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廳裡，三個女人和貓。褪去文人議論鼎沸，此刻朱家是全然私屬的。牛皮紙袋上題著「非情書」，大姊朱天文說那娟秀的字跡，一看便知出自父親之手。1954年，放棄杭州藝專學業來台從軍的朱西甯，是陸軍官校的上尉繪圖官，和他魚雁往返的則是家中經營診所、甫從新竹女中畢業的劉慕沙。

在桌面鋪平父母最燦爛的青春，那年他27歲、她19歲。二姊朱天心和小妹朱天衣分飾父母，各就各位讀起書信：

「一切的事業都不怕平凡，唯有文學不能平凡。因為文學不是換取生活的工具，文學不是換兩盒便當吃吃，混飽了肚子就算了的，文學乃是延長生命的永恆的靈魂之寄託。就以我這個最可憐的起碼作家來說，27歲，在整個宇宙的生命中，該是多麼短促的一剎那，可是即或現在我就死了，也不足畏了，我已留下了30萬字的作品，至少在百年後、千年後，我的靈魂的聲音，仍還會在千萬個讀者的心靈上震顫。」 ──節錄朱西甯給劉慕沙的第一封信

紀錄片《願未央》中，女兒們攤開日記和書信召回遠行的父母。起初猶豫，公開私密對話是否驚擾逝者，「即便是父母還是有一種敬畏的，要拆開嗎？他們的文學成就昭昭在目，有必要把他們也許不願意給人看的東西公布出來嗎？」首次執導的朱天文，試圖用訪談和作品再現父母的人生，「可是不夠，剪不出來，真的是撞牆。」

幸虧在信件堆尋得父親同意的線索。朱天文說倖存的書信共123封、超過30萬字，由於家庭背景和社會氛圍，當年雙方祕密通信，積到藏不住就拿去燒，直到劉慕沙決意私奔，才將剩餘的信先寄出。朱西甯允諾會悉心保存沒燒掉的信，留待老年回首，「信裡就有一句，而且留給我們的孩子看的話，讓他們知道當年父母怎麼奮鬥，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朱天文說，這段話總算撫平「窺視」的歉疚。

紀錄片拍攝時，三姊妹都已年過花甲，信中人卻是20多歲的少年，朱天文形容這是最晚認識的父母親，「有史以來，他們永遠是你追趕、保持距離的親人，可是突然這麼真實、純真的一對年輕男女在你面前出現，那個感覺是很奇特的。」

至今筆耕不輟，在文壇各有一方國度的姊妹，訝異父母親甚早便視文學為終生志業，在那個年歲她們可還無法篤定。朱天心慶幸，「我們看過很多人少年的時候立大志，到後來現實磨損，走樣的走樣、離開的離開；但你會看到他們用後來的一生，見證當初那顆黃金一樣的心，所言不虛。」

雖是「非情書」，文學理想外當然也有愛侶的綿綿情話，換來女兒唸讀時「好嚴肅喔」、「真會說啊」等親暱調侃。《願未央》的剪接指導廖慶松認為，正是三姊妹充滿默契的互動和對話，讓傳主在片中復活。朱天文以奇幻小說比擬，父母即便拍不到也不在場，卻意外借聲音穿越時空而來。

「感謝父母賜給我一份與生俱來的文學天賦，使我自幼至今把文學當做生命一樣的酷愛，甚至寧願犧牲一切走向文學。⋯⋯我的命運似乎也注定了我不可能留在繡房做小姐、做富有之家的少奶奶。⋯⋯他從不修飾自己，他的相貌也贏不了我的心，然而他有一種內在的美，那在對他未有瞭解的人所不能發現的美，才會使我離不開他，需要永遠的和他在一起。」 ──節錄劉慕沙私奔後的第一封家書

