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七等生於去年（2020）10月24日離開我們，隨著導演朱賢哲拍攝的七等生紀錄片《削瘦的靈魂》將上映，讓這位早已進入台灣文學史的文學人物再度引起討論。然而，即使到今天，仍然是讚美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對許多人而言，七等生的思想怪異、行徑離奇，作品更是離經叛道，難以理解與消化。然而，對他自己而言，他不過選擇忠於自己，並追隨生命的節奏與脈動而已。

七等生長期選擇隱遁與避世，與文壇交游有限，但許多年輕時曾經受其影響的讀者，把他視為徬徨迷惘的青春時期裡，最能撼動與撞擊思想與年輕靈魂的文學啟蒙者。作家駱以軍稱他為「台灣內向書寫的源頭」；郭松棻2004年被舞鶴問及「覺得哪位作家的寫作成績最好？」時回答：「目前為止，台灣最有成就的作家是七等生。」但保釣時期，郭松棻是曾經批評過七等生的，之後卻對他的評價有很巨大的轉變。

在距離七等生寫作起始過了近60年的今天，重新回顧他與其重要創作年代的齟齬，或許更容易透過對七等生的文學評價的變化，嘗試理解與反思，文學與社會文化之間，彼此迎拒頡頏的複雜動力與相互作用關係，並窺看台灣文學場域是否已經達到較大的相對自主性？

七等生創作開始於1962年他在《聯合報》副刊的投稿，當時才23歲的他得到聯副主編林海音的賞識，在短短半年之內，連續刊載了〈失業．撲克．炸魷魚〉、〈橋〉、〈圍獵〉、〈午後的男孩〉、〈會議〉、〈白馬〉等11篇短篇小說，以及〈黑眼珠與我（一）〉等數篇散文，以豐沛的文壇黑馬之姿出現在台灣文壇。1964年又陸續在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等創辦的《現代文學》雜誌發表小說〈隱遁的小角色〉〈讚賞〉〈綢絲綠巾〉等短篇小說。1966、1967年，則連續以〈回鄉的人〉、〈灰色鳥〉獲第一、二屆吳濁流「台灣文學獎」，象徵他的創作引起普遍的肯定。

1977年，遠景出版社沈登恩不但為其出版「七等生小全集」十冊，甚至印行由張恆豪編輯的《火獄的自焚──七等生文學評論集》，這種「作品全集」加上「評論集」一起刊行的待遇，在當時文壇來說可謂絕無僅有。可見從1962到1977的15年之中，他積累的創作量相當驚人，創作實力在喜愛者眼中也被高度讚賞。

觀察其整體創作內涵，我們可以從其最早發表的第一、二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和〈橋〉的基本架構與書寫主題，看出與它們與後面七等生作品的承繼關係。其中第一篇〈失業．撲克．炸魷魚〉描述剛退伍失業的透西，到敘述者「我」的屋子，找「我」和音樂家，以及透西的親戚女孩阿薩幾一起去買魷魚的一些簡單對話。全篇以充滿音樂性的對話文字，搖曳著甜悅的節奏與詩意；同時，對話中又帶出對台灣蒼白停滯的現實環境和虛偽功利的教育界隱晦的不滿與批判，承載年輕人極度苦悶、前途無著的虛無情緒，卻充滿元氣淋漓的文學性。此一進路，即將苦悶轉化為善良無害的自我宣洩，並從中呈現其社會觀察或社會批判，成為後來其勇於自剖自繪「自傳式書寫」的主要模式。

第二篇〈橋〉，敘述兩個高中生平助和吉雄，約好在大甲鐵砧山下的大安溪鐵橋比試膽量，以決定誰能贏得他們共同喜愛的女孩采卿。這樣的比試危及兩岸交通及他們自己的生命安全，因此招來民眾警官和議員的關切，形成一種對峙緊張的氣氛；但原本較為膽怯的吉雄在這氣氛中反而增長了膽量，決定一定要走完鐵橋，而當他們都平安過橋之後，因導致交通阻塞為警官所逮捕。本篇架構了一個由三角愛情關係所延伸而成的人群互動經驗。此一進路，則成為其後由男女情愛的經驗模式出發，藉此返照曲折複雜的人倫秩序的另一大書寫題材。

七等生的作品就是以「自傳式書寫」與「人性幽微的探索」為兩大書寫方向。他的創作對人性敏銳的直覺，尤其對「愛」與「交往關係」的複雜觀察，是其作品具有形上意味的一個要素，也因此能對年輕苦悶的靈魂特別具有吸引力。而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種書寫方向實在也是極為尋常合理的。七等生擅長以飽含詩意與哲思的文字，融合部分超現實的夢幻細節，透過一些生活中的微小事件，來捕捉人性的幽微面及隱喻現實的社會問題。

