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距離美國大選倒數計時，英國新任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首次與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正式會面。當天，斯塔默從緊湊的聯合國大會行程中抽身，帶著英國外交大臣拉米（David Lammy），在紐約的川普大樓與川普共進了兩小時的晚餐。

會前，英國的代表團帶著些許興奮、些微尷尬，以及更多的不確定性前往赴會，因為大家都深知這場會晤的重要性，但也記憶猶新：外交大臣拉米是曾經批評川普最有力的人士之一，公開稱川普為「種族歧視者」和「同情新納粹的反社會者」。而斯塔默本人也曾經在英國前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的競選期間，發推文諷刺川普支持強森，稱「川普的背書充分說明了強森的政治問題所在，以及為什麼他不適合擔任首相」。於是英國媒體拿出了放大鏡，檢視愛記仇的川普會如何面對這場會晤。

在記者會上，英國媒體直問川普對斯塔默的評價。在一片屏息的期待中，川普回應說：「他人很好（He is very nice），贏得了一場很棒的選舉，儘管他還處於執政初期，但他非常受歡迎。」這話一出，透過電視轉播，從唐寧街到白廳（英國政府所在）的幕僚群都鬆了一口氣。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川普接著用更大的篇幅，大力稱讚斯塔默的政敵、英國右翼民粹主義──英國改革黨領導人法拉吉（Nigel Farage），川普形容他為「長期好友」，並用情緒更滿的「極佳的」（fantastic）來形容法拉吉。而法拉吉近期才被指控在背後主導英國極右派的種族暴亂。

斯川會後，也有人批評斯塔默對川普的示好是「虛偽」，讓英國長期堅守的價值顯得可笑；但也有人讚揚斯塔默的靈活與務實。而斯塔默則肯定這場會晤為兩人提供建立關係的機會，強調「我們會與任何一位美國民選總統合作」。

斯塔默的積極提前示好，反映著大西洋彼岸對美選的重視與焦慮。重複確認川普意向後，斯塔默終於能自信地向外宣稱：「無論誰掌控英美政府，都不會影響英美之間的特殊夥伴關係。」

「英美特殊夥伴關係」始於1946年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的著名演講，首次提出了「特殊夥伴關係」這一詞彙。往後數十年，英美在此特殊夥伴關係的框架下，在外交與安全事務成為最親密的盟友。

但儘管英美間有著「特殊夥伴關係」，英國政策圈在美國大選前夕瀰漫著極度焦慮情緒。不只斯塔默頻繁訪美，英國政府多位高層部長也積極與兩大候選人陣營建立聯繫，試圖了解他們未來的政策。英國智庫更是一窩蜂地談美選，頻繁邀請美國政界人士提供第一手消息。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10月中邀來美國眾議院前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發表演講。當日現場座無虛席，與會者急迫地希望從這位美國政壇重量級人物口中探知選情的動態，和兩位候選人的最新外交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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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座位上擺放著裴洛西的新書《權力的藝術》（The Art of Power，暫譯），以及一本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最新期刊，封面上描繪著一個帶著「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鴨舌帽的美國保齡球，將貼有各國旗幟的所有球瓶，撞擊地東倒西歪，生動地描述著川普的「美國優先」主張對全球所帶來的衝擊。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美國暨美洲計畫主任文賈墨林（ Leslie Vinjamuri）在現場台下提問時，坦率點出了外交場合上不可明說的心聲：「在英國、歐洲和全世界都希望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能勝選，因為大家都很在意美國的國際參與和一貫性。」

9月底，文賈墨林才主持了一場名為「2024年美國大選：全球影響」的研討會，與會人士普遍持悲觀看法。他們認為，如果川普再次當選，全球秩序和國際多邊主義將面臨顛覆性變化。

