力中心抗議 一遍又一遍訴求 一聲又一聲呼喊 只有一排一排警力 耐心和我們作伴

與葉石濤因白色恐怖之難而走投無路、自謂「無用」不同，也與其稱「文學是天譴」有異，吳晟雖說自己的詩句無法對抗黑金勢力、政府官僚，但他仍一次又一次地透過書寫與創作，記錄當下的現實，反映人民捍衛環境的聲音，宛如向政治財閥投遞的「訴狀」。

《他還年輕》透過走訪濕地、拍攝水圳與農業用水，設法以詩句與回憶敘事淡淡帶過曾經激昂的「街頭」往事。然而，若深知詩人曾經如此忘情投入這個世間，方能感受「北農風暴」對這位「國民詩人」、熱愛土地的「父親」的衝擊有多大，創傷有多深。

知識分子，真的無用嗎？我尚且得不到答案，這兩部紀錄片亦未對作家對這個社會是否有用做任何論定。但無論有心或無意，他們都觸及了「政治」，呈現這兩位鍾情浪漫主義的作家，如何受到政治戕傷，而失語，卻又因為文學而堅強。

創作是作家的心靈活動，旁人幾乎難以介入或協助，因此，無論作家的另一半如何在生活上支持，在作家的傳記中，總是邊緣的配角，會帶過幾筆，但就傳主的成就與地位而言，通常會被認為並非那麼重要的存在，或是在取捨之間被削去重量。我認為，那與作家如何表述其伴侶的價值或意義有關。

曾在文學研究者的論文讀到，對葉石濤而言，母親甚為重要，甚至化為作品中女性的樣貌，但我對他是否提過妻子陳月得的影響，則毫無印象。不過，在若干訪談與報導中，實有其妻的名字與身影。

根據葉石濤的訪談紀錄，陳月得是大地主的女兒，但父母早逝，故成孤兒，本在銀行工作，經人介紹，與這個已成教員的出獄政治犯結婚。原本陳月得的收入是葉石濤的5、6倍，卻在其要求下，辭去工作專心持家，天天煮飯洗衣過日。

「我們現在住的房子是她的錢蓋的，我一毛錢都沒有出，所以我們如果吵架，她都要把我趕出去呢。」

在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中，陳月得是以一張大合照「現身」，但凡關於葉石濤的生活種種，多由小兒子葉松齡表述，例如其父會帶著他散步，且父親不會使用釘書機；又或者當家裡飛進一隻蝙蝠時，慌張竄逃出去的是父親，冷靜處理的是母親。又或者全家將採光最好的二樓窗邊留給葉石濤寫作之用，餘下皆是暗裡。

我們不難想像，支撐葉石濤的寫作的，是沒有在作品中出現、就連在這部紀錄片中也只是隱約閃動的陳月得。

因此，這部紀錄片裡呈現的「文學」是大寫的──除了作家本人心智結晶，還並行幾代作家及其承載的時代與台灣文學史時，個人的生活相對而言，甚是渺小。家庭是旁支，所有的光必須集中在葉石濤的書桌上，因為作家的心靈已被白色恐怖折磨出灰黑。

白色恐怖影響深入他生活的每個角落，包含家庭。從紀錄片中，觀眾得知政治犯出獄並不意味著「自由」，他仍被監控，而後代也會因此受苦──葉石濤就讀高雄中學的長子，因是身為政治犯之子而在學校遭到霸凌、精神失常，為了照顧他，作家只能擱筆，幾乎無創作的餘裕。

然而，在影片沒有呈現、而葉石濤也無所敘述之處，但稍微熟悉白色恐怖歷史的人都可以想像：葉石濤家人會如何因為其「案底」，而被不斷上門的警察盤問、騷擾。除此之外，日常生活樣態，在葉石濤巨大的作家身影下，就被削弱，或是置入括弧了。

與《台灣男子葉石濤》相反，《他還年輕》則呈現一種以妻女為核心的作家紀錄片──事實上，吳晟並非吳家唯一的作家，除了女兒音寧有文名，小兒子志寧能將文學轉化成音樂外，妻子莊芳華更是副刊有文，出版若干。吳家的文學也是「大寫」的，說的不是歷史與時代，而是能成音樂又行論述甚至實踐的文學大家庭。（吳家就連狗跟鳥都有發聲，有詩可吟）

在文學上，「母親」有著很直觀的隱喻，而吳晟的作品裡，母親更直接連結大地。其母陳純對他的影響不待多言，但在《他還年輕》中我以為，導演或許想強化的是另一個母親──紀錄片一開始即是獲得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的吳晟在台上感謝妻子，稱她是安定的力量，是賢內助，只見台下的莊芳華不好意思低下頭，而當鏡頭要跳接到吳晟位於溪州老家的三合院，帶出詩作〈負荷〉之前的過場，卻是專注堆肥的「農婦」莊芳華；在帶出「農婦」的照片與吳晟憶母的描述前，亦是莊芳華在樹下除草，兩腿一直：「我婆婆說，樹園，當眠床（台語）。」

我不免猜想，從導演林靖傑的角度來看，莊芳華確實是吳晟「安定的力量」，是吳家的運轉的軸心，因此，有不少段落都是由莊芳華操持農務、彈琴、寫字或其話語所啟動或是收束的。