在苗栗銅鑼客家小鎮，外省人是婚配市場最末流，朱天心回憶當時小鎮還流行「嫁給外省人不如剁給豬吃」的說法。劉家的情結尤其難解，劉慕沙的大哥就讀新竹中學時加入讀書會，被懷疑左傾判感訓，出獄已是大學四年級。長子入獄對劉慕沙的父親帶來重大打擊，對外省人和國民黨更沒好感。

大家閨秀愛上外省軍官，一切得偷偷來。劉慕沙熱愛網球，趁著到台南比賽和朱西甯約會，崇尚自由的她最終選擇離家出走。自從同住鳳山宿舍，朱西甯為得到女方家長祝福持續寫信，由劉慕沙譯成日文寄回家，總沒回音。兩人打算公證結婚，劉慕沙只得登報聲明「脫離父女關係」。雖不回信，放不下女兒的劉家託親戚循線找人。

「外公派了他的弟弟，我們喊叔公，他在高雄的煉油廠做事，按照地址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看到我媽媽在門口升煤球爐，升得整個都是煙，」朱天文笑稱那簡直是個電影畫面。這麼一牽線，劉慕沙在婚後隔年首次返家破冰，也才有朱天文出生時的全家福合照。

朱天心說朱西甯曾提及此事，「爸回去發現有一盆洗澡水，我媽媽留了紙條說要回家，洗澡水還有點溫度，我爸爸掉著眼淚把水裝在保溫瓶裡，因為他覺得媽這輩子可能不會回來了，至少還有一個紀念物。」直到實際接觸，劉家父母才翻轉對朱西甯的印象，「斯文有禮、知書達禮，見到父親就OK了。後來關係是很好的，我爸覺得好吃的，一到（劉家）就是全部煮上來。」朱天文說，父親的再三道歉換來外公和外婆諒解。

搬至景美後，「朱家餐廳轉移陣地，繼續免費供應，而且擴大規模，為文學青年『售後服務』，進入慕沙自謂的『鼎食期』。那等盛況，無需我贅言，凡參與者心底自有一筆帳。」季季側寫，劉慕沙把翻譯稿費拿去買餐盤，還有人拿食材請求「代客料理」。朱天文形容家裡人多時，吃飯像拿破崙方陣，一批撤退再換另一批上桌。

人們來朱家求知識也求飽餐，卻讓姊妹走上與父母相反的待人之道。「我那時候就會說，這是來混的、這是圖口飯、這是來蹭的，當然也會看到很素樸的、對文學虔誠的心，但我就覺得花這麼多時間不值得，一直在我爸旁邊說個不停。」朱天心替朱西甯不平，嘆珍貴的寫作時間白白流逝。

「我父母待人不問後果和回報，幾乎也不設限、不設防，所以我們都反叛了，變得非常孤僻。」朱天文大方承認。朱天心更進一步問，「如果拿80分對壞人的話，請問好人來的時候，你拿什麼對待他？」信奉快意恩仇的俠女揭示：「對壞人狠狠地壞，對好人的好才有價值，不然也就是抹平一切。」

女兒們明白父親作為世故的小說家冷暖在心，只是「熱眼旁觀」。不過她們沒興趣當「中央暖氣」，行走江湖當惜情如金，正如她們在文學路上孤身拓荒，雖千萬人吾往矣。

作為「文學世家」，朱家在台灣既有忠實書迷，也富爭議色彩。

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朱西甯為文指鄉土文學過度強調台灣「本土意識」，可能流於地方主義，縮小民族文化的氣度格局。朱西甯的寫作直面農村發展現實，其代表作《鐵漿》和《旱魃》更被中國作家莫言大力讚賞，但在文學陣營分類上則多被歸為反共軍旅作家。兩姊妹表示，父親力求小說文體的創新和變革，標籤並不公允。

即便如此，時代從不慈悲。世紀末的鼎盛，伴隨各方人馬的爭辯和評論而來，隨著身分認同議題的白熱化，文化界一度掀起「朱天心現象」，社會學者吳忻怡形容，支持者和反對者各自搭上這班論述的火車，敢言敢行的朱天心成了眾人各自投射和解讀的火車頭。