英國智庫外交政策中心（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的一篇發文直指英國焦慮的核心，文中指出，影響英國未來外交政策最深遠的，不是來自國內的選舉結果，而是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選舉，「但美國有可能被一位挑戰所有英國外交政策既有原則的總統領導。」川普的「美國優先」主張，嚴重挑戰英國深信的國際主義和自由貿易。

在特殊夥伴關係的牽繫下，無論在經濟、軍事還是外交領域，英國比德國、法國可能都要高度依賴美國；這個特殊夥伴關係對於英國，也遠比對美國來說重要許多。脫歐之前，英國的外交政策有兩大支柱：一是與歐洲的經濟整合，二是與美國在外交和安全事務上的緊密合作。但脫歐已使英國與歐洲的關係鬆動，若與美國這一支柱在選後受損，英國將不得不進行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對外戰略全面評估。

脫歐後，美國成為英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英美雙邊經貿的重要愈加突出。然而，川普在競選活動中曾揚言，未來將對「幾乎所有」進口產品徵收10%的關稅，這一政策若落實，對積極藉由美國市場填補脫歐貿易缺口的英國而言，將是重大打擊。

另一個讓英國與歐洲國家坐立不安的是川普對烏克蘭戰事的冷淡。普遍的擔憂是，川普上任後，會大幅降低或停止援烏的軍備，歐洲各國必須投入更多的資源與精力，捍衛自身歐洲安全。

在此當下，世界各國正勒緊安全帶，準備迎接美選結果可能帶來的衝擊。《報導者》在美選前兩個月，採訪英國政策圈中的政治人物、外交官與智庫學者，試圖梳理英國政府的當前印太政策，且預測其應對美選結果可能的轉變。

外交圈裡普遍認同，烏克蘭將是美選結果衝擊最大的國家之一。若川普勝選並減少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英國將不得不承擔更多的歐洲安全責任，集中資源處理鄰近問題。這將大幅限制英國的國際資源分配，並影響其對印太地區的承諾。

英國智庫「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CSRI）執行長安德魯・葉（Andrew Yeh）進一步指出，如果川普是以威脅方式壓迫西方盟友，將適得其反，可能導致歐洲與美國愈加疏遠，也更忽視美國要求歐洲介入印太的要求。這將是台灣最不樂見的情景。

審視英國當前的印太計畫，除了預期維持HMS Spey（斯佩河號）和HMS Tamar（添馬號）兩艘近海巡邏艦在南太平洋與東南亞的活動，2025年計劃再度部署航母戰鬥群回到印太區域，以及皇家輔助艦隊的不定期部署。2027年起，在AUKUS（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的協議下，外界也預計會有英國核潛艇從澳洲西岸部署到該地區。英國在印太的部署，價值不只限於英國海軍的能力，能發揮更大效益的是與盟友的合作。

印太地區的安全依賴多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多邊合作框架，包括AUKUS、QSD（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以及美日韓、美菲等聯盟，共同維護該地區的開放與穩定，也與台灣的安全息息相關。

自2021年英國發布「向印太傾斜」（Indo-Pacific Tilt）以來，英國明確表態印太地區是其國家利益的重要部分，並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同年，英、澳、美三國宣布成立AUKUS，該合作框架成為英國參與印太事務的重要途徑，英國協助澳洲建造新一代核動力潛艇，而美國則向澳洲出售核動力潛艇。AUKUS被視為對抗中國擴張的關鍵力量之一，遭受中國指責該計畫為「非法核武擴散」，並批評其加劇區域軍備競賽。

在2024年美國大選前的9月底，AUKUS三國首次在美國以外的地區會晤，由英國國防大臣希利（John Healey）在倫敦作東，主持第三次AUKUS部長級會談，三方再次確認合作承諾，確保核潛艦建造進度。10月，三國海軍共同在葡萄牙進行一系列軍事試驗，測試從1.6萬公里外的葡萄牙控制位在澳洲海域的無人艦。英國海軍聲明指出，此次試驗顯示三國海軍具備從全球任意地點指揮和控制船艦的能力，「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執行任務。」