對熟識吳家的朋友來說，這個安排不算刻意。我第一次到吳家採訪，便發現，不斷忙進忙出，張羅茶點的是莊芳華；在紀念母親的原生樹林「純園」裡，吳晟和客人聊天，莊芳華則搶著先去檢查水源土壤和樹木狀況；坐在駕駛座是莊芳華，負責載送客人，並解說溪洲的故事。方向盤上黃布條則透露這家人參與了反核遊行。當我向吳晟提出自己的觀察後，他也語氣驕傲：「她是老師，也是作家，更是我們家的精神領袖。」

莊芳華是吳晟於屏東農專的學妹，協助他編輯詩刊，因志趣相同而成為人生伴侶。吳晟從不諱言妻子既是他的繆思，也是他詩作的編輯。這位能寫詩作文喜好音樂的女子，也曾為人在海外從事台獨運動、因黑名單無法回鄉的二哥莊秋雄出一分力。不論從那個角度想，若莊芳華能像吳爾芙（Virginia Woolf）一般，有「自己的房間」，或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那樣不受婚姻約束，或也是一介女流：是藝術家莊芳華，而不會只是「作家吳晟的妻子」。

吳晟或也知曉，故曾書寫長文一篇，描述妻子自結識以來，便對他有無限寬容溫柔與各種支持，又如何克服生活上的不適應與婆婆的限制──不能看電視、無法彈琴，甚至得承受不留情面的責難，雖感委屈，但也依從。

「在既忙碌、又要順應母親的生活方式中，你逐漸遠離深深喜愛嚮往的音樂。直至子女長大開始學鋼琴、母親的觀念才稍有轉變，而你的琴藝已很生疏。每聽到你苦笑地感嘆琴藝大大退步，我的內心就會湧現無比的愧歉。」

而導演林靖傑則趁著吳晟重訪愛荷華，讓他當著妻子的面，朗讀〈愛荷華家書〉：

你那一雙粗糙的手掌曾經多麼纖柔 曾經多麼適合撫弦彈琴 ⋯⋯ 多年來我未曾向你說過 生活上的種種煩瑣 是你那一雙手一一承受下來 琢磨成孩子們和我 喜愛的甜蜜 而你的雙手已越來越粗糙

托著下巴的莊芳華柔情回應：「還是很纖柔啊。」但正直的吳晟卻道：「是淬鍊」。

這一幕讓許多觀眾討論並傾心，但若是知曉吳晟對妻子的付出與虧欠之意，會意識到莊芳華的回應可能不只是「吐槽」而已，至少我的感覺是安撫，是說「沒關係，我很好」。

林靖傑還剪了進另一段關於彈琴的夫妻對話：莊芳華彈琴不順，向在門外讀書的吳晟抱怨，「鋼琴家都是每天練琴，我沒有⋯⋯。」只見丈夫安撫她，說那是因為她沒有穿上洋裝，叫她穿洋裝彈琴就會彈順了。而莊芳華則聽從丈夫建議，換上洋裝赤腳走向鏡頭，笑說自己很少穿這種衣服，接著是夫妻倆「琴瑟和鳴」的畫面。

在這部紀錄片中，莊芳華彈琴的畫面，跟莊芳華耕種除草、投入農事的鏡頭一樣重要；而莊芳華就著白色筆電寫作、記錄的段落，也跟吳晟就著白色稿紙以黑筆揮字有著齊等價值。當她朗讀著自己醞釀的文字，更令人動情：

「我就像一隻土地上求生的小螻蟻，如果有人能從地球生態歷史的高點來看我的行為，看見我這樣，彎著孤獨的身影，孜孜矻矻營造我的小王國，一定覺得非常可笑。可是，我是真心珍惜土地的信仰。」

如同吳晟在黃色稻海中，單腳跪下解釋：「挲草」時要跪下，農民只跪天跪地跪父母。而這即是他們夫婦對於大自然與土地表達的謙卑。

大地如母親。當吳家人在屋內，由莊芳華的琴聲引領，或以樂器或以歌聲，演繹由吳晟因環境公害而做的〈制止他們〉所改編的歌曲時，是整部影片的中場，在我看來，是莊芳華的支持與吳家孫孩的愛，成全了吳晟的創作與社會關懷，所以，他們唱著：「我們全心全意的愛你，如愛自己的母親，並非你的土地特別芬芳，只因你的懷抱這樣溫暖⋯⋯。」而鏡頭抓住莊芳華戴著眼鏡，唇舌吐出「母親」的那刻。母親如大地。

因為時代差異與經歷不同，且葉石濤已經去世，影像工作者只能盡可能貼近這位作家的心靈，嘗試理解他的苦澀、孤獨與痛楚，在窮盡處讓葉石濤的文學精神得以深刻且立體；而吳晟雖老，但仍能對著鏡頭生氣勃勃地表述心情，甚至渴望將生命的體悟畫作詩篇，亟欲完成種樹建言，繼續理想實踐。

作家各有命運，命運引導創作，透過兩部紀錄片的一死一生，一苦一樂，一個往心靈深處挖掘，一個向外在世界吟誦之間，我們這個世代的觀眾幸運地領受了台灣文學的風采。

作家是否為無用之人？我仍然沒有答案，然而，寫作在上個世代或許是天譴，但願因前輩作家們的耕耘奉獻，於這個世代，寫作可以是上天的祝福，文學則是大地餽贈的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