然而，1967年當他的〈我愛黑眼珠〉、〈私奔〉二作於《文學季刊》發表後，一直到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打得最熱熾的階段，文壇對〈我愛黑眼珠〉一作的質疑與批判卻不斷上升。甚至當1976年陳明福於《中外文學》發表〈李龍弟：理性的頹廢主義者──再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認為李龍弟那狹隘且畸零的眼角，使他慶幸在洪流災難之中「感受到的只是最少的痛苦」。此一說法使得七等生於半年後，同樣在《中外文學》上，罕見地為文強烈回擊。

這種將七等生文學視為「個人主義」、「虛無主義」，甚至「病態」的看法，最極端的表現在某位讀者於1978年9月24、25兩日於《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的〈商青〉一文。此文作者提到大陸淪陷前夕，他的國文老師找學生去宿舍上最後一課，勉勵大家「商青者，不知亡國恨之青年也。」文中作者對當時如周寧（周浩正）等對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的迴護深表不以為然，認為這已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應向社會大眾，尤其青年朋友做一些交待，作者認為共產黨在大陸的崛起，主要是五四運動以後左翼文人刻意描寫政府的貪汙無能和社會的黑暗面，唾棄倫理道德，動搖國本，結果是替「共匪篡國先行鋪路」；將七等生這種「視鄰居的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的作家視為某種精神上的救星，實在是自稱「儒家文化堡壘」的台灣最可悲的評論。

〈商青〉一文強烈的憂國情懷引來後續效應，附和像七等生這樣的文章無疑是替「共匪篡國先行鋪路」的「左翼文人」的觀點，甚至無限上綱至「大陸的淪陷正是這樣的作家造成的」。而1978到1979年間，又因整個政治形勢的緊繃，一篇後來被證實為完全是虛構的〈南海血書〉在《中央日報》連載刊登，譯者稱是從一個叫「阮天仇」的越南難民絕筆文翻成，文中痛訴越共慘絕人寰的暴行，如何使他家毀人亡，最後成為海上難民。《南海血書》後來不但成為當時國中小學生的必讀書籍人手一本，公務機關也大量發放銷售，相傳印行達20萬冊，其中「今日不為自由鬥士，明天將為海上難民」這句話更是傳誦一時。這本如今看來完全是過去戒嚴時代以黨國力量進行思想控制的《南海血書》小冊，後面就附了痛責七等生的〈商青〉一文，在這種肅殺的氣氛中，七等生在當時的艱難處境可以想見一斑。

回顧七等生的創作歷程， 尤其從約1965到1970年、這段他26到31歲的時期，他經歷了結婚、生子等人生重大事件，但在婚後初要挑起家庭擔子的當兒，他卻辭去了教職，以自動去職而非被迫離職的失業狀態參加《文學季刊》之創辦，足見當時他對文學追求的熱烈純真。

但他對文學的追求，導致的是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處境，尤其在1960年代中西文化論戰風波未平的時期，他帶有歐化語法的文字，部分隱晦難以理解的小說形式，甚至某些道德倫理觀，除了讓一般讀者困惑迷亂，現代派文學的路也遭文壇排斥。這使他最終在1970年決定攜眷返家定居，以「隱遁者」的形象遠離當時的台北城，對照其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僵局》書名，就可以看出他當時和整個大環境的「僵持現象」，以及他對自身相當程度的自覺。但其後，可以發現他更勇於自剖自繪，挖掘內在黑暗，成為一位自我鞭撻的「文學偏執者」。

鍾肇政在〈文學使徒七等生〉一文中，載入七等生在1970年回鄉定居前給他的一封信，信裡寫道：

「假使作品不是提供一個新的世界，打擊自我的缺陷，哀傷生命生存，利用一種比喻造成一種美，就會淪為記事，僅只告訴了大眾曾經發了那樣一件事而已。作品永遠是生活的提升和變形物，一種對絕對的理想國的盼望，⋯⋯。作品有如宗教。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想要混生活的玩意。」

如此，七等生後來以持續不輟的創作和「使徒」般的文學信仰，為過去那個僵固的時代，寫下超越時代的見證，並因此成為如今台灣文壇無法抹滅的一位文學標竿人物。如今重看七等生作品，可以發現他揭櫫的愛與交往的人我互動問題，始終存在且尖銳。當時局緊繃，政治或倫理道德對文學書寫方向的干預甚至產生勢不兩立的對峙，恐怕往後也永遠不會消亡。那麼，七等生超越的就不僅是他的時代，也會是我們的時代、未來的時代，這也是七等生文學將會一直值得回顧與深思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