然而，現實的財政與產能挑戰使外界對AUKUS的未來進展抱有疑慮，美國能否按時交付潛艦，以及整個生產計畫的進度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三方合作的政治承諾是否能持續落實。美國民主黨預期會延續對AUKUS的支持，而澳洲前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透露，川普在他們會面時表達了對AUKUS的熱烈支持。但隨著選舉推進，一些分析家也警告，川普的「美國優先」主張可能會導致美國取消或延遲潛艦交付，進一步打擊該合作框架的穩定性。

這個結盟中，可能鬆動的一環不只是川普執政下的美國。

為AUKUS增添變數的，還有澳洲工黨政府內部的分歧。試圖調整抗中路線的新任澳洲工黨政府中，有多名元老近期公開嚴厲批評AUKUS是「史上最糟的決策」，認為該協議削弱了澳洲的主權，並警告第四大城伯斯可能因此成為核打擊目標。相較澳洲前自由黨政府強硬對中立場，工黨上任後改採務實外交路線，軟化立場獲得回饋，中國已解除澳洲部分進口限制，澳洲活龍蝦得以回歸中國市場。

而AUKUS的第三方英國，也正在學習澳洲工黨的務實路線。

英國工黨政府的印太和對中政策，還未定案。英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受美國長期戰略驅動，工黨政府的立場還在演變中，一是等待美選結果，以制定應變政策，另一方面則是集中精力應對國內經濟增長需求，故預留了運作空間，試圖改善在保守黨任內疏離的對中關係。

工黨對中國的策略以「3C」為核心：合作（Cooperation）、競爭（Competition）、挑戰（Challenge）。這與先前保守黨政府的「保護（Protect）、結盟（Align）、交流（Engage）」政策表面上雖有相似之處，但工黨在執政初期顯然更側重於「合作」。一位不具名的外交官受訪時向《報導者》直言：「工黨政府正循著澳洲的務實路線，比前任政府更積極地與中國往來。」

美選前倒數計時的兩個多星期的時機點上，拉米訪問中國，這也是過去6年來英國外交大臣第二次訪中，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舉行會談，以行動證明工黨正以「務實精神」重新與中國接觸交流。王毅稱此會面是「英中雙方合作的新起點」。

但英國媒體觀察，工黨政府謹小慎微地低調進行此訪中行程，同時，首相府的官員接受媒體《Politico》訪問，強調此行是重新開啟與中國定期對話的機會，但希望外界不要把此行定義為「重置」（Reset）與中國關係。在拉米之後，英國財政大臣里夫斯（Rachel Reeves）也計畫近期訪中，試圖重啟2019年中斷的英中經濟對話；甚至斯塔默也考慮訪問中國，可能成為繼2018年的梅伊（Theresa May）後，6年多來第一位訪中首相。

工黨沒有大張旗鼓宣揚拉米的訪中行，不只顧慮美國盟友，主要是英國的對中政策還在全面盤點的過程。斯塔默在選前承諾對中政策進行全面審查，並在就職後100天內發布報告。據了解，該報告將延至明年（2025）發布。但部分專家對工黨政府目前展現出的對中立場表示擔憂。

在拉米訪問中國的前夕，英國外交部強烈建議國會英台小組議員推遲邀請前總統蔡英文訪英的計畫，以避免干擾拉米的外交行程。同時，拉米在新疆人權問題上的立場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衛報》（The Guardian）報導拉米已放棄在選前將新疆問題定義為「種族滅絕」的承諾。

英國政壇對中政策採強硬立場的一位不具名政界人士點名指出，「對我們來說，工黨裡的蒙德爾森（Peter Mandelson）是個壞消息。」蒙德爾森是曾助工黨知名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勝選的幕後軍師，曾任貿易大臣和歐盟貿易專員，與中國有密切關係。儘管他對中國的看法在此時顯過時且與現實脫節，卻仍在工黨形塑對中事務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蒙德爾森在工黨下台後，創辦戰略顧問公司“Global Counsel”，推動英中交流，和中國短影音平台TikTok有業務往來。