借《我記得》為片名，這也是朱天心文風劇變、轉入政治批判的代表作。《我記得》在1989年出版，那年正是六四天安門事件，《自由時代》主編鄭南榕自焚，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上映，社會改革風起雲湧。一度是榮景、是主流，在時代大浪下也成了被淘洗的一群。紀錄片中不諱直面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回應兩姊妹投入社會參與和書寫選題的「政治不正確」。

片中朱天心解釋，積極的社會參與，是為了還給文學該有的空間。把小說當成理念的傳聲筒，她也未嘗沒掙扎過，「我最終還是選回站穩文學的立場，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了不起的主張或信念，可以踩在文學的頭上而過，要是你連你唯一會的、最卯足力的這一項都輕易讓渡掉，不要去怪別人說文學是為主政者、為大多數人服務。」

朱天心比喻，有些題材的醞釀就像看一條鯨魚，以為是島，唯有耐心等候牠換氣，才見其頭尾，可一等也許要30年。「那時候你想控訴、打倒的人，已經煙消雲散，有沒有文學和小說，大家還看不看，就不是我在意的。否則今天文學的閱讀萎縮到這個地步，你還要幹這個傻事嗎？有時候得不去把後果想得這麼清楚，甚至是迴避的，不然根本一下就該認輸了。」

逆潮流而行的不只朱天心，朱天文形容，一家幾代人都像聽見遙遠的鼓聲，總是不與時人彈同調。朱西甯的遺作《華太平家傳》，從其祖父輩一路寫來，朱天文評析一生歷經戰亂顛沛的父親，是以實然素材來打造他想像中的太平盛世，「我可以打造出我的黃金國度，小說的虛構部分，其實就是以現實為基礎的不滿足，這世界為什麼是這樣？我希望它是怎樣，所以從現實裡頭多那麼一點，這是小說在做的。」

不向民意妥協，不為討喜而媚俗。解釋《三三集刊》發刊詞寫的「文學不能民主化」，朱天文說，只要有經驗的人都明白，創作就是自己的獨裁。參與電影製作多年的她打比方，「即使一個導演在統籌的時候，要做什麼、不做什麼，也是自己決定，不能說這個可以、那個可以，就什麼都沒有了，你的特色都沒了。『文學不能平凡』，就是你獨特的眼光，你怎麼看世界的那個東西，那怎麼能民主呢？」

在曾經美如宮殿的純文學傾頹如廢墟的此刻，朱天文和朱天心一致同意，文學的價值不由排行榜決定。

唯有鑑賞力是文學價值的度量衡，那麼從何而來？回到原點，走進朱家的書房，朱西甯和劉慕沙在書桌並肩創作，海量的書籍是孩子們探索的大觀園。

朱天心回憶，父母一直秉持開卷有益的精神，「我爸他很小的書房，四壁的書，從我們識字以後，就是完全開放的，沒有告訴我們說哪裡是禁區，哪些書你年紀沒到不要看，或是先看哪個，」於是她12歲就讀《羅莉塔》，「覺得要是這一生能寫出我的《羅莉塔》的話，這輩子就來得不虛此行。」

閱讀的自由，讓文學共和國的基因譜早早分化，孕育出兩姊妹不同的武功路數──朱天文偏愛《紅樓》，朱天心喜好《西遊》。即便同住一屋簷下，生活99%重疊，以寫作者來講取材大不利，但人的質地差異給出不同答案，「文學實踐是一個非常奇妙、也非常慷慨的東西。只要你付出，它產生出來的常常超過你自己所預想的。」朱天文稱其為文學的奇蹟。

文學家族究竟如何煉成？自嘲朱家是父母和女兒都敷衍著做，父不父、子不子，滿足基本生活，其餘心力都奉獻給理想。朱天文說朱西甯只要動筆，全家鴉雀無聲，劉慕沙用各種方式哄，甚至把孩子通通帶出門，「大概從小就覺得寫作是最重要的、家裡最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做文學這件事情，就是全力以赴，不要想在這裡頭去獲名獲利，你寫下去，那是附加的身外物，就是專心致志做你該做的。」

兩姊妹回憶，當年父母的存款常常都是赤字，還是能帶大三個孩子。朱天心和同是作家的丈夫唐諾證明，從事文學總能活下去，如今夫婦倆依然住在朱西甯留下的辛亥路老宅中，把物質生活降到最低。朱天心說靠著文學獎的獎金，能獲得「不寫的自由」。

自然養成的環境就如海水，魚兒身處其中不自知。朱天心回憶，父母從來不暗示她們必須投入文學，就連姊妹們投稿獲登，朱西甯的回應也是淡淡的。「不然我們可能什麼都會做，就是不會去拿起筆來寫，那個叛逆的個性。只有在寫作的這一刻，你會抖擻精神、動員身體的每一個細胞，當所有選項消去的時候，還是覺得這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朱西甯在家平等待人，姊妹拿小說給他點評指教，朱西甯通常也只修正標點符號和錯別字，朱天心表示，「他不會去隨便改，因為他覺得每個人獨特生命不同，連失敗或寫得不夠好都是有意義的，只要繼續努力，可能下一季就會有不同的東西。」

只道是創作同行，卻忘了他是父親，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段路。

朱天文說，朱西甯一向不麻煩人，在家裡什麼事都自己來，不請兒女幫忙，「所以他在醫院的時候，天衣可以幫他按摩，在我們來看都是很意外的事。」父親罹癌，三姊妹輪班照顧。朱天文當時正忙著電影《海上花》要到坎城，病房裡朱西甯交代完正事，兩人就各看各的書。

但朱天心總要父親鍛鍊體力，推輪椅在醫院裡走個一圈，朱西甯於是打探消息，先休息等女兒來「操兵」，朱天心後來才意會到，「我其實非常幼稚，因為我好像不覺得他是癌末，還覺得自己是15歲、他是40歲，他永遠會是個強者，不會老、不會衰，我好像永遠是那個可以頤指氣使的，他也就順我的意。」

朱西甯在三個女兒面前各有應對之道，直到多年後，她們才繼承父親留下的「遺產」。「他真的跑在很前面，給了我們面對死亡最好的樣貌，這都是到你後來年齡到了、經歷過了，才懂得父親所給的生命模樣跟模式，」朱天文悔恨地說，不只是面對生命，看待文學的態度也欠父親一個遲來的公道。

「曾經我們覺得要做天下事，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現在來講，其實都分心了。就像我說的，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到極致，人的一生只能實踐一件東西到底。」從辦《三三》開始，朱天文回想自己看輕小說的技藝，不再讀父親的新作，再次重讀已是父親離世後。

唐諾說，朱西甯是職業小說家，朱天文和朱天心頂多算業餘。「他覺得我們像是沒落貴族的詩人，記得一個黃金美好的時期，天氣很好就想說來寫首詩，天氣不好、時局不好，就悶在家裡。」唐諾被朱家姊妹取名「大教練」，是家裡寫作最勤的人，拖著朱天心每天到咖啡館報到，從早上10點寫到下午3點。朱天心說，「我們（姊妹）好像老是會把動保的工作擺在第一志願，永遠是做完了，殘存的精力才來面對（寫作），他覺得這個順序是不對的。」

如今，父母堅持一輩子獻身文學的誓言，是她們有目共睹的路牌。

「現在基本上是屬於倒數的時間，沙漏是倒放，只能希望自己身體夠好，能夠活到像楊絳一樣。」朱天文常抱怨時間不夠，她說人生活到現在，感覺回饋如泉湧，以為忘掉的、不可能寫出來的，都有可能，是好時光到來。「只有小說可以有那把鑰匙讓你去看世界，是我比較需要它，而不再是我還能夠貢獻它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