從會晤川普到與恢復與中國往來，面對國內的質疑聲浪，「務實」二字成為工黨最有力的反駁論點。就如同斯塔默不只一次在媒體面前宣稱：「我們首先是務實主義者。」（We are pragmatist, first and foremost.）

在全球局勢日益動盪下，美選結果增添不確定性，讓國際務實主義氛圍增強。

政策圈中也有一派解讀，認為川普的當選或許也是一個轉機，促使美國盟友更發揮自己的作用，為分擔國際安全做出貢獻。英國智庫「地緣戰略理事會」（Council on Geostrategy）的聯合創始人羅杰斯（James Rogers）表示「川普會全力踩油門，要求盟國增加國防開支」，「在英國已經有很響亮的聲音呼籲國防開支需要增加」。

CSRI執行長安德魯・葉也提出相似觀點，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可能改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英國將面對更大的壓力，要採取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可靠戰略夥伴。

這派的學者也認為，美國的重心從國際主義轉向更重視國內利益，已成不可逆的趨勢，即使賀錦麗當選，盟友們仍將面臨分擔國際安全責任的壓力。英國政府曾設定目標，到2030年將國防預算從占GDP的2%提升至2.5%，並有激烈辯論是否進一步提高至3%以上。這將提供英國額外的軍事能力，支持其在印太地區的角色。

工黨上任後，英國國防部（MOD）7月宣布展開「戰略防衛檢討」（SDR），預期在明年初發布，其中已務實地明列北約與歐洲安全為優先事項，對印太著墨有限。持不同意見的政策圈人士在10月也紛紛發聲，呼籲政府不應忽視印太事務。

地緣戰略理事會研究員薩吉特（Grey Sergent）在10月中對英政府提出報告〈第一島鏈的危機與挑戰：英國的應變〉，文中直指印太對英國國家利益影響重大，主張將資源分配到印太地區，並不會與北約優先的國防方針相悖，而是符合北約聯盟的利益與發展。

無獨有偶的，工黨政府倚賴的前首相布萊爾領導的智庫「布萊爾全球變化中心」（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在同日也發表〈英國國防戰略需要在人工智慧時代進行重啟〉報告，呼應英國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國防戰略的新時代已經到來，應正視由俄羅斯、中國、北韓和伊朗組成的新「劇變軸心」（The Axis of Upheaval）正在侵蝕全球穩定的事實，以及人工智慧與無人機等新型技術帶來的挑戰。文中建議英國在首相內閣辦公室成立綜合防禦戰略小組（IDST)，強化與北約和AUKUS合作，「時間緊迫，行動刻不容緩」。

即便工黨希望以務實精神，小心翼翼地走在高空繩索上，尋找美中對抗的最佳立足點，但學者認為，工黨政府在蜜月期後，終究必須直面中國為國際秩序帶來威脅的現實。羅杰斯也強調，全球的軍事平衡正在改變，中國在未來可能在第一島鏈的軍事上占據主導地位。除了美國，各國軍備能力的增長速度恐怕不足以應變。他主張，低國防支出的時代已結束，面對新「劇變軸心」的威脅，歐洲各國──包括英國──都必須開始重整軍備（Rearm）。

羅杰斯認為，台灣也面臨同樣的現實，必須大幅提高軍事預算：「無論是10%、4%或5%的增幅，美國政府都會認可，並作為其對台承諾的參考依據。」台灣必須證明自身具備強烈的自我防衛決心，這將影響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力度。

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在引發西方盟友集體焦慮的同時，也推進了提升軍備以正視威脅的諸多討論。在川普主義的影響下，西方盟友過去兩年常掛在嘴上的外交辭令 “We need to do more” ，或許會變成